清明忆父

父亲于2015年农历7月11日凌晨4时5分与世长辞。

我一直想为父亲写点东西，如果真有在天之灵，父亲也一定在期盼着我为他写点东西，不是要歌功颂德，只是要写，在他看来，能写本身就已经很重要。上世纪90年代末，我的长期伏案写作终于有了点回报，出了几本破书，在那个小圏子里有了点小名气。我写的那些风花雪月鸡鸣狗盗，不知父亲看懂过没有。但我知道，他常拿着我的文章看，不仅这样，还爱将我写的书送给邻居朋友，一半是炫耀，一半是自豪。我动了无数次笔，写了无数个开头，每次都拿起又放下，严父的点点记忆，一一涌上心头，我不知该从何写起。

于是，一直假装着遗忘，可装着装着，又在多少个不眠之夜里，想起他，一点一点的细节，清晰地在脑海里盘桓着不去，整夜无法入睡。然后第二天，又装着遗忘，装着开始我浑浑噩噩的新的一天。这样周而复始，一天一天地过。直到今天中午，哥哥打电话来说，父亲的墓碑已立好，突然痛从中来，一个人呆坐于办公室，很久很久，没有了父亲刚去世时那种想大哭一场的感觉，却更有刻骨的痛，一阵一阵袭来。

记得7月初8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和母亲通了电话，却没有和病床上的父亲讲上几句。7月初9晚上却接到了父亲病危的消息。连夜开车赶到医院，却只见到一个全身插满各种管子的父亲。我一直寄希望他能好起来，就像平时那样，我们聊上几句。父亲用手指在我的手心里划着，可我怎么也无法猜测他写的是什么。父亲性格温和，父亲的一生，从来都是隐忍，甚至逆来顺受，平平静静地接受命运对他的安排。

可这一次他急了，一辈子没有反抗过的父亲，拼命要拔掉身上所有的管子，他一定想和我们讲什么，想和自己心爱的孩子作最后的告别，他的力气竟是这样大，态度竟是这样的坚决，他对这世界加予他的，作最后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反抗。我们拼命地压住他，希望他安静下来，粗暴地将父亲人生最后的反抗压了下去。父亲的眼角，挤出了一滴泪。

父亲，我就是你眼角的那一滴泪。

父亲身体一直不太好，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兄弟姊妹经济也不宽裕，我跌跌撞撞从大学毕业后，到了粤西教书，然后娶妻生子，日子过捉襟见肘，没有多余的钱孝敬父母。因我和姐姐在同一个城市上班，父母先是照顾姐姐的小孩，然后又是照顾我的小孩。那段时间，是我们在一起最多的时间。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不习惯一下子清闲下来，常常拿着一本书，一看就是一个下午，母亲总是笑着讽刺他：“我们家又多了个教书先生。”在老家读书时，我们很少有时间和父亲单独在一起，更不懂得怎样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父亲七岁过继给我奶奶，十几岁时在外拉板车开始养家糊口。生活中的苦和累，他从来没和我们讲过半句。

记忆中，父亲永远是忙碌的，寡言的，与世无争的。就像老家门前那条小河，永远缓缓地流，就像小时候家门口的那棵苦楝树，大自然把它们塑造成什么样，它们就心甘情愿地长成什么样。让我们更惊诧的是父亲的内秀与聪慧。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才读了几年私塾的他，可以这样静下心来看书，而且对古典名著里的人物关系理得清清楚楚。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偶尔提笔，让我们全家“教书先生”汗颜。小时候农忙季节，看父亲在田里犁田，一声吆喝，一道鞭响，牛就不紧不慢地沿着它的路线走，不像有些农把式，把牛的老祖宗都问候遍了，牛还是赖着不动。

我们村的男人，百分之八十曾在铸造厂里干活，有的人，干了一辈子，还是只能出蛮力、干死活，而父亲则是一名真正精巧的工匠。文学作品里常常赞美劳动的美，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劳动的美一定就是父亲那样的，行云流水，一种真正的行为艺术的美。有时候我想，其实父亲何尝又不是那一条牛呢，他只知道拉着生活的犁，一步一步地向前，每天起早贪黑地劳作，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我参加工作的头几年，单位频繁变动，两年搬了四次家。每次，对搬动那些笨重的家具，我都束手无策。而父亲每次都有办法将它们化整为零，到了一个新地方，又像一个老木匠一样，将木板一块块组装起来，总是那样妥贴，没有损坏过任何一个小东西。后来的岁月里，我又搬过很多次家。每一次搬家，我和妻子就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每次要鼓捣一个小东西时，我总爱说，要是老爸在就好了。然而，再也没有一个老爸，可以为我忙上忙下了。

帮我和姐姐带了几年小孩后，父母执意要回老家。一方面，他们不习惯广东的生活，更多的原因是，他们不想给我们增加负担。父母身体都差，我们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去种田了，千万千万注意身体。想不到，回家不久，65岁的父亲，居然跑去一个私人铝制品厂去干活去了。做了没几天，一滴滚烫的铝水，飞起来溅进了父亲的左眼。父亲被紧急送往湖南湘雅医院，手术摘除左眼球后，要强了一辈子的母亲，不想父亲的左眼空洞洞的，父亲也一定希望自己能体体面面地出现在熟人和乡亲面前。于是，父亲装上了假眼。想不到，没多久，左眼又发炎，没办法，又做了一次手术，将假眼取了出来。

父亲65岁以后的人生，全毁在这一滴铝水上了。

从此以后，寡言的父亲，更不愿意见生人，熟人同样也不想见。每次出门，一定要戴上墨镜，每次家里来人，父亲不是默默地进了房间，就是匆匆地将墨镜戴上。那个自信的、从容的父亲不见了。在我家住时，我见他常捧着书看，担心这样对惟余的右眼视力也不好，就经常劝他出去走走，母亲也劝他出去走走。于是他又戴上墨镜，和母亲出去了。在我们小区，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也没有人会去关心一个异乡老头的眼睛，他就这样固执地戴上墨镜，把一辈子承受过的苦难，都隐藏在那两片镜片后面了。

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受严重的肺气肿、冠心病的折磨，走路、呼吸都困难，更多的时候，是坐在沙发上吸氧。我每次离家回广东上班时，他一定要挣扎着站起来送我。每次发动车子，我习惯回望四楼。四楼阳台上，两个老人，趴在栏杆上，向我挥手……

父亲那个匆匆地戴墨镜的动作，那趴在栏杆上落寞地挥手的样子，成为我此生深刻的记忆。

父亲去世后的刚好一个月，即农历的8月11日凌晨，父亲入梦来。就像父亲去世的那天晚上情形一样，我们匆匆将他从医院运回老家，父亲躺在床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我一直不相信人死后尚有灵魂一说，但那晚的梦，却是那样真切。从读书到参加工作，和父亲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我更愿意相信，父亲是实在不放心他的小儿子。我和父亲的性格太像，隐忍、不多言，甚至于逆来顺受，而于谋生的艰辛，父亲比我有更深切的感受。哥哥说，你买点纸线烧给他老人家吧。那天下午，我打听了很多人，跑了好几个地方，总算是买到了广东人用的冥纸，在阳台上，我一张一张地点燃了这些异乡的纸钱。

纸灰飞扬里，不见慈父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