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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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有尽头。这是宿命。我突然感觉到，我余日不多了。
我很想回老家。离开繁花似锦的广州，离开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回到一厢之隔的故乡湖南，回到熟悉亲切的牛角镇，回到生我养我的银盆村。而我最为渴望的，是回到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却不是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老伴身边。回去以后就陪着她，哪儿也不去了。
我不讨厌广州，也没有仇恨，甚至还有些喜欢。这个城市特有包容特有爱心。我在这里居住好几年，丝毫感觉不到本地人排外的思想。我强烈地想回老家，是因为我不想留下孤孤单单的老伴在家。老伴已经走了三年，但我时时刻刻感觉她还活着。活在我们朝夕相处欢声笑语过的红砖瓦房里，活在我们一起劳动过的、后来埋葬她的仙人井山上。
闭上眼睛，我就仿佛能看到，让我时时刻刻魂牵梦萦的老伴，孤独地，沉寂地，耐心地，在老家每一寸田野上、每一块山地上、每一条小路旁，默默地等待我，无声无息地召唤我。
确切来说，自老伴2010年端午去世算起，到2013年端午，刚好一千零九十二天。我是数学老师，在牛角镇教了一辈子小学数学，对数字特敏感。在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时常听到老伴呼喊我的声音。多半是在梦中，老伴穿着我给她买的红色夹心棉袄、绝色灯芯绒裤子，笑眯眯地叫我：老头子哎！这种呼唤有时是在白天。我打个盹，老伴就会恍然出现，鹤发童颜的样子，一颤一颤地，向着我慢慢走来，缓缓地招手。
我对老伴越来越厉害的思念，源于我越来越厉害的喘气，还有早就呈现的无比消瘦。人病了，老想有人陪伴。老人病了，而且病得严重，就会思念家乡，甚至死去的亲人。
我一直食欲不振，稍稍运动就咳喘困难。严重时，上三层楼梯都要歇息几次。我的喉咙老是嘶哑发痒，总有去之不尽的浓痰堵塞。使劲咳吐出来，全是黏稠的黄色团状。很多年前，我就有了慢性支气管炎，症状厉害时，喉咙嘶嘶响，抽风机一样。我身高一米七三，正常来说，应该要有一百三四十斤。可我现在只有一百零七斤。来源不明的消瘦，使我面颊深陷，胳膊枯干。尤其是两肋毕现，伸手一敲咚咚响，仿佛两块干柴。以前在老家，人们叫我“得长子”，“得”是我的名字，我叫李得田，“长子”即高个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具有显性特征的人物外号。那时候啊，我是长而不瘦，身上还有些肌肉。但是现在呢？四个孙女外孙说我像丝瓜，广东本地产的那种，粗糙，黑质，狭长，毫无瓜果的肉感，表皮上还覆盖着角状硬质。人老了，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爱美之心嘛，我觉得自己不至于那么丑。我就争辩，说顶多像湖南老家的丝瓜，至少没有难看的角质。
喘得太厉害，瘦得也厉害，尤其是感觉呼吸特难受时，我才去医院检查。一个人去的，不想麻烦孩子们。我子女四个，大女儿工作生活在广州越秀区，二儿子工作生活在东莞常平镇，三儿子工作在深圳关内南山区、住在关外宝安区，四儿子工作生活在中山石岐区。他们都要上班，各自有不咸不淡的家庭，有谈不上喜欢听说收入还不错的职业。他们老是说忙得要死，我特能理解他们，外来的和尚要念本地经，别说他们全部买了房车，很多人能够扎根广东已经特不容易。老伴在世时，孩子们一年难得回老家一趟。银盆村的乡亲说他们都有出息，就是不孝顺。我不这么认为，每次都解释孩子们忙工作。我暂时住在大女儿家的旧房里，广州一个旧的小区。偶尔也会去儿子们那里看看。
广州出门就是车，搭车特方便，就是拥挤不堪。随便走在哪条街上，后面的人一不小心，就贴在了前人的背上。广州人脾气好，顶多回头瞪你一眼。我去了大女儿家附近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跟我一起下棋的广州老人推荐的，说那里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特别厉害，是大型的三级甲等医院。厉害不厉害无所谓，只要方便就好。按照呼吸内科医生建议，我先做了X光线和肺功能检查等项目。检查完毕，去到诊室，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医生瞄了我的检查报告单一眼，举起X光片对着灯光看，一边问：“呢（广州话音，你）抽烟多吗？”
我使着劲，长长地咳嗽一声，说：“多……以前抽得很多……”
中年男医生害怕传染似的，左手迅速将口罩拉上捂住口鼻，右手指着敞开的窗户，说：“不要对着我说话，我问你问题，你对着那里说就答啦（广州话音，行了）！”
窗户台面上摆着一盆郁郁葱葱的绿萝。让我对着那里说话，特别怪异，但我还是照着做了。扭身，转头，对着绿萝，哑着嗓子说：“以前抽得多，近几年咳……咳得厉害，就抽得……少了。”我在说话时，一个打扫清洁的壮硕阿姨站在窗外，隔着绿萝冲我暧昧地笑。
中年男医生用细长手指啪啪弹着X光片，一边训我：“呢要是早点来看，早点不抽烟就好啦，呢看看这两片肺叶，现在都弄成这个样子，呢啊呢……怎么搞的嘛？”
我条件反射地转身凑近了去看。中年男医生赶紧摇头，说：“喂，呢莫靠近我！”
我担心自己得了癌症。将身子重新转回，头扭向窗前，小心翼翼地问：“什么病？”
中年男医生将X光片递给我，对着电脑写处方，说：“考虑为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悬着的心放下。我听见自己破锣般的呼吸，问：“这个病厉害吗……怎么得的？”
中年男医生头也不抬地说：“呢说厉害不厉害啦……如果病变严重，动脉血气恶化，肺动脉压增高，心脏负荷也严重，加上心肌缺氧，等等，会诱发右心衰竭，那样子就不得了啦！”他写完处方，又慢条斯理地说：“这种病的形成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就是老年性肺气肿，像你这种阻塞性肺气肿也是不少的啦！”
我的心颤抖一下，说：“这个病……治得了吗？”
中年男医生说：“呢先吃段时间药看看，注意戒烟和保暖，千万不要受凉感冒，还要避免烟雾粉尘、刺激性等气体对呼吸道的影响。又说，肺是人体很重要的器官，又没有再生的功能，好比一个机器坏了而且还很不好修，总之，一定要注意好好保养的啦！”
我还要再问时，诊室门开了，一个头发半吊在脑袋上的胖老头，怯怯地进来。中年男医生瞪大眼睛问他：“干吗？”胖老头说：“轮到我了。”中年男医生说：“先出去，我还没叫呢的号！”胖老头疑惑地看我一眼，慢步退到门边。中年男医生冲我挥挥手：“答啦，先交费去吧！”拉下口罩，对着躲在门口的胖老头重新招手：“到呢啦，快进来！”
此时的医院如同热闹的市场，患者众多，声音嘈杂，只是喧嚣得有点怪异。医护人员神情肃穆行色匆匆，患者苦大仇深面无表情。不时有载着病人的推车飞快滑过身边。一路小跑的亲属仿佛在追逐逃跑的债主。我提着装有X光片的塑料袋子，木讷地坐在药房长椅上等待取药。一个与我年岁相仿的老太太坐在对面，冲我不断地点头，鸡啄米一样。我的边上，坐着个额头贴了黄胶布的女孩。黄胶布女孩看着老太太古怪的点头动作，捂嘴偷笑。
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这是一种震颤性病症，肢体维持一定姿势时引发类似的动作。有时双手震颤，有时单手震颤，头部也会不断点动或摇动。百分之六十的震颤病人有家族史。老伴就有这类症状，她的祖上有人得过。老伴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偶尔因精神紧张过度疲劳或饥饿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不太严重，尤其喝了些酒之后，很快就好。
一个壮实的中年男子过来，搀扶鸡啄米老太太走了。鸡啄米老太太背部微驼双腿微张，犹如前行的螃蟹。我突然想起老伴。她也是这样。驼背是因为积劳成疾，双腿外张是因为挑担过多腿部长期承受重力。只不过，老伴头发是扎起来的，黑白夹杂，长短及脖，仿佛老家常用的扫帚。高粱穗子扎成的那种，朴素轻便，结实耐用。我觉得非常好看。
实际上，老伴的头发早年确实美丽。甚至盖过她那白皙圆润的脸庞、如同老家水蜜桃样丰韵成熟的性感身段。尤其在年轻当姑娘家时，一条乌黑发亮的长辫挂在脑后，晃呀晃的，把我晃得晕晕乎乎。农村女人嫁了之后，一般会将头发剪短，弄成齐耳那种，方便劳动和清洗。我一直觉得，女人的头发是她的第四性器官，仅次于生殖和胸部、臀部。前面三个隐蔽的地方不能外露，可以光明正大诱人的唯有一头秀发。结婚之后，我央求她不要剪成那样，说没有长发的女人比草难看。她笑成一朵花，说女人头发有一半为男人生长，你喜欢那样我就为你留着呗！后来，我们都老了，有了四个孩子，有了四个孙辈，成了名副其实的老伴。老伴的黑发不再生长，白发却像田里的稻穗，一拨又一拨地顽强不息，而且变得稀疏干枯。老伴将花白的头发扎成扫把状，问我觉得好看么。我说好看。
我没说假话。老伴去世时，我亲手剪下她脑后的扫把，用她穿过的麻布衣裳包好，珍藏在大衣柜的抽屉里。麻布透气防潮，老伴的头发毫不变质。头发如同骨肉，长在老伴的身上，也就有了灵魂的。这几年我在广州生活，老伴的头发孤独地留在老家。前年和孩子们回老家上坟，我想好带上她的头发，走时又忘了。人就是这样，老眼昏花时，总是想起过去刻骨铭心的东西。不管人还是物，真到了眼前，却又迷迷糊糊地遗忘。
广播响了：雷打田，请到色号窗取药！李得田，请到四号窗取药！一个男药师趴在取药窗口，分别用广州话和普通话叫唤着我的名字。我忍着咳嗽去取药，忍不住老泪纵横。
2
老家患肺气肿的老人，犹如稻田的青蛙，随处可闻蛙鸣，却与工业毫无关联。
牛角镇没有什么工业，只有二十几个规模很小的私营烟花爆竹厂，而且是中小微型。镇干部牛皮哄哄地说那是经济，我觉得那是作坊。在生我养我的银盆村，工业二字比鬼还难看到。但“银盆”二字却非浪得虚名。村子中央有口圆形池塘，早些年，夕阳西照时，水面泛起银色的波光，像个银色脸盆。可惜这种景象彻底消失。池塘长期依靠自然雨水，久而久之，缺乏流动的池水泛绿，除了茂盛的水葫芦，什么波光都一无所有。村前有条小河，河的两岸是肥得流油的稻田。冬天的田里冰雪遮盖，春季的田野插播秧苗，夏秋两季则遍是金黄的谷浪。村的后边是连绵起伏延伸百里外的山陵，地理上叫作城墙岭山脉。除了白雪茫茫的冬天，从山顶到山脚，多年以前，全部种满季节性的旱地庄稼，高粱、麦子、红薯、黄豆，等等。在这种毫无污染的天然环境里，奇怪的是，村里老头三分之二的人患有肺气肿。每天凌晨，这些嗜烟如命的老家伙，叼着自制的烟卷，手里撕着刮屁股屎的秸秆，咳着长长的嗽，慢慢腾腾地走向自家茅厕。茅厕坑上的踏板大多年久腐朽，还放置不稳。有一次，一个肺气肿老人拉屎时咳嗽用力过猛，一头栽进茅坑，搅翻了的陈年臭气，熏得半个村子的人掩鼻痛骂。
我去县师专进修过，先后在牛角镇几个公办小学当老师，不仅是银盆村早期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也算得上全镇有文化的人。我了解过，之所以是老头子患肺气肿，而不是老太婆，主要源于当地男性吸烟的传统。在老家，抽烟叫“吃烟”。一生把吸烟当饭吃，也没个节制，吃饭时抽，拉屎时抽，走路时抽，睡觉时抽，甚至有人说跟女人做那事也在抽，不得肺气肿才怪！我是教书先生，也是沾满泥巴气息的俗人。因为我是农民教师，不是国家统招的大中专毕业生，没有干部身份。农业户口是我一生的标签。我穷极一生只能是个代课老师。镇里几任教办主任都遗憾地告知，对解决我的身份问题爱莫能助。但是他们却成功地解决了同样不是科班毕业的镇长儿媳妇的身份，让她成功转为事业编制的正式老师。我在年轻时染上烟瘾，对县卷烟厂生产的一种廉价纸烟着迷。虽然过滤嘴都没有，又辣又呛，吸进口里却特过瘾。那种烟最初五分钱一包，后来涨到二角、五角，现在五块。让我诧异又理解的是，得了肺气肿的老家伙们说肺气肿算个卵，不过是人年纪大了易犯的老毛病。他们吐着浓稠的黄痰，咳着拼了命的长嗽，从来不看医生。究其原因，有观念的问题，更是经济的因素。这些老家伙大多活到七十出头，一口浓痰咳不出来，在张嘴干喘中死翘翘去了。
有些人害怕死亡，有些人越到老越想自在。反正最后都是一死，为什么要戒掉心爱的烟呢？有些老头子甚至说，没有女人无所谓，没有烟才生不如死。我这个俗气的教书先生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对自己患上这个病毫不怀疑，更没感到丝毫恐慌。虽然开始有些伤感，很快我就鼓励自己，压根就不要去治它！用那些老头子们的话说，肺气肿算个卵！
说归说，有人还是至少去镇医院看过一次。早期的牛角镇医院哪有医疗条件和医治手段，去了就给你打吊针。几天后又是一个卵样。镇上有个牛逼哄哄的江湖中医，说是有祖传专治肺病的中药。结果人没治好一个，他自己也得了肺气肿。咳起来呱呱呱，像只成年癞蛤蟆。
明年，2014年的中秋，我就七十四岁啰！即便现在死去也值得。我在广州生活这几年，孩子们不断告诉我，又收到老家信息，谁谁的爷爷奶奶走了，谁谁的父母又走了。几乎成了老家的主要新闻。每走一个，我就在心里比较，以我现在的年岁来看，即便我今年挂掉，也赶上他们死去的平均年龄。
唯一让我害怕的是在广州死去！如果死在人海茫茫的城市，被殡仪馆通红的炉子焚烧，然后扔在某个墓园巴掌大的格间，我的灵魂绝对不会安息！熟悉而又亲切的家乡，银盆村背后城墙岭上那个叫仙人井的凹处，是我老伴长眠的地方。我要在生命行将消失之前，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回到深深眷恋的老伴身边。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家园，守护着我们相约死后偎依栖居的地方。看着家园慢慢变老。看着墓地长出鲜花野草。
想好了就要付出行动。就像当年坚决娶老婆那样。我将检查报告收了起来，把医生开的药扔进楼下的垃圾桶。我在等待团聚的机会，跟孩子们提出来，我要回去老家生活。
喉咙嘶哑无药可治了，我就猛喝开水缓解症状。这是我长期摸索出来的窍门，胸部不舒服导致喉咙梗塞，喉咙一梗塞我就不停地喝开水，还真能够起到暂时舒缓的效果。很多老人的想法与我一样，病情能够暂时舒缓，那就是有效的治疗。管他个卵！
3
2013年的端午如同肺气肿老人，在我时好时坏的咳喘中缓缓而来。
中国的几大传统节日，春节、端午、中秋，甚至清明，都是团圆的日子。在牛角镇，每年端午，嫁出去的女儿必定携了丈夫子女回娘家，娘家兄弟也会叫了老婆孩子来吃饭。早些年，农民穷，一年难得吃上几次猪肉。买三斤猪肉回娘家，是女儿女婿必备的礼数。娘家兄弟不送猪肉，儿媳帮着婆婆包粽子招待小姑家人就行。当然，娘家兄弟也要走岳父母家，往往与回娘家的姐妹凑不成一桌。其实，上了年纪的老人并不稀罕那些礼数，儿孙满堂欢聚，举家其乐融融，比什么都来得幸福。老伴年轻时不仅干得了繁重的农活，粗糙的双手还非常灵巧，能够包出花样繁多的粽子。我清楚记得，子女们小的时候，爱美的大女儿要求母亲用红绳扎粽子，专属于她；老实的二儿子四儿子没有特殊要求，个头够大就好；只有三儿子调皮，要求母亲包出尖尖的羊角形状。遗憾的是，改革开放后，四个孩子跟随打工大潮去了广东，将家安在乡亲们无限羡慕的发达地区，却将孤独和守望留给我们两个老家伙。
老伴在世时，每年端午，我们两个老家伙守在空荡荡的屋里，幻想着儿子女儿孙女外孙团聚的情景，常常泪流满面。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唯独一次，四个孩子都带了他们的子女一起回到老家团聚。小家伙们在床上又跳又闹，踩断了一块床板，还打破两个杯子。我和老伴一点也不生气，尤其是老伴非常享受那种热闹。后来，老伴常常念叨小家伙们何时再回老家。还常常问我：老大的儿子是不是长高了？老二的女儿是不是变漂亮了？老三的女儿是不是听话了？老四的女儿读几年级了？老伴去世后，大女儿在广州买了新房，将旧的两居室腾出给我住。2011年和2012年端午，三个儿子携家带口地赶来广州姐姐家，全家人吃粽子的情景，也让我记忆犹新。广式粽子放了肥肥嫩嫩的猪肉和五颜六色的豆类，香滑润口。我不感兴趣，孩子们兴趣也不大。大家怀念老伴包的白粽，什么也不掺放，裸粽蘸糖，吃起来爽口。端午是老伴的忌日。看着孩子们欢快地围聚身边，我也慢慢淡化了伤感。有首歌唱得好，“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一家人团圆的滋味，比老家的槐花蜜还要甜。老伴在世时，每次孩子们回老家，平时舍不得花钱的老伴会特意跑去镇电视站，花二十块钱点于文华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吃饭时特意转了镇电视节目看。
今年的端午呢？二儿子三儿子说公司有事走不开，四儿子带老婆孩子和朋友们去惠州玩。离我最近、平常最体贴我的大女儿也没了空。她要忙着下午新开的培训课程。
大女儿是银盆村首位读过大专的女人。我进修过的县师专原来只发中专文凭，后来与一所大学合办升格为大专。也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大女儿，在牛角镇中心小学当了两年老师，嫁给镇委副书记的儿子。镇委副书记儿子只读了初中，依仗关系在县自来水厂买指标当了工人。大女儿与镇委副书记儿子水火不相容。镇委副书记儿子骂大女儿人漂亮心肝黑。大女儿骂镇委副书记儿子没文化脾气臭。打打闹闹不到一年离婚散伙。心高气傲的大女儿公职都辞了，去到广州一家私立学校做行政。初到广州的大女儿过得艰辛，过年也留下补课赚钱。每个子女都是父母心上肉，我和老伴动员大女儿回老家重新嫁人，好歹照看得到。等大女儿返来时，已经带回广州的老公。女婿年长大女儿十岁，高瘦粗黑颧骨突兀，侧面看上去像只猿猴，普通话也一般。他是广州一家国企的普通工人，憨憨厚厚，对大女儿非常好。后来，女婿因为企业倒闭提前下岗，熟悉教育行业的大女儿却在广州成了人精，驾轻就熟地开了家教育培训机构，还添置了一套更大面积的新房、买了台白色本田越野车，叫色阿微什么来的。
请我来广州住是大女儿的主意。大女儿性格长相随我，快要半百的人仍然显得年轻，身材也没发福。我不太喜欢大女儿的打扮。头发烫成大波浪又染上棕青色，都无所谓，大城市的女人嘛！问题是，一成不变地穿着收腰短上衣、紧身细脚裤、红色高跟鞋，显得胸部奇大臀部特阔腿部特细，活像变异的彩色圆规。一个秃顶中年男人老称大女儿为“靓女”，我却总想给大女儿提下打扮方面的意见。但想到吃她的住她的用她的，忍住没吭声。
四个孩子没空陪我。女婿带着儿子文仔，请我去喝茶。所谓“喝茶”，是粤地人们休息聚会的一种方式。在广州，这种喝茶聚会的地方特多。有些老字号茶楼规模高达两三层。周末，人们不慌不忙地起床，拖家带口地奔向茶楼，早餐午餐都在那里厮混。这种情形下，茶楼多半生意繁忙，客人们常常取号排队。这几年，好多高档酒楼生意不好做，干脆将午宴取消，改做喝茶业务，一来聚焦人气，二来薄利多销。广东人实在，这样也好。
落了座，女婿叫了一壶普洱茶和几份糕点食品，问我还要不要叫份粽子？
我说够了，吃不下。其实，再诱人的广式茶点我都不喜欢。我喜欢老家的酸菜，就着粥喝特有味道。老伴在世时，每年秋天干燥季节里，都要晾晒大量萝卜辣椒豆角，用盐水泡腌成几坛酸菜。这些酸菜浸泡着老伴的心血，就着白饭吃，也香甜可口。
二十一岁的文仔长相像妈，饮食爱好像爸，喜欢吃广式茶点，除了黑黑的普洱茶。云南产的普洱茶大量销往广东，仿佛为广东而生。每次去茶楼吃饭，文仔都会带上一瓶可乐，就着冲鼻的碳酸饮料，摇头晃脑地啃着鸡脚。经过特殊处理的鸡脚松松软软，有个好听的名字：凤爪。大女儿的主业是给中小学生业余补习功课，自己的儿子却初中高中都没考好，只上了个职业技术学院。成绩一般的文仔，谈女朋友却厉害，大学没毕业，听说已经有了心上人。
我对留着长发的文仔说：“外公马上要回老家，跟我一起回去不？”
文仔低头划着手机，说：“外公您没搞错，我们广州是国际大都市呢！”文仔每次说广州都会加上“我们”，还要特意使用白话语调。实际上，他就是广州人。没人说他是湖南仔。
我对女婿说：“我要回老家去了，住在这里太久，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呢！”
女婿嘿嘿笑，掏出烟，递给我一支。下岗后的女婿买菜做饭，大事都是老婆做主。这样也好，大女儿不受欺负。唉，什么心态，外孙都快大学毕业，我还在瞎操心女儿。
我摆摆手，说不吃烟了！我说的是真话。这两年，肺部越来越不舒服，烟吸进去就咳嗽，瘾也不太厉害。我坚持一下，竟然莫名其妙地戒了。疾病可以轻视，命该要还是要的。
当晚，大女儿打电话问我为什么突然回老家？我说：“看到你们生活得幸福很放心。”大女儿说：“这就怪了，我们生活得好您在这里应该过得开心啊，是不是觉得我们工作忙没时间陪您？”我的呼吸紧了一下，说不是这个意思！大女儿说：“我马上同老二老三老四讲，今年端午大家没空，等凑个周末过来广州陪老爸！”我咳了一下，说：“我想你妈了，怕她一个人在家孤单呢！”大女儿一听就哭了。我从大女儿嘤嘤啜泣里读到被理解。女人的心细一些，只要我说“想你妈”，大女儿就会明白。问题是，光了解我的心思有什么用？你们的妈妈去世三年，头一年你们还去上个坟，后两年没踏进老家一步。上坟是个形式，但母亲含辛茹苦拉扯大四个子女，如果死后连上坟的形式都省了，那不是彻底遗忘？活着的老人岂不更加心寒？
对死去亲人的怀念已经失去，对活着的亲人也在淡漠。形式上的端午已经可有可无。下一步，中秋，过年，清明，全都省了……我不能想，一想心就痛。心痛，胸口就闷。
大女儿有没有跟老二老三老四说我不知道。端午过后的两个周末，四个子女都没动静。我宁愿相信大女儿忙得忘了给弟弟们打电话提团聚的事，也不愿相信她只是顺口对我说说。问题是，老二老三老四呢？端午没来看我也就算了，连个问候也没有，只是向姐姐解释他们没空。也许他们确实忙得不可开交，甚至抽不出三分钟给我打个电话，只能在上厕所时顺便发个信息给姐姐，请她向我道声端午安康。唉，别说了。我以老人之心度子女之腹，似乎不好。不过，孩子们来与不来无所谓，我却要告知他们：老父亲真的要回老家了！
我打通二儿子的手机，说：“老二啊，我要回老家了呢！”
二儿子怔了一下，说：“回老家干吗？”二儿子鼻音很重，像用手帕捂着鼻子说话。我听出打孔机器发出的啪嗒啪嗒声，猜想胖胖的二儿子可能行走在车间流水线上。
二儿子学的是机械专业，大专毕业后去了东莞常平镇一间台资企业，从普通员工做到技术总监。二儿子总是跟我说台资企业如何严，员工去厕所也要打卡，还要求员工正式场合对人毕恭毕敬。二儿子经常抱怨却从没辞工，只是说台湾管理人员特虚假，敬礼看似标准，实则悄悄观察然后伺机说鬼话。二儿子也算有本事，娶了本厂漂亮的江西籍文员做老婆，在常平镇买房生女，前几年还买了台黑色的丰田汽车，叫什么凯美瑞的，车身修长好看。
我说：“我不能一直住在老大那里，总得要回老家去住啊！”
二儿子说：“对不起，不多讲了，我正在车间检查，台湾佬看见会去老板那里告我状。”
我有些怅然若失，急促地咳了两声长嗽，说：“那你去忙吧。”
二儿子没问我为什么咳，说：“那我先挂了啊，您到家了告诉我一声。”
吐出一口黏稠的浓痰，喝下一杯半热的开水，我打通了三儿子手机。
三儿子总叫我老爷子。电话一通，他先开了口：“老爷子，您老在干吗？”三儿子的声音带着吊儿郎当的味道，旁边还有嘣嘣嚓嚓的什么的士高声音。
这个兔崽子让我又爱又恨。长得精瘦精瘦，走路也手舞足蹈，就是喧闹的猴子。猴子似的三儿子高中没毕业去了深圳。可惜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想做，前前后后十年里，开过网吧旅馆，做过餐饮批发，没一样做成功。老伴在世时总是担心三儿子，一家人团聚时千叮万嘱，要大家不要忘了老三。三儿子还算争气，与人合伙在深圳南山区开了两间潮流服饰批发店，还在宝安区买了套二手房。在深圳打拼的人，工作在关内，买房在关外，很正常。关内的房价简直就是天价。三儿子很快又买了台长城哈弗越野车，经常跑去兜风玩酷。大女儿二儿子嘲笑老三，说买个大块头国产品牌车装逼。三儿子也不生气，摇头晃脑地说：“我这是爱国，当心你们的小日本车哪天被人砸了。”大女儿很生气，拿筷子敲他脑袋，说：“广州满大街跑的都是日本车，没见谁的车被人砸了，有本事你打钓鱼岛去啊……”
我对三儿子说：“你人在广东，怎么老学东北人讲话？”
三儿子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老爷子您要是东北人，我就一纯种东北汉子。”
我哭笑不得，说：“别瞎扯，我要回老家了，说真的呢！”
三儿子说：“好啊，您回家赶快种点地，千万别施化肥，等我回来吃绿色蔬菜。”
一口浓痰涌上，我低声说：“那……我就回老家了。”
三儿子说：“老爷子您路上注意安全，可惜我没空，否则一定送您老回家。”
我拨通四儿子电话时，呼吸有些紧促，说话已经不太顺畅。
四儿子是我家唯一吃公家饭的，毕业于一家省属大学本科汉言语文学专业。平常温温和和的，偶尔发表一首小诗就发狂，还要打电话朗诵给家人听。四儿子早年在中山市一家外资企业做行政，后来招考进入市属事业单位。四儿子也算是有本事，找了石岐本地女孩结婚生子，最近又买了台本田什么飞度的短屁股车。四儿子总是怀才不遇，说自己考着公务员一样的试，得到与公务员不一样的事业编制，最终还干公务员活拿事业编钱。我教育四儿子千万别在单位眼高手低，一个外地蛤蟆在广东吃上国家粮已经不错，闹什么公不公务员的。我们这些老家伙看来，那些在公家单位上班又有正式编制的人，就是吃国家粮、属于公家养起来的人。不知外面天高地厚，已经过上旱涝保收的日子，还折腾个卵啊？
我对四儿子说：“老四啊，我要回老家了呢！”
四儿子自从进入单位后一直变得低声下气。他说：“嗯嗯，我也想回老家，好累。”
我有些奇怪，说：“你又不是下田干活，成天叫累做什么？”
四儿子说：“整天和一帮本地老女人打交道，言语不通，还要受她们唠叨，心累。”
我突然笑了起来，说：“你不是会写诗吗？那就多写，不要花心思在她们身上。”
四儿子说：“我晕，现在更不能写了，人家就是觉得我是文人才嘲笑的呢！”
我也晕了。在我看来，文人从来都是光荣的名词，至少说明有文化素养。四儿子老是向我诉苦，说文人在本地人眼里就是不切实际的代名词。我懒得与四儿子再扯，挂了电话。
直到回家那天，话语真真假假的四个孩子没有过来团聚，只是在我回家前一天晚上打电话说要来送，被我一一拒绝。大女儿说行啦，老爸是知识分子身体也健康，一个人回家也没问题。大女儿没说假，我前年秋天回老家参加一个长辈的丧礼，就是一个人坐火车来回。我的内心希望四个孩子有人送我。既然他们这么高看我，我只好孤独地踏上旅程。我知道自己老了，但还是记得，不管从东莞中山到广州，还是从深圳到广州，他们要是开车过来，最多不过两个小时。花上半天时间送下老父亲，之于他们而言，也许真是一种奢侈。
大女儿给我订了火车卧铺票。晚上从广州出发，天亮时抵达老家县城。文仔提议我坐高铁，坐到衡阳再转。我觉得转车麻烦，票价又贵。虽然他们肯掏钱，但我习惯了节省，何况又没急事。出行时，大女儿在培训机构忙，叫女婿送我。女婿开着大女儿的白色本田车送我到车站，才说了一句：“再见，到家记得打番个（白话口语，打回一个）电话。”
赴死一样匆忙的旅客不断推搡我。我推着行李裹入滚滚人流，眼泪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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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在凌晨抵达家乡县城。我混在背扛肩挑的乡亲们中间出了站，好几台破旧的中巴堵在门口。踏上家乡土地的瞬间，有种与广州恍然隔世的感觉。汽车噪音与乱停的车辆，成为家乡城市最为显性的亮点。其中一台红色中巴挡风玻璃贴着张纸，歪歪扭扭地写着：往牛角镇，有空调。我走过去，一个斜背黑色挎包的中年妇女猛地蹿了过来，大声问我：“去牛角镇吗？”我点点头。中年妇女拉住我，指着红色中巴说：“快上车，马上走了！”说着猛推了我一把。
车门离地有半尺高度。我将行李箱搬上车时感觉吃力，也有些接气不上。要在往常，哪怕就在四五年前，几十斤重的行李，我一只手就能甩到车上。
乘客很快坐满。多半是在广东打工的民工，有些还穿着印有某某建筑公司的工装。一个六十几岁的黑瘦男子，掂着装满衣服的油漆桶，戴着黄色塑料安全头盔，坐在我身边不断挖鼻。中年妇女过来售票时，安全帽男子问多少钱？中年妇女说八块。安全帽男子学着广东腔说：“没搞错吧？这么近，广州坐多久也才两块钱啦！”斜叨香烟的司机转头鄙夷地说：“那你下车去广州坐！”安全帽男子说：“我又没讲不坐，去年从广州回来才收六块，一年就涨了这么多。”安全帽男子买完票，敞开衣服，散发一股酸臭。像他这样的还有好几个，使得整个车厢弥漫着烟尘交杂的浊味。我知道安全帽男子和我坐同一列火车。对这些农民工兄弟，我总是怀着深深同情。他有可能是坐票，不过对照返乡的拥挤人流，也可能是站票。从他从事的工种上来看，长期在工地上日晒雨淋，呈现的年龄往往大过实际年龄，也许他只有五十来岁。
一个小时到了牛角镇。县城特有的汽车喇叭声消失，换之同样鸣叫不断的摩托喇叭声。高楼大厦不见了，街道两边的低矮商铺沾满灰尘。顾客稀少的铺面门前，麻将桌在满地纸屑中摆开。坐着打牌的人神情凝重。站着围观的人不断吆喝。家乡味道更浓了。几台摩的围了过来。其中一台加装尖长雨伞的摩托呼地停到我面前，戴着宽边墨镜的青年司机大声招呼：“喂，去哪里，坐不坐摩的？”我问去银盆村多少钱？墨镜青年说“十块”，也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伸手将我的行李箱拎起，绑在摩托后座。我不好拒绝，抬腿上车，夹坐在行李与墨镜青年的中间。墨镜青年脚一踩引擎手一捏油门，摩托打着一串响屁，昂头奔腾而去。
越往前开，乡村气息越浓。飞扬的灰尘没有了，嘈杂的声音彻底消失。摩托抵近银盆村时，熟悉的乡间公路两边，金黄的稻田犹如广阔无边的地毯。有些田里，脱粒机已经工作。面孔熟悉的乡亲在脱粒机上一下一下地抬腿踩动，“喔喔”的机打稻子声轻快又好听。
突突的摩托载着我，越过广阔的田野，经过村前的小河，开上石拱桥时，一个矮矮壮壮的妇女挑着稻谷，正甩开膀子有力地往前迈步。矮壮妇女好像村东头李大鬼儿媳，叫什么名字我却忘了。老了不长记性啊！从李大鬼儿媳妇身上，我看到了老伴当年的影子。收割稻子的农忙时节，许多农村妇女都是这样卖力。当然，老伴的背影比她们都要美。
家乡的稻子一年种植夏秋两季。收获季节，老伴犹如这位矮壮妇女，挑上刚刚脱粒下来的新鲜稻谷，甩开膀子阔步前行。我也会收割、脱粒、挑担，但老伴劝我以学校工作为重，尽量不要请假回家帮忙。我家有三亩稻田，除了插秧收割时我会帮手，施肥杀虫浇灌管理等，都是老伴的主业。最让我开心的，是在稻谷挂穗前和老伴下田拔稗子。稗子是一种有害稻子的杂草，长得与禾苗相似。清除稗子的活不太累，行进在稻田里，我会讲述许多发生在学校的故事。老伴听得非常认真，记住不少老师学生的名字，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逸事。每次停歇的间隙，贴心的老伴会将装了井水的军用水壶给我，先让我喝，然后她喝。有一次，我被蚂蝗吸住小腿。老伴摘下蚂蝗，用坚硬的稗秆穿翻它的肚皮，晒在滚烫的田埂上。老伴说：“蚂蝗生命力强，只有晒干才不会复生。”
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将三亩稻田给了村里的李矮生无偿耕种。李矮生年近六十，很快他也不能下田。村里其他家庭，青壮年男性外出打工了，伺弄田地的事交给留守老人和妇女，或者荒芜。受到特殊保护的基本农田，除了无法改变用途，没有劳力的家庭只能这样。即使上面有耕种补贴，谁会为了可怜的补贴死守几亩稻田？我在广州时，在广州打工的银盆村乡亲李桔皮找我聊天，说在外干一个月活顶得上种田一年的收入，谁还待在老家耍卵？李桔皮年过六十。他每次来找我，都会带上两瓶啤酒和一包花生。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家乡的种种新闻。李桔皮说他孙子也在广州，留了个什么杀马特头，就是不想做事。还抱怨说他孙子这辈人，书没读多少，田地不会种，打工又嫌累，不知道到底想干什么。
过河便入村。拐过村中央浑浊发黑的池塘，绕过两片长满野草的菜地，三株挂满颗颗青果的枣树下面，就是我家。一幢二层的红砖楼房像个孤独矮胖的老人，坐在枣树荫之下。二楼阳台栏杆是白的，三楼楼顶栏杆是白的，窗户外框包边也是白的。外墙全都裸露。农村房屋就是这样，乡亲们不会花力气装饰，更不会装修外墙。将栏杆窗户外边刷白，倒有一番和谐朴素之美。有钱人家才会将外墙贴上磁砖。日光照耀下，整幢房子发出银色的光芒。
墨镜青年收了钱，不无羡慕地说：“你家房子好大好漂亮。”我说：“你家也漂亮吧！”墨镜青年说：“漂亮个卵，我家住在镇上。”我说：“那不更好嘛！”墨镜青年说：“好个卵，我现在是‘两不像’‘三不管’，有个城镇户口又没班上，不像农民不像工人。”我说：“日子总会越来越旺的。”墨镜青年在路上与我简单聊过，知道我家一些基本情况，就说：“旺个卵，你家子女很早去广东赚了大钱，我父母当时不让我出去，现在想出去又不知道干什么！”他说得没错。早些年，镇上那些不屑于打工的干部子女和吃国家粮的人，如今在家乡守着一份要死不活的工作，人人过得灰头土脸。外出打工赚了钱的农村青年，反倒趾高气扬。墨镜青年走时给了我一张卡片，叫我需要出行时给个电话，他马上就来村里接我。卡面是烫金的，写着：
专车接送随叫随到张贵友
尊享热线 135XXXXXXXX地址：牛角镇城关街
墨镜青年走后，一条黄色土狗追逐一只黑毛母鸡，从我身边撒着欢飞跑而过，将我的思绪彻底转换到鸡飞狗跳的乡村世界。虽然忍不住长咳，我的心里却温暖起来。就在我家相距不远处，也是一幢二层红砖房下，一胖一瘦两个老妇，正靠着墙面痴痴地朝我张望。她们身旁，四个大小不一的孩子蹲在地上把玩塑料汽车。
她们都是邻居。胖乎乎的老人叫八婆。瘦得如同竹竿的老人叫七婶。我拿出广州带回的手信（广东话，即礼物）走了过去。四个孩子马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手里的手信。八婆和七婶惊喜地看着我，异口同声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将手信散给他们，说：“刚到家的呢！”八婆说：“你忘了家乡，这么久都不回来看看。”七婶说：“长子命真好，成了有钱的广东人。”我说：“我成不了广东人，这次回来不走了。”八婆说：“银盆大队出息的社员都搬出去住了，你要回来住，开什么卵玩笑嘛！”七婶哈哈大笑，说：“我们倒是想你回来住，你那四个广东子女会骂你的呢！”
她们的话提醒了我。我真的骂了四个兔崽子，就狠心让老父亲千里迢迢一人返家。
开门。进屋。一股霉味扑鼻而来。再走两步，头部和肩膀缠上横空布阵的蜘蛛网。有指头大的蜘蛛从掉落的网上悠然垂下，飞速逃跑。久不住人的房子就是这样，空气长期不流通，一些木制家具还会潮湿霉烂。好在家乡的建筑习惯好，坐北朝南的房子不太会潮湿。
我家的两层房子，上下都是三进，每进两间。楼下，左边一进是我的，一间是我和老伴的卧室，一间存放家具杂物；右边一进是二儿子的，一间是大人卧室，一间是他女儿的卧室；中间一进是厅堂，前面大间是客厅和餐厅，后面小间是厨房。楼上，左边一进是三儿子的，一间是大人卧室，一间是他女儿的卧室；右边一进是四儿子的，一间是大人卧室，一间是他女儿的卧室；中间一进，前面大间堆放粮食，后面小间存放冬天衣被，以及四个孩子小时候穿的衣服。老伴说孩子们成了家就是别家的人，只能留着他们穿过的衣服存个念想。我多次劝她扔掉，老伴舍不得，也将我和她的旧衣服统统留存。家乡有规矩，女儿是嫁出去的人。我们没有预留大女儿房间，她带老公孩子回来时，只能另外腾房给他们住。
我虽是个代课教师，也算有份旱涝保收的经济来源。家里食用开支来自老伴的耕种养殖，我和老伴省吃俭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了这幢房子。到了2000年初，孩子们各掏一万块，将室内室外装修一下，还在房前打了口手压水井。摇柄一压，吱吱呀呀地出了水，久不用时，水有股铁锈味。没有工业污染的银盆村背靠连绵起伏的山陵，地表层又深，水质特好。乡亲们没有喝茶的习惯，房前屋后打一口井，生水直接饮用，清凉又甘甜。早些年间，家家都备有热水瓶。但不是装热水，而是用来装凉水，因为热水瓶价格便宜性能好。
厅堂大门打开。阳光射进屋子，照着墙上两幅镶了金边的镜框。框里装着彩色相片，一个是我，一个是老伴。我穿着黑西装扎着红领带，表情生硬。老伴扎着扫把头穿着红外套，微笑甜蜜。相是六年前一家人团聚时照的。当时，牛角镇流行为老人拍彩照，逝去的老人也不留黑白相。拍照的是镇文化站小伙，拿着数码相机和三角支架，特专业的样子。事后，三儿子说相片是悬浮加美颜，弄得爸妈白面红唇像僵尸。大女儿骂三儿子乌鸦嘴。其实拍的时候，我也不满意。文化站小伙非要我穿上他提供的脏西服。我身材瘦削而西服宽松，穿上感觉特不合体。老伴却非常开心，花白头发梳了又梳，几次问我好不好看。四儿子说他经常给领导拍接待照，等天气好了给爸妈拍。可惜成了后话。领导一个电话，四儿子屁滚尿流地赶回去，说好给父母拍照却没了下文。三儿子骂骂咧咧地说，老四当官肯定说假话，可能还是个贪官。
我将装有老伴相片的镜框取下，用袖子轻轻擦拭布满的灰尘。一边擦拭，一边抖动，使得镜面聚集的阳光忽明忽暗。恍然间，我感觉相片上的老伴有了生的气息，说老头子你回来了啊！我的心猛地一紧，胸口堵了一下，哑着嗓子说：“老婆子啊，我回来陪你了呢！”
5
乡村的黎明被鸟吵醒。鸟们越是激动地歌唱，越说明安然宁静。这种浸透骨髓的宁静，让所有的生物听力出奇，仿佛每一寸空间都透明，空气的传导没有任何阻碍。村东头的母鸡咯吱一叫唤，村西头的公鸡就会竖着大红冠侧头聆听。村南头的公鸭嘎嘎一叫唤，村北头的母鹅就会拍着翅膀张目警惕。晚上，如果没有陌生来客惊扰熟睡的家狗，整个银盆村就是死气沉沉的世外桃源。除了月亮洒下的光辉，什么灯光都没有，夜行的乡亲只能带着手电。
八婆说的“银盆大队”，是因为银盆村在人民公社时期称“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划分十个生产队，生产队直接管理农户，农户就是社员。早期的银盆生产大队在村后山脚处开辟百亩土地做集体果场，还在果场边办了个养猪场。即便在物资非常匮乏的艰难时期，社员每年都能品尝集体果场分发的柑橘和猪肉。老伴还是青涩姑娘时，在集体果场上班，干些养猪看场的轻活。我和她就在果场认识的。后来，银盆生产大队正式被银盆村民委员会取代，十个生产队全部改称村民小组，牛角公社改区又改镇。经历过特殊时期的老人，尤其是没有文化的老人，脑子里留着根去之不尽的筋，总是习惯把村叫作大队，把自己当作社员。“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村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辛勤劳作的乡亲们虽然没在耕种上获得多少经济收入，思想观念却脱去束缚。到了90年代初，牛角镇个体私营经济开始活跃，去到发达地区打工的乡亲越来越多，一些外出闯荡的农民因此发迹。
银盆村的李大胆就是。先是靠倒买倒卖发达，后来去了广东佛山开办制衣厂，成为乡亲们仰慕的对象。有一次，李大胆受镇政府邀请到中心小学作致富报告。他喷着唾沫说：“我跑遍中国内陆发现农村全都一个卵样，去到珠三角才发现农村不是农村。”听报告的乡亲们问：“是什么？”李大胆说：“是富丽堂皇的城镇。”乡亲又问：“怎么个富丽堂皇法？”李大胆竖起大拇指说：“当官去北京发财去广东，发达的珠三角遍地豪车满眼靓女，一砖头拍下就砸了个千万富翁！”
牛角镇镇政府邀请李大胆作报告，是收了他十万元捐款。这笔当时的巨款打算用作修补镇的公路，实际用到政府门楼修建，将镇政府入口改成两层楼高的拱形大门。镇领导还发动另一个本地企业家，捐了两尊威武的石狮驻守政府大门。时任牛角镇党委书记叉着腰说，干部们从气势雄伟的大门出入，心里充满为人民服务的激情。豪华大门能让干部增添工作斗志有些扯卵蛋，乡亲们却记住李大胆说的“豪车靓女”，争先恐后地奔向广东。事实上，牛角镇汽车站已经成为李大胆话语的真实写照。每年春节初四到初十，每天都有满载打工乡亲的长途汽车直达东莞、深圳、佛山等地。即便是农业税后来也退出历史舞台，没了赋税负担的农民仍然不愿死守几亩田地，外出务工成了他们主要的就业选择。
先是年轻的男孩女孩初中一毕业跑去广东，进入遍地开花的私营企业。等到染着黄发的年轻男孩女孩过年返乡成为牛角镇的风景，上有老下有小的壮年男人扔下农活跟着去了广东，进入劳动场所从事体力活。后来，年轻男孩女孩回乡结婚，将生下的孩子扔给老人，重新返回打工队伍。再后来，等我来到广州时，当年的男孩女孩变成中年，留守老家的孩子变成青年，加入打工军团，成为社会学家所说的“第二代民工”。有些吃国家粮的也耐不住寂寞，或跳槽高攀或辞职打工，还有少数公务员也蠢蠢欲动地下海。牛角镇初级中学一位拥有中教一级资格的语文老师，成功跳槽到广东中山市的私立贵族学校。他说孙中山先生讲过，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逆之则亡顺之则昌，他也要顺应。一位记者写过调查文章，说牛角镇二十个村子五万户籍人口，除了部分干部子女谋到要死不活的工作，加上大学毕业分配到当地的师范学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年轻人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中年人，全部淹没于茫茫的打工时代潮流中；他们大多集中在广东珠三角，近些年有人去了待遇看涨的上海、浙江。
记者说牛角镇是务工大镇，银盆村就是典型的打工大村。户数超过一百五十、人口超过一千的银盆村，除了逢年过节，在村里很难碰到几个年轻人。牛角镇政府倒也开明，干脆派出镇干部驻在本镇务工人员较多的地方服务乡亲，顺便联络有经济实力的为家乡经济和公益做贡献。大约从2000年开始，被称为第一和第二代民工的乡亲纷纷返乡搞建设，镇政府趁机在镇中心地带组织开发房地产。类似银盆村这种偏僻的村子，打工攒了钱的乡亲要不在镇上买地建房，要不到县城买房。村里空置的老屋逐渐增多，有些人家连房檐都长出萋萋野草，连野兔子都跑来村里。
八婆说得没错，余下没搬的人家，只有老人孩子留在村里守望。银盆村的老会计不无伤感地说：“等这些小子翅膀变硬，也会像天上飞的鸟儿，一个都飞不回来了！”村里另一个老民办教师也忧心忡忡地说：“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银盆村有一天会不会消失呢？”
我离开银盆村三年，这些足不出户的老家伙怎么个个变成思想家呢？事实也是这样，银盆村的小学早就关闭，周边三村合并的小学听说还要再合并，因为生源越来越少。家乡的计生政策规定，农村户籍夫妇生育一个女儿的，五岁后可以生育二胎。问题是，年轻人头胎生了儿子便不想再生，生了二胎的更没有三胎愿望。即便是原先有多子多福想法的老人，现在也不希望多几个孙子。儿子儿媳们都跑出去打工，孩子生下来还不是扔给家里老人？
我却在想，即便大家全部搬走，银盆村也还是银盆村。那些在村里出生长大，翅膀长硬飞出去的鸟到老那天，也会飞回来的。年轻时羡慕外面的世界很正常，但叶落终要归根，人老终要入土。我还没有老态龙钟，却老想着家乡的一草一木，这不真的回来了吗？我们摸不清那些高深莫测的理论，比如城市繁荣农村凋敝背后的原因，但我们不会真正遗忘故乡。
一个人根深蒂固的情怀，除了故土就是亲人。我最为惦记的，是永远留在这里的老伴。
老伴走时，我偷偷剪下她头上的一束头发，用肥皂洗好、晾干，用她穿过的麻布衣裳包好，珍藏在大衣柜抽屉。老伴身上的生长物最能代表老伴肉身存在，不占地方，便于保管。
此刻，我打开抽屉，拆开包裹的棉麻衣服，黑白夹杂的头发安静地躺在那里。有的半白半黑，有的根梢开叉，都是质地发硬手感粗糙，仿佛扎成一撮的塑料杂丝。老伴年轻时的头发乌黑发亮。即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她也有办法保养。比如用皂角洗头、用茶籽养发。我也会将学校发的肥皂偷偷带回。这种肥皂碱性强，油腻性非常好，而且不伤发质。即便后来买得起洗头液，老伴也喜欢用肥皂洗头。周末从学校回家，给老伴洗头成了我的家庭义务劳动。老伴喜欢我给她洗头的力度。我喜欢站在后面看她雪白的脖颈和宽宽的臀部，觉得真美。
大衣柜是老式的。一个半人高，四扇门，中间两扇可以对开，两边两扇假的，只能伸手进入存取东西。去广州前，我处理了自己的大量旧衣。空荡荡的大衣柜里，除了一小撮老伴的头发，还有老伴的棉袄和绒裤占据一个角落。家乡习俗，死人生前穿戴盖睡的东西不能存放。“头七”时，孩子们搜出母亲的衣物鞋物要全部烧掉，我流泪阻止。孩子们说人死不能复生，留着妈妈的衣服，她天天回来找你。我想在孤独时闻闻老伴的气味，回忆属于我们过去的时光。如果老伴回来找我，我宁愿不得安生。就趁孩子们不注意，将夹心棉袄、灯芯绒裤偷了出来，藏进大衣柜最里层。这是三十年前我在长沙出差时买的。老伴非常喜欢，一到冬天就穿在身上。后来，棉袄右下襟和绒裤右膝盖破了，开始发胖的老伴挤穿进去，也觉得憋抑。老伴将破的地方补好，晒干，扎捆，说：“老头子啊，你买给我的东西成了我的化身。”又说：“我穿着舒服留着暖心，要是你先走了我不烧给你，要是我先走了你也留着别烧。”
家乡黑乎乎的稻田山地是我的根。老伴长眠的地方也是我将来的安息之地。我珍藏的头发和衣服就是老伴的肉身。老伴的肉身物有灵性，一直在看着我，等着我。我的灵魂出不了银盆村。我要将弥留的最后时光留下。死在亲情难怯的家乡。葬在一生相随的老伴身边。
现在，我还得坚持下去，不能那么快死。我的四个孩子都有出息，可惜他们各有家庭、工作和生活，他们要忙忙碌碌。我得趁着自己还能行动，提前准备后事。
6
我要干的第一件事，是去看看老伴长眠的地方，也替自己找好死后顺利上山的路。
三儿子要我种些绿色蔬菜等他回来吃。这个兔崽子想得美，不过也没说错。如今的城里人与农村人调了胃口，农村人撒谎说是自家种的疏菜瓜果，城里人加价也要抢买。田间地头自然疯长的红薯苗、南瓜叶等，到了城里人那里统统成了美味菜肴，还美其名曰：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清肺通络。这种东西生命力强，春天随意下种，遇到太阳和雨水就发疯，藤藤蔓蔓生长不尽，被农村人割来喂猪。三儿子从小口味独特，不吃红薯苗南瓜叶，他想我在老家种些瓜果时蔬，不施化肥农药。我呸，逢年过节你连电话都不问候下老子！
回到家的头两天，我简单收拾打扫家里的灰尘，又给左邻右舍散发了带回来的糖果糕点。有人说现在是物质至上的时代，不管农村还是城里，人们看待一个人成功与否，动不动就说谁挣了多少钱谁当了多大的官。但在银盆村，早些年的乡亲纯朴善良，不管清贫还是富足，大部分持守着邻里相助的传统。我还在学校教书时，因为平常住校，每逢家里有急事，左邻右舍都会过来帮忙。我惦记乡亲们的好，四个孩子每次从广东带回手信，我都会拿出来分散。令人感慨万分的是，现在的村里，连小孩的面孔都很少见到。已经生了一胎的年轻人觉得多子多福是扯卵蛋。等孩子五六岁时，很多人带孩子去广东上当地的外来工子弟学校。我以前去村里散发手信会有一帮小孩追着，现在多是倚墙打盹的老人呆滞地看我。给李冬羊老人发手信时，李冬羊要我托信给他在广东打工的儿子女儿，带孙子们多回来看看。李冬羊老人已经过了七十，走路颤颤的，如同脚上缠了绑带的公鸡。他跟我说时，“哇哇”地哭了起来。
发完手信，我扛起锄头去到菜地。想起老三的话，心想，兔崽子，老子要是不死，就给你种点菜吧！
差不多三分面积的两片菜地，长满了茂盛的野草，其中一种羊尾巴草长得比我还高。老伴在时，菜地荒成这样，那是天大罪过。每年开春后的第一场雨，老伴会赤脚到菜地忙碌，种上各种蔬菜瓜果的秧苗，还在菜地边上栽下姜葱蒜头。要不了一个月，菜地里绿油油的一片。夏天，茄子辣椒瓜果豆角争气似的挂满枝头，低矮丛生的葱蒜菜蔬也竞相疯长。这种果菜满园的丰收情景，一直延续到深冷后的秋尾。老伴走后，大女儿把我接去广州前夕，我对隔壁年岁差不多的李高富说：“我家菜地你先种着吧！”李高富吧唧吧唧抽着旱烟，说：“种个卵，两个崽和媳妇去了广东打工，我带三个孙子已经够烦呢！”我对另一个邻居李铁忠说：“我家菜地你先种着吧。”李铁忠颤悠悠地说：“我家也荒了一块地，孩子们大大小小都去了广东，我们两口子吃得了多少？种个卵啊！”李高富甚至说他家荒了的菜地有了野兔子。
辛苦半天，将高大的羊尾巴草和低矮的狗尾巴草消灭干净，等到土地重新露出黑色肌肤时，我想起老伴安息的地方。那里是不是也被茂密的野草遮蔽？ 2011年清明和孩子们回来祭扫，村后边的城墙岭上看不到一点庄稼，封山育林的标志随处可见，自然生长的树干长成碗口粗细，老伴的坟上满是野草。2012年尾，我因事返回老家顺便想上山去看老伴，无奈山路被浓密的藤蔓遮挡，迈不开脚。2013年清明不用说了，四个孩子和我都没回来。
足足两年，老伴孤独地躺在村后的山上。我无心清理菜地，赶紧去看望老伴才是正事！就找出生锈的长把镰刀磨得锋利，翻出一双帆布手套戴上，准备向着山上进发。
我将自己打扮成标准的农民，头戴竹篾编织的斗笠，腰插闪闪发亮的镰刀，背着绿漆的军用水壶。早上直接从屋里出发，走出村尾，经过一片杉木林，来到当年的集体果场。果场的橘树更加繁茂，未熟的绿皮果子挂满枝头，清香四溢。听说果场早已转租私人经营，成为村里唯一的集体收入来源。人民公社那阵子，老伴在果场出工。有一次我去看她，橘子也是这样青涩。这里要插述一句，老伴名叫燕秀。燕秀说：“我没什么招待，你要是不怕酸就吃两个橘子吧！”我真吃了两个，那股酸涩劲儿让我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提到橘子就发抖。燕秀却咯咯笑了，将橘子皮埋进地里，说要是让队长看见有人偷吃集体东西，会惩罚我的。
我站在果场边上仰望绿色苍茫的城墙岭。连绵起伏横跨上百公里的山脉，高处海拔三百多米，银盆村只是山下一个普通的村子，但死者却与连绵的山地密切相关。中国风俗习惯多如牛毛，即便是丧葬，也有水葬、火葬、土葬、天葬等别。银盆村靠山，人死了，十八岁以上的安葬在山上，未成年的小孩全部葬在村后枫树林里。未成年死了不能立碑。我在银盆村小学当老师时，经常带学生们去枫树林扫捞干枯的落叶当柴火，每一次都能碰到孤坟。
老伴入土那天，送葬的队伍从果场后门正式启程，经过凋敝的土地庙，沿着唯一的古石板路登山。沿山向上盘行约五百米，经过一至四村民小组公共坟场，再向上盘行约五百米，到了五至十村民小组公共坟场。我家户属第五村民小组，死人理应葬在五至十村民小组公共坟场。但我和老伴生前约定，都要葬在仙人井地块。仙人井是城墙岭上小小的地名，从五至十组公共坟场向上斜行约四百米就是。那里有块二分大小的凹地，左右背三面被巨大的天然石墙围绕，正面向着村庄方向。传说有仙人在那里撒了泡尿。这个传说有些恶俗，我和老伴却觉得那是风水宝地，既能遮风挡雨避阳，又可俯瞰前方大地，将山下世界看个通透。按照家乡习俗，夫妻一人去世时，另一个不能亲自送葬。我记得，装着老伴的黑棺被麻绳捆绑，八个俗称抬丧者的壮汉，四个在前，四个在后，捧抬着棺材艰难地登山而上。那个时候，遍山已经荒芜，登山的青石板路早就被野草荆棘遮蔽。八个抬丧者在送葬前一天已经勘查好路线，手持锋利的镰刀和锄头，将土地庙到仙人井的山路砍挖出一条通道。
此刻，我就在土地庙前。所谓的土地庙不过是间简陋的青砖瓦屋。屋子中间立着两个白面红唇的古人泥雕。胡子垂胸的是土地公，脑后扎着发髻的是土地婆。“破四旧”那时，上面提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概在1967年，一帮卵毛没长齐的后生将土地庙砸个稀巴烂。直到1980年代末，做生意发达的李建义捐款倡议重修土地庙，并请外地工匠雕了两个土地像。虽说土地神表情怪异形象令人难以恭维，但神化的泥身还是受到乡亲们敬重，无论什么事都来烧香跪求。我和老伴偷偷相恋时进过土地庙躲雨。虔诚的老伴跪求土地保佑我们幸福，我却用石头画出五子模盘来下棋。后来，但凡四个孩子病痛或者升学，老伴都会偷偷给土地神烧香。我笑老伴，说土地神不管那些事。老伴说都是神仙，你心诚了，人家也会跨界管事呢！外孙孙女们出生后，老伴也会给土地神叩头烧香，祈求保佑孙辈平安。她自己的震颤病偶尔犯了，却顾不上求神保佑。
眼前的土地庙非常荒凉。庙后长出一大丛手指粗的荆棘，将登山石路挡了个结实。我左手按住荆棘的根部，右手高举镰刀狠狠割下的瞬间，“嗡”的一声闷响，一团马蜂炮弹样炸开。猝不及防间，我的脖子右边被刺了一针，火辣辣地烧痛。跳将开去的瞬间，我心里骂，狗日的谁给我下马威啊？很快又自嘲，也许是老伴在责怪，谁叫我两年没来看她呢！想开了，心就释然。瞅见马蜂重新回聚时，我抱了块石头狠狠砸下，将蜂连窝彻底消灭殆尽。
端掉马蜂窝，铲除丛生的荆棘，登山之路取得开头的胜利。我忍着脖子胀痛，挥舞镰刀左劈右砍，一鼓作气开进数百米。到了一至四村民小组公共坟场时，恶毒的日头已经打正。我靠着一座长满黑苔的墓碑，取下水壶喝了口水，望着身后被砍倒的一片荆棘藤萝，长长地咳嗽一声。此时此刻，我感到饥肠辘辘，胸部紧闷，呼吸不顺。感到饥饿不是坏事。好多年来我都食欲不振，吃一碗饭就胃部饱和。我不知道是肺气肿导致的原因，还是劳作一个上午真的耗费全部体力，总之今天不能蛮干下去了。再说岁月也不饶人，老子快七十四了呢！
整整一个下午，我躺在家里休息，直到呼吸变得顺畅。次日大早，我在鸡叫第二遍时醒来。感觉精神还好，就重新披挂上昨天的装备，还拿了几包饼干，继续开赴山上。
今天的开路行动比昨天顺利。从一至四村民小组公共坟场开到五至十村民小组公共坟场，花了两个小时。站在五至十村民小组公共坟场眯眼四望，肃杀一片的坟场仿佛战争片里的伏击战场，茂密草林里或隐或现的墓碑就是埋伏的战士。即便在近处，大部分墓碑上的“丧考妣”字样也难分辨。本该拱起的墓堆更是一马平川。老人们总是感叹多少人又搬出村去。祖宗安息的地方还在啊，每年清明，那些本就返乡不多的后人怎么也越来越少？上山祭扫的人越少，荆棘藤蔓缠绕的山道越难行走，芳草萋萋的墓地更加荒凉。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葬在这里，早些年上山祭扫，如果不是我和老伴记得位置，四个孩子没人记得。等到我也随老伴而去，四个孩子偶尔上山祭下我们可能已经不错，更别提他们见都没见过的祖宗。假如世界真有灵魂，死去的人在深切挂念生人，生人却对死人彻底遗忘，岂不是让死人难受？
两个小时的劳累，再次让我感觉疲惫。虽然戴着手套，手指根处还是打起血泡。只是，一想到老伴就在四百米开外，我又重新精神抖擞。密麻的野草遮挡视野，我的心已经飞到老伴长眠的地方。一步之遥的地方就是仙人井，仙人井边上矗立的天然石墙清晰可见。
我喝了口水，吃了几块饼干，体力得到补充，弯腰又去挥舞镰刀。一棵挡路的山藤应刀倒下时，一条胳膊粗的大蛇溜了出来。蛇头高高昂起，长长的信子丝丝作响，向我发出严厉警告。我平生特怕蛇，见到滑溜溜的蛇身就会恐惧。我跳着飞速后退，脚没站稳，身子被惯性带倒，脑袋撞上一块石头。我感觉撞击部位猛地热烫，像被开水浇灌一下，失去知觉。
等我醒来，日头已经打正。镰刀就在脚旁，大蛇不见踪影，倒地的山藤叶子开始蔫萎。我爬起来坐在自己的影子里，一摸疼痛的后脑勺，黏糊糊地摸了一手血，还有不少蠕动的蚂蚁。我将血手往身上揩拭，苦笑一下，又是老伴在责怪？我都到了你睡觉的地方呢！
火辣辣的太阳照得眼睛难睁，我闻到烈日蒸晒艾草的香味。那是一种碎花长叶的植物，叶子具有消炎止血去痛收创的功效。全国大炼钢铁时，这片山上哪有密密的的林木？所有的山林都被砍得精光，像剃了光头的和尚脑壳。乡亲们反倒高兴，热情高涨地开垦每一寸山地。到了春天，全部种上旱季作物，高粱麦子黄豆玉米小米……即便到了深秋，漫山遍野还有红薯。我家分到的山地多，大部分是我父母生前和老伴嫁入后开垦的。有一年夏天，我和老伴上山收割麦子，我不小心擦伤腿。老伴将艾草香味的叶子敷在我的腿上，很快止血不痛。
我记得这些土方法。就捋了两把叶子，揉碎，捏紧，等到墨绿色汁液流出来，敷上后脑勺的创口。片刻之后，创口处有了清凉，疼痛感也消失不少。
我成了受伤的战士，脖子上干涸的血就是战斗的印迹。我掏出饼干就着水一边吃着，一边问不远处的天然石墙：老婆子啊，你是要我今天继续奋斗，还是明天开好路来见你？
天然石墙上，不知何时停了只孤独的麻鹰。突然，麻鹰扑展着向上高飞，在蔚蓝的天空盘旋一圈后，呜呀一声，朝着大地飞速滑翔而下。姿势潇洒得如同一架无声的飞机。
望着归于沉寂的天然石墙，我突然想起和老伴的恋爱故事。
7
那是大锅饭时代发生的故事，我还在银盆小学教书。我清楚记得，一个雨后的下午，银盆大队的社员无须出工，我也没有课上。就去了集体果场找燕秀，请她出去走一下。
燕秀说：“好，不过你要帮我扯猪草。”就将一个竹篮挎在我肩上，一起出了果场。那时的人们纯得如同一张白纸，喜欢一个人也要找个借口。比如借书看、帮着做事啊，还得装着若无其事。我的心思哪会在扯猪草上，出了果场就鼓动燕秀到山上看看。燕秀说：“山上有两个坟场，好怕呢！”我捏紧拳头说：“怕什么，毛主席教导我们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就是那个能打鬼神的英雄！”燕秀被我说服去登山，经过两个坟场时，胆小的她紧紧拉住我。我热血沸腾，盼望真有鬼神出来，好挺身而上英雄救美。到了仙人井时，又下起小雨。我拉着燕秀进入石墙边的岩洞躲雨，干柴烈火的两具身体顺理成章拥在一起。我坚信，即便在欲望禁制和思想压抑的年代，人们再清纯，但人性相通。拥在一起的孤男寡女能干出什么？我们狂热接吻。真真实实地触摸到对方肉体，已经激动得无法控制。我脱下衣服摊在地上。燕秀双手交叉抱胸娇羞地仰躺下。岩洞的保密性非常好，我们的结合虽然是第一次，却自然融洽。甚至在冲破那道处女防线时，燕秀都没叫痛。事后，看着点点殷红沾上衣服，我拥住燕秀流下热泪。
燕秀紧紧蜷在我的怀里也流泪了，说：“得田啊，我是你的人了呢！”
我吻着燕秀说：“我也是你的人，天作帐，地作床，仙人井就是我们的婚床。”
燕秀指着天然石墙下的凹地，说：“真的很像床呢，要是我们死了，葬在这里好不？”
燕秀所指的地块如同一张巨大的三角床铺。没有石头，没有大树，只有绵绵的野草，还有鹤立鸡群似的野花。我赶紧用手去捂燕秀的嘴，说：“你傻啦，讲这种不吉利的话。”
燕秀不依不饶，摇着我的胳膊要我回答。我没有办法，点头说好。
燕秀伸出小指头来拉钩，说：“那就讲好啦，我先走你将我埋在这里，你先走我将你埋在这里，走在后面的一定要埋过来，否则前面的人孤零零地等在这里，会很痛苦的呢！”
热泪夺眶而出。我把我的手指钩住燕秀的手指，钩住了一生的承诺……
人老了，很多事情会遗忘。有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啊，如今仍然清晰记得，让人激情满怀又羞涩难当。我吃了两块饼干，喝了几口水，感觉体力补充不少，呼吸也顺畅很多。就鼓足最后的干劲，低头弯腰，挥舞镰刀，朝着我们发过誓言的仙人方向奋力开进。
日头像摊糊了的鸡蛋黄，斜挂西边天幕。我的影子慵懒地拉长在脚下时，手中的镰刀已经触及老伴的坟头。两年没见了，坟堆的基本形状仍然清晰。狭长的外部轮廓，头部略高尾部稍矮，犹如一条趴着的大头鲢鱼。只是鲢鱼的身上长满各种茂盛的野草，有狗尾巴羊尾巴大青蒿，还有最为繁密倔强的茅草，自坟头到坟尾，寸土必争地缠绕。老伴就在这里孤零零地等着我。我看不见老伴的笑容，听见了自己心痛的声音。眼泪流了下来。
老伴是在一个晚上安详去世的。第二天早上发现时，双眼睁开，呼吸停止。没有痛苦的表情，身体像平常睡觉那样舒服地展开。她的心脏不是太好，走的时候应该没有经历痛苦，就是比较匆忙。遗体停放三天期间，除了吊唁做法事和置买棺材、上山挖坑，墓碑根本来不及做。再说也没有人一死就做墓碑的先例。2011年清明全家回来上坟时，大女儿踩着老伴墓前疯长的野草，对三个弟弟说：“我们得给妈妈立个碑，否则日后连地方都找不到。”姐弟四个约好，下一年清明做好这件大事。可惜到了2012年清明，三个儿子没空返乡，只是相约开车到广州，请我和姐姐一家吃了餐饭。我在席间再次提及立碑的事。大女儿指着弟弟们说：“当儿子的可要记住呵！”遗憾的是，到了2013年清明，他们连返乡上坟的时间都抽不出。
两年清明成了梦，只有我坐卧不安。四个兔崽子光说不行动，有个卵用！
老婆子啊，对不起了！我弯腰跪下，慢慢将坟头杂草砍个精光，只留下一株长在坟尾的硕大含羞草。黄土开始毕现的狭长坟身，尾部翘着米把高的植物，如同一只剃光了毛的癞皮土狗。我放下镰刀，坐在坟前如同坐在老伴身边，心里涌起一丝甜蜜。含羞草漫山遍野都是，密集排列的叶子细细尖尖，轻轻一碰就会萎缩。刚结婚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每次一起上山，都会在休息间隙用含羞草玩游戏。我说：“燕秀啊，你就是含羞草，娇嫩无比羞涩迷人。”燕秀娇嗔着反击，说：“我一个村姑知道什么娇羞，你这个教书先生才懂得娇羞呢！”
五米开外，有颗圆长形状的石头。我担心野草再次长满，把坟身吞噬抹平，就想将石头放在坟边作个标志。古人为什么要用石头作墓碑，就是因为永恒的石头不会消失。可是这块石头太过沉重，也许是我真的老了。拼尽全身气力，花了近十分钟时间，才将它一点点地挪到坟头。将石头安放在坟头正前方位置，我突然发现，它特像老伴的模样：三分之二的下部呈现黄褐色，横着布满条条浅沟，仿佛老伴的面孔；三分之一的顶部是花白颜色，竖着呈现线型纹理，仿佛老伴的头发。唯一遗憾的是，缺少垂在后脑勺的小扫帚。
残阳隐入山后。安静的石头真切显现老伴的样子，泪水再次模糊我的双眼。恍惚间，我听见喧嚣嘈杂的喇叭锣鼓鞭炮声，看见白布飘扬哭声嘹亮的送葬队伍——
八个壮实的抬丧大汉抵达仙人井，将前高后低的巨大黑棺卸在挖好的坟坑边上。专业的丧事乐班成员拼命敲打铜锣拨鼓，咣且咣且，咣且咣且，得嘣得嘣，得嘣得嘣。披麻戴孝的四个孩子，大女儿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妈呀娘呀，娘呀妈啊，跪对棺材，有哭无泪地哀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震耳欲聋，村里巫师扮成的师公头戴方巾身披长袍，念念有词地站在坟坑前方，突然挥手大喊：“入土！”抬丧大汉们跟着发声大喊“起”，八双粗壮的胳膊执着捆绑棺材的粗绳，将棺材缓缓放进坑底。混响的乐器声更加歇斯底里，集中点燃的鞭炮声更加密集，亲朋好友的号哭声更加响亮。头戴黑帽身穿寿衣的老伴躺在棺材中，一脸祥和地微笑……
我已经筋疲力尽。唯有眼泪哗哗流淌。伤感了，胸口就变得紧闷，呼吸也开始困难。想要咳嗽，喉头却又梗塞。我得赶紧回家。我听见肺部愤怒抗议的嘶嘶声了。
8
我从山上回来就病倒。浑身没劲，抬腿上床都费力。咳嗽一声，胸部打枪一样颤抖。
奇怪的是，掏空力量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却没有太大的饥饿感。我挣扎着煮了点白粥，强迫自己喝下一碗，胃部立马填满胀鼓。胸部也压抑难受，仿佛有块抹布塞在腰间两侧。拖到深夜10点多，我发起了烧，头重脚轻，浑身发烫，喉咙堵塞，吞咽难下。拼了老命咳嗽出来的黄痰如同凝固的胶水，又浓又黏。哪怕只是轻轻呼吸，都能感觉肺部力量的微弱，嘶嘶杂音也非常明显。很明显，我感冒了，而且上呼吸道有了炎症。
银盆村有家销售油盐酱醋糖果烟酒的小卖部。这种小铺在广州叫士多店，在牛角镇叫商店。家乡就是这样，除了镇中心几条街道，各村商店有货无铺面，卖的东西只能置放家中，最多摆个玻璃柜台。回来的头几天，我在小卖部采购一些简单必要的生活用品。其他家居日常用品，我想等有空去镇上的超市买。几年的广州生活，我已习惯在城里超市购物，质量有保证，物品也丰富。早睡早起是村里乡亲的习惯，没有娱乐的晚上，人们吃了就睡。我拖着病恹恹的身体走向小卖部时，一路上，除了有气无力的几声狗叫，家家户户灯火熄灭。
小卖部老板名叫雪春，是个中年留守妇女，兼任着银盆村妇女主任。她早年曾在东莞打工，听说还在发廊做过按摩妹。小卖部就是雪春的家，货柜摆在她的卧室。我敲响雪春家的门，里面问是谁啊？我说我是李得田。里面嗯了一声，人就到了门口。倚着月亮的清光，穿着吊带丝裙晃着巨乳的雪春，一团肉似的斜倚门口，冲我暧昧地笑：“田伯睡不着吗？”
我愣了一下，长长地干咳之后，说：“你这有药卖吗？”
雪春说：“药没有，人有一个，您才回来几天就不舒服啦？快进来吧！”
人有一个？没有药还叫我进屋？我想起，此前白天在小卖部买东西时，雪春说老公在东莞打工，读高中和初中的儿子寄宿学校，感觉好无聊。当时，村里的老鳏夫夏娃子也去了小卖部，什么也没买，手却有意无意地触碰雪春的屁股。那时我没觉得雪春有什么异样，现在一连串想起来，恍然大悟。我听说，有些农村留守妇女因为孤单寂寞所以这样那样，个别外出打过工的妇女干脆学起外面的失足女，虽然没有站街叫人那样明目张胆，却会主动示好看上的男人，然后收取三五十元钱的身体慰劳费。我有些尴尬，没想到银盆村也有这种人，而且让我碰到。或许雪春认为我寂寞难耐来找她，所以向我发出暧昧信息。一个在广州打工的老乡曾调侃过我，说：“不能小看你们这些老家伙，站街女们接客的对象除了民工，就是你们这些老人。”
老乡说得没错。但那不是我！我感觉脸更加发热，摆手说“不要”，急步离开。
回到家，我找出墨镜青年的卡片，打电话请他接我去镇医院。墨镜青年很快开了摩托过来。这一次，他戴了副潜水眼镜，脑袋箍得像个凸眼蛤蟆。我想笑却笑不起来，只是奇怪小镇后生会有这种时髦喜好。我几乎攀爬着坐到摩托后座。从银盆村出发，我坐在墨镜青年背后，一路长咳，一路难受。胸闷得实在厉害时，干脆张开嘴巴，让风呼呼地钻进堵塞的喉咙。
到了牛角镇医院，我对着空荡的急诊室叫了好几次“有医生吗”，一个趿着人字拖的年轻男医生才从旁边休息室出来。奇怪的是，年轻男医生竟然慵懒地问我干什么。
我伸长脖子使劲咳，“我……我……”一口浓痰几乎吐到地上。
年轻男医生眉头一皱，抓起口罩迅速戴上，大声训斥：“别吐地上！”
我指着胸部，喘着粗气说：“难受……呼吸困难……身上发热。”
年轻男医生将体温表塞进我的腋窝，用听诊器摩擦我的前胸后背，又用电筒照看我的舌头眼睛。检查时，他的头始终扭向一边。一番例行折腾，年轻男医生抽出体温表，目无表情地说：“四十度，发烧，上呼吸道感染，肺部也有可能感染，明早拍个胸片确诊一下。”
我有气无力地说：“拍不拍片无所谓，我有肺气肿，还很严重呢！”
年轻男医生白了我一眼，龙飞凤舞地写着处方。一边写，一边说：“同你家人讲一下，马上输液，晚上留在医院观察。”又说：“本身就有肺气肿又感冒发烧，白天怎么不早来？”
一个分不清是医生还是护士的中年女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她在药房收了钱，拿着开好的药水，把我带到一个病房，命令我躺在靠墙的床上。两支盐水倒挂起来后，中年女人拍着我的手背做扎针前的击打，一边唠叨：“你家人去了哪里啦？得看着你一点，快吊完这一支时马上叫我，给你换下一支。”中年女人穿着松松垮垮的碎花睡衣，如同肥胖的哺乳期妇女。
我没有回答中年女人的话。她也没有追问我的家人。一针扎进我的手背，转身消失。
她去了哪里？急诊室边上只有一间休息室，难道与年轻男医生同处一室？我为自己突然产生奇怪的猜想表示歉意。或许正是这种过于安静的氛围，让我胡思乱想。
医院的安静与村子的安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安静的村子能够让人心神镇定。安静的医院如同悄无声息的墓地，尤其是深夜独处，有种说不出的诡异。病房共有四张床位，每张床上的被子长长地铺开，床头处压着一个枕头。幽暗的灯光映照之下，仿佛每张床上都有人在蒙头大睡。在这种诡异的环境待上十分钟，连我这个不怕死的老人都心生凉意，更加觉得其他床上有人。在我看来，岂止是有人蒙头大睡，简直就是停放尸体的推床。使劲吸入一口凉气，我嗅到弥漫的福尔马林味道，也嗅到内心的恐惧。掐了一下大腿，疼痛的感觉瞬间产生，告知我不是做梦！我这是怎么了？不是带着必死之心回来的吗，怎么突然怕死？
一滴又一滴的盐水，仿佛紧随不舍的士兵，通过白色软管源源不断地进入血管。一瓶盐水输到一半时，我感觉胸口没那么紧闷，呼吸也顺畅许多。人一轻松，瞌睡跟着上来。目光迷蒙间，老伴迈着轻盈的脚步过来。坐到床沿，看着我，不断地微笑。不同的是，脑后的小扫帚变成以前的大辫子，油黑发亮。病房还是病房，四张床位仍然清晰可见。
我颤巍巍地伸出左手，说：“老婆子啊，我回来了，再也不走了呢！”
老伴点点头，伸出她的双手掐我的左手。发着力，掐得我的手背胀痛。突然，老伴说“老头子啊，我也好想你呢”，一使劲，锋利的指甲抠进我左手背面的肉里……
刺痛的感觉使我猛然一怔。睁开眼，才知是场梦。低头去看左手背和盐水瓶时，发现输液的软管已经倒灌进血水，高挂的盐水瓶里空空如也。原来是盐水吊完了！我捏住已经变红的软管，大叫：“医生……医生！”叫了五六遍，将一只露过窗前的猫惊得飞跑，人却没有一个出现。也许他们正在休息室呼呼大睡。至于是不是睡在一个房里，我已经无暇去想。
我不想一直大声叫喊。直接撕掉手背的胶布，拔了针管。长长的针管如同垂死的蛇，一滴血挂在针头欲落不落。我去过好多地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大概2000年以后吧，各级机关公务员越来越有服务意识，一些事情能不能办得到，官员至少会给你一个说法；相反，在一些公立医院和国有银行，都是医护人员和银行工作人员说了算。他们不会主动告诉患者和顾客相关情况，至少不会和颜悦色地告诉你。退一步，即使非得有个回应，银行工作人员也只是生硬地说，这是规定。什么规定？不告诉你！而医护人员更绝，翻你一个白眼，理都不会理你。你敢闹？闹你下次别来这里看病了！家乡医护人员从来都是这个卵样，不晓得什么叫负责任。病人已经吊完一瓶盐水，也得有个医护人员出来看下是死是活吧？！
死一般的寂静再次笼罩病房。奇怪的是，每次梦见老伴，存在的恐惧感反而很快消失。老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感觉她在身边，内心却有种踏实的安宁。愤怒没用。中年女人说得没错，我都住院输液了，是该有个亲人在身边。这个亲人能是谁？大女儿？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外孙？孙女？久病床前无孝子，人老了，即使不生病也没人愿意相陪。唉，不要抱怨孩子们，他们各有忙得不可开交的事业，各有精彩的家庭生活需要持续。
人老的时候，尤其是老得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时，对亲人抚慰的要求愈加强烈。此刻，我真的渴望老伴坐在身旁，哪怕像梦中用指甲狠狠掐进我的肉里一样，我也觉得无比幸福。我见过一对老夫妻，丈夫临死时对老伴说，对不起啊，我走了以后，没有人照顾你了。他们有好几个孩子，临死之人竟然担心活着的人在世无人照顾，还有比这个更让死人难以瞑目的吗？他说的“没人照顾”并非没人赡养，而是担心后人没时间陪伴老伴。
我的老伴临死时，是不是也这样担心过我？我盯着剩下的一瓶盐水，默默地祈祷老伴重新回到梦里。在我睡着时，老伴果真回到梦里。只不过，她神采奕奕，我泪流满面。
9
直到天亮。年轻男医生和中年女人都没露面。如果没付医药费，我甚至想一走了之。
我拿着剩下的盐水站在空空的急诊室，身边偶尔走过低头看手机的医护人员，没有人问我。乡镇医院就是这样，白天的门诊患者不多，更别说急诊有人。除非发生医闹。以前，牛角镇医院输液死了人，护士不知去了哪里。死者家属来了，揪住当值医生狠揍了一顿。在城里，不管什么病，人们都往大医院跑。在乡镇，乡亲们除非实在难受，否则，明知有病也不轻易上医院。犹如那些陆续死于肺气肿的老人，长期过量吸烟是发病的引子，呼吸道和肺部感染从不及时救治，那才是累积下来的病灶。说到底，还是没钱医治的原因。李桔皮在广州找我聊天时，有一次说到农村医疗和养老的窘况，刚好有个广州老人找我下棋。广州老人奇怪地问：“你们农民不是有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吗？”李桔皮哈哈大笑，说：“有个卵用。”我默默无语，因病致穷或者因穷而看不起病，又岂止我们家乡一个地方？
唉，不说他们了，我也是其中的典型。早年得过慢性支气管炎，从没想过好好治疗。就去了门诊内科。一个戴着老花镜的男医生，坐在诊台后面聚精会神地看报。等我坐下，老花镜医生放下报纸，目光越过老花镜上方，怀疑地问我哪里不舒服。仿佛我是外星人。
我说了昨晚的情况，还有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查的结果。
老花镜医生呃了一声，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用食指在键盘上敲。牛角镇医院先进地实行无纸化诊治，可惜很多后进的老医护人员不会电脑。大概花了五分钟，老花镜医生拿着打好的处方，目光迟钝地说：“你去输完那瓶液，再拿些药回去吃吧，本身有肺气肿再加上感冒，好比本来出气不畅的管子罩了块抹布，肯定呼吸不舒服的啦！”
我轻轻地问了一句：“肺气肿……这病治得好吗？”
老花镜医生说：“你都在广州医院看过，这种病能进不能退，只能看怎么调养了。”
我点点头，隐瞒去看老伴坟墓的事，说：“这两天确实劳累，还上山砍了柴。”
老花镜医生头一低，狐疑的目光再次从眼镜片上越过来，语气也变成批评：“既然得了这种卵病，一定要注意保养；人家连上个楼梯都小心，你还上山砍柴，不要命啦？！”
我不敢出声。有心想要咳嗽，只能使劲忍着。
老花镜却不客气，继续批评：“千万注意啊，不要干体力重活，不要感冒受寒，否则上呼吸道感染再影响肺部，那就麻烦大了，万一接不上气……人就会走的呢！”
老花镜医生说完，右手举掌，重重地做了个挂掉的动作。
输完液，我拎着一袋药出了医院。已经到了晌午。一个清洁工拿着大扫帚在愤怒地扫地，扫得满街尘土飞扬。一个开铺的中年妇女黑着脸，将一盆水泼出去浇灭飞尘。水珠飞溅在清洁工身上。清洁工骂了句“有病”。中年妇女立即回骂：“你才有病，扫个卵地弄得灰包天。”
其实，我不太想吃药。是药三分毒，何况不治之症，药吃得再多也没个卵用。还有狗日的输液，几乎所有乡镇医院和诊所都这副德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总有理由让患者打吊针。我算是半个知识分子，知道动不动打吊针对身体的伤害。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和缺乏医疗常识的人呢，他们知道个卵！他们只觉得身体难受时，一瓶盐水吊下去，有立竿见影的作用。我讨厌输液，也耐得住不良医生的忽悠。但当人命关天时，我也得输液。否则人挂了。
经过昨夜和今天上午的治疗，胸闷减轻，呼吸也顺畅不少，只是提不起精神。我拖着疲惫明显的身体，去到医院附近的米粉馆，准备吃点东西。在那里遇到一个熟人。她的手里也拎着药袋，同我一样从医院出来。确切来说，这是一个曾经与我有过特殊交集、年岁与我差不多的女人。我清楚记得她的名字叫平芳。她也应该记得我的名字。
所谓交集，指的是我们年轻时的经历。我在镇上（当时叫公社）小学教数学。平芳教语文，还是班主任。有一次学校开会，我们坐在一起。平芳主动与我聊天，还大胆给我一张纸条：在毛泽东伟大思想指引下，让我们在适当时共同探讨先进的教学方法。这个有着乌黑秀发的女人，教学能力突出，就是有点脾气。我把平芳的主动示好告诉父母。父母说你不是正式教师，人家是吃国家粮的人，高攀不好。我倒不是觉得高攀，而是担心她的要强，就委婉地回了纸条：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工作天天向上，等我的工作取得胜利再和你交流。直到我娶了燕秀，也未能和平芳探讨过学习，哪怕简短交流一次。不久，平芳调去另一个小学当校长，嫁了个警察后又离婚。虽然最终还是再婚，毕竟人生有了裂痕。我退休以前，不知为什么，哪怕偶尔与平芳相遇，我都感觉她看我的目光充满哀怨。我也百感交集心有愧疚。
没想到会在这里与平芳单独相遇。可惜都是病患在身的老家伙。
狗日的岁月是把杀猪刀。把我杀得老态龙钟，把当年风姿绰约的女校长平芳也杀成白发苍苍的老太婆。两人先是有些尴尬，很快心平气和地询问对方情况。毕竟是上了年纪，还有什么怨不怨的！何况人家不一定过得差。当然，我认为自己也过得不错。真真切切地觉得，温柔如水的老伴才是我今生的幸福。因为我发现，好多女强男弱的家庭最终走向解体。
我指指自己的胸口，不好意思地说：“肺气肿……吸烟导致的毛病，治不好的。”
平芳也指指自己的胸口，说：“心血管毛病，很多老年人都有，也是治不了的。”
两人说了关怀祝福对方的话。我知道平芳住在镇上。平芳也知道我住在银盆村。临走时，平方有意无意地说：“我家老头子去年走了，两个孩子在广东打工，一个孩子工作生活都在县城，现在就我一个老婆子在家，你要有空的话过来坐坐啦！”
平芳说这话时，浑浊的眸子有了闪耀的光芒。我听了却有些心酸。
10
我要干的第二件事，就是给自己订做一口合适的棺材。在牛角镇的某个地方，很早就存在一个老棺材铺。老伴去世时，治丧的亲友们还在那里为老伴买了口现成的棺材。
给未死的人做棺材，是牛角镇的习俗。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去世时，都是先将棺材备好。那时，我家还没有楼房，只有几间土砖瓦房。父母为爷爷奶奶准备的棺材，就放在室内阁楼的横梁上。晚上，房顶明瓦渗透的月光惨淡地照着棺材，整个屋子显得阴森恐怖。我半夜起来小解，踩着棺材投下的阴影走向尿桶，感觉毛骨悚然。我为父母准备棺材时，将棺材放置柴房。尽管如此，孩子们即便大白天去到柴房抱取柴禾，仍然胆战心惊。
给活人准备棺材，本来是孩子们为年迈的大人考虑的事。四个子女既然都没有这个意识，我只有自己想办法。生老病死很正常，但我时刻觉得自己的生命之钟行将停摆。尤其是清理山路大病一场之后，更想拥有一口属于自己的棺材。一个已经得了绝症的患者，即使没有医生警告，也要作好准备。很多时候，我闭上眼睛，脑海就会出现仙人井的坟墓，还有呼唤的老伴。我甚至可笑地担心，清理出来的山路重新长满野草，而我还好好活着。
牛角镇虽然经济落后，但在悠长的岁月里，总有些缓慢发展。尤其是我去了广州这几年，镇里有意识地改变中心镇貌。随着商业地产的兴起，政府统一规划了商住小区，加上零散的小产权房，居住方式已经升级。墨镜青年说他“两不像”“三不管”，是空有城市户口的无业游民，那些在城镇买了房屋的农民，当他们住进城里的新家，何尝不是无业游民？奇怪的是，乡亲们一边在城镇买房，一边不愿放弃农村户口；一边抱怨城里生活不易，一边任村里的老屋田地荒芜。也许，既保留农村户籍，又在镇城拥有商品住房，才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一个镇干部豪言壮语地说：“不久的将来，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居民，已经没有什么卵区别！”
在牛角镇西头居民不多的河埠处，我找到那家名叫“官寿坊”的棺材铺。震憾的是，这间牛角镇唯一的老棺材铺，俨然成了颇具规模的木材加工厂和大售卖场。靠着大马路不下二百平方的铺面内，摆着八具漆黑的待售棺材。铺面后边的小院大门敞开，电锯撕裂木头的声音此起彼伏，几个工人正在埋头组装新的棺材。据说这家棺材铺开了几十年，全县范围也常有人来购买。即便在“破四旧”时期，官寿坊生意也没受到太大影响。因为不管什么时期，总是要死人的。听说官寿坊老板出身木匠世家，继承祖上的棺材制作绝技，由他亲自制作出来的棺材厚实美观，成为许多临死老人理想的归宿殿堂。
前高后低、中腰微圆，头部翘起、尾部顺收，是牛角镇一带棺材的基本样式。我在八具棺材间溜达两圈，竟然有了奇怪的亲切感。安安静静的棺材，仿佛成了等待挑选的家具，黑色外表绽放出诱人的亮光。这当口，一台黑色宝马轿车停在门口，下来一个身着布扣祥云文化衫的肥胖老男人，径直走向我淡淡地问：“您老这是给谁买寿呀？”
他将棺材说成寿，而且客气。我咳嗽一声，也客气地说：“给自己买的，请问您是？”
肥胖老男人递给我一张卡片和广告纸，说：“这年头啊，年轻人上有老下有小，光顾着赚钱养家不容易；我们这些老家伙给自己准备一方寿棺，省得麻烦年轻人，也是积德呢！”
卡片上印着“百年老店——牛角镇官寿坊总经理、技术总监黄鸣放”。广告纸上印着不同材质的棺材价格，从最低价格三千八百八十八元到最高价格二万四千八百八十八元，共有八款。我喜欢听黄老板的话，却犹豫着他的价格。就指着一款一万二千八百八十八元的棺材，试探地问：“能不能便宜点？”
黄老板将我领到第四具棺材边，伸出拳头将棺身敲得嘭嘭响，说：“您老听仔细，全是老柏树做的，材质多结实；您也知道我这是老店，从不讨价还价。”黄老板又从后院叫来两个工人，费着劲将棺盖板往后移开，指着狭长幽深的棺材内腔，说：“你再看看这里面，我们绝不干偷工减料的事，也不会用杂木做边角，否则您老百年后在里面住得不舒服，肯定会骂我。”
人死了还会骂？我觉得好笑，又突发奇想，提出进去试躺一下。
黄老板叫一个工人搬来凳子，扶着我爬进棺材。棺材里面散发浓浓的木头清香。我顺着窄窄的空间躺下，伸长腿，放平手，想象自己死后躺在这里的样子，突然有了婴儿睡在摇篮的感觉。婴儿睡在摇篮里觉得安全。我摸着厚实的棺材壁也觉得特安全。
黄老板说：“等您老百年，我们会赠送软垫，并且把内壁镶好绒布，您会感觉更舒服。”
我扑哧笑了。伸出右手向外招了一下，请他们把盖子合上。
黄老板与工人一起将棺盖慢慢推合。到剩下半尺缝隙时，问我感觉如何。
我没有回答。随着棺材盖子逐渐闭合，光明空间越来越少，我干脆闭上眼睛，用心享受随之产生的放松感觉。这种放松感觉前所未有，让我觉得无比沉静，仿佛可以抛弃一切俗世烦恼，就此安心进入另一个世界。更何况，另一个世界里有至亲至爱的老伴在等着我。只不过，这种释然的感觉瞬间被打断。棺材外面，黄老板在问：“怎么样，您老觉得舒服不？”
我还是没有回答。我觉得自己已经百事放下与棺相融，灵魂要飞上天去。
在家乡一带，过了八十而死是喜丧。为未死之人迎接一具棺材到家也是喜事，得挑个黄道吉日。经济条件好的人家还会摆上几桌，请亲朋好友来家吃餐饭，以示庆祝。
棺材到家那天，我请了镇上专做红白喜事餐饮的饭馆来家设宴，招待本村亲戚邻居和第十村民小组的乡亲。银盆村有个特点，但凡本村乡亲有红白喜事，除了亲戚朋友过来帮忙，同一村民小组的也会自发前来帮手。运送棺材的货车抵达我家门前枣树下，早已等待的亲戚和乡亲们纷纷点燃鞭炮，齐力将披着红毯的棺材抬到我家屋后阳台下。几天之前，在邻居们热心帮助下，我在后阳台下面搭建了简易的红砖台子，专门用来置放棺材。孩子们对棺材有着与生俱来的恐惧，我不想将黑黑的棺材放在室内，怕孩子们回来心生恐惧。
午宴还算丰盛，十道菜式包含鸡鸭鱼肉和烟酒，每桌也就五百多元。十几个亲戚朋友，几户左邻右舍，再加上第十村民小组的代表，每桌坐八人，整整开出十桌。在银盆村，这种难得的免费宴席还是欢乐盛会。乡亲们吃得油光满面，纷纷过来向我敬酒。宴席气氛友好，但经过这般辛勤操劳，我的身体已经虚弱，举杯轻轻一抿酒水，忍不住长长地咳嗽。银盆村乡亲喜欢喝酒，东北人一样豪爽。这一次，八婆七婶帮我罩着，没人死劲逼我喝酒。倒是他们不停划拳碰杯，好几个男女喝得不省人事后，吹嘘自己当年如何威武。
如果孩子们在家，肯定反感这种场合。尤其是三儿子，见到家里摆酒弄得乌烟瘴气，准会大骂。这个兔崽子，他玩得乌天黑地就可以，人家弄热闹点就不行。要在以前，我也不喜欢这种嘈杂混乱的宴席。但是今天我特高兴，亲戚邻居和第十村民小组代表都来了。哪怕他们出于混吃混喝的目的也是好事，那是给我李得田面子。在农村就图个热热闹闹，讲究个人缘，尤其在入土安葬时看有多少亲朋友好友前来送行。此前，我常常担忧，等我真正走的时候，以我四个孩子与乡亲们常年缺乏联络的冷漠关系，会有人过来捧场吗？
等到食客全部离开、服务员收拾好最后的残局，我找出大女儿电话，想告知我给自己办的后事，却没有一点精力。再一次倒下时，我虚脱得连话都不想说。还是老毛病，胸口憋抑，气喘难平。不同的是，这一次我没有感冒发烧，上呼吸道也没有炎症，呼吸困难的程度却不亚于上次。医生几天前还严厉批评我，千万不要太过劳累，千万不要感冒受凉。好在这次我没将镇医院开的药扔掉。就找出来吃了，又躺着休息一会儿，才感觉呼吸顺畅一些。
等到元气恢复，我来到后阳台下面。墨黑的棺材如同壮实的汉子，安静地横卧在低矮的红砖台上。我尝试去推棺盖，费了老大的劲没能打开。果然是好家伙！我在官寿坊交钱订货时，黄老板推心置腹地对我说过，国家和地方都在大力推行殡葬改革，我们县也要全部推行火葬，民政部门已经找他谈过几次话，到时候官寿坊也会关闭。我说：“既然全部火葬，棺材是不是今后都用不着了？”黄老板呵呵一笑，说：“农村就是农村，棺材店关闭不等于入土为安取消，到时候想买棺材都很难，只能将骨灰装入盒子带回安葬！”黄老板意思是，现买现赚了。
死人不入棺材而入骨灰盒，那是迟早的事。我却突然害怕火烧自己。
老伴去世前对孩子们说过几次，不想在火葬场烧，怕身子骨会疼。孩子们嘲笑说人死了还怕什么痛？忧伤的老伴在孩子们背后偷偷流泪。还不止一次拉着我，求我不要将她火化。我说谁先走还不一定。老伴泪流满面地说：“老头子啊，你是国家的人（她一直以为我和正式编制教师一样），你会听政府话送我去火化吗？人要是烧掉魂也没了，要是没有魂了，我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再也看不到你和孩子们。”老伴说得情真意切。我听得泪如雨下，紧紧握着老伴的手，说：“放心吧，保证不火烧，我一定送你入土安葬。”
此刻，我站在自己的棺材前，有了同样的担心。我也担心孩子们将我送去火葬场。人被烧掉，魂也没了。魂没有了，就回不了家。回不了家，就找不到老伴安息的地方。找不到老伴安息的地方，我就无法兑现“死也要葬在一起”的诺言。如果那样，老伴就会永远在仙人井山上孤独地等着我。我也会变成回不了家的孤魂野鬼，永远在外面徘徊游荡。
我是个有知识又不闹事的人。政府的每一道政策颁发，我都忠心拥护和热烈支持。黄老板说得没错，地方政府的殡葬改革很快就会出台。我不是要赶在新的殡葬改革之前死去，而是感觉自己如同一株枯槁的朽木，即使没有老伴的召唤，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
我得死在自己屋里。偕同相亲相爱的老伴，葬在生我养我的土地里。
11
我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找好抬丧者。至少八个抬得动棺材的男人。能有十六个最好，安葬场面才宏大好看。可是，即便像银盆村这种人数不少的大村，凑够八个将死者送上山去入土安葬的壮年男人，已经成了未知数。不止我一个，村里许多老人都在担忧。
家乡一带，从死者入殓到入土安葬，是件极大的盛事，比出生、婚嫁、生子、祝寿还要隆重。一个人的逢十庆生会有多次，一个人的死只有一次。对于告别人生这一仪式的隆重纪念，相当重要。因为对逝去老人的的追悼，还是体现后人孝不孝的重要形式。
通常，牛角镇的人死了，除了白衣白布作孝衣，置办丧事的文书、贴在门上的对联，也都全部用上白纸。入村口的槽门还要张贴白纸墨书宣告。除去“破四旧”时期不准大张旗鼓搞丧事，一般的家庭会将治丧时间设为三天，大概要经历六道基本的程序：
死者走的当天，先是“沐浴”，请出以置办法事为生的专业巫师充当祭祀的“师公”，由他简单作入殓安葬事宜部署后，带领孝子孝孙们到附近井边敲锣打水，煮沸待凉，为死者沐浴更衣换上寿衣，再由长子背着其他子女扶着，送入备好在灵堂的棺材；然后是“报丧”，将死者床上的枕头席子及衣服鞋袜送到村口焚烧完毕，一边派人到舅家报告亲人逝去的消息，一边请出有威望的族内长者担任事务总管，由他全权安排一应治丧事宜。
死者走后的次日，白天进行“祭奠”，在灵堂内设立孝场，子孙们腰系草绳披麻戴孝，凡亲朋好友前来吊唁，不管长幼，一律下跪迎接；晚上再做“法事”，就是俗说的“道场”，这个时候的师公装束齐整，戴着方巾穿着长袍挥着木剑，指挥一帮与他有业务联系的乐队，击打着锣鼓吹奏着唢呐唱着祭祀的歌曲，还要孝子孝孙们绕棺哭唱通宵守夜。牛角镇有不少专业巫师，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信奉，安排传统的儒、释、道方式祭奠。搞笑的是，丧乐队大多装备时尚的西洋乐器，经常在祭奠送葬时吹奏欢快的歌曲，将丧事变成愉悦的狂欢。
死者走后的第三日，上午是“出殡”，请来八个或者十六个抬丧者，俗称“八大金刚”或“十六金刚”，用手捧肩扛的方式将麻绳捆绑的棺材直接抬上山去，这一过程中，鞭炮喧天烟雾缭绕，哭声惊天鼓乐齐鸣，全村乡亲都会一路跟着围看热闹；下午的“安葬”则显得格外安静，师公指挥下进行简单祭祀仪式，由抬丧者把棺放入坑内加黄土石灰夯紧，然后再将捆绑棺材的麻绳和花圈纸器等陪葬物就地烧毁，倒有些环保安葬的味道。
老伴走的时候，从入殓到入土，也经历三天六道程序。吊唁的亲朋好友和村里乡亲纷至沓来。无论之于活着的家属还是逝去的先人，都是莫大的荣誉。我花了一生精力教育学生崇尚科学。不知何时开始，尤其是身体呈现老态，我发觉自己变了。对一切习俗仪式，哪怕明知不可能的结果也深信不疑，甚至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要批评人家迷信。很多习俗也许只是一种形式，却蕴含深刻的意义和情感的寄托。如果连形式都没有，还谈什么人之伦理？
我有了隐隐奢望，希望孩子们将我的丧事操办得热闹非凡。但也只是想想罢了。我了解四个孩子，连逢年过节与他们团圆的愿望都不能实现，还指望什么？村东头的六爷仔就是典型的悲剧。他生有两男两女，还有六个孙子。子女们在广东打工时，他和老伴辛苦拉扯大孙子。等孙子们去了广东打工，老伴也先他去世，六爷仔孤独地住在村里，死了一个星期才被邻居发现。令人唏嘘的是，孩子们将腐烂的六爷仔送去火化后本想将他入土安葬，在村里竟然找不齐抬棺上山的男子，拖到过年时才找够抬丧者将死者送上山去。六爷仔去世后无人抬丧的凄凉故事，曾经让银盆村所有活着的老人伤感。我也害怕这种伤感成为一种新常态。
我不想重演六爷仔那样的悲剧。既然孩子们指望不上，我得自己行动。
我要找的人，是银盆村最为高大威猛的抬丧领头者——老虎。
由于营养缺乏和从小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四十岁以上的银盆村男女，普遍身材不高体形削瘦。我长到一米七三算是少见，所以叫作“长子”。老虎身高一米七九，体重一百五十斤，浑身肌肉发达，二百斤的担子压在肩上还能飞跑，这种大块头家伙所以有了“百兽之王”的绰号。老虎是复退军人，参加过南疆自卫反击战，身上杀气重，连死人都怕他。
银盆村有两根族上留传的粗大殇棍，每根长约八米重约一百五十斤，出殡时捆在棺材两侧，由抬丧者扶抬而行。我计算过，一具空棺长约二米宽约八十厘米高约九十厘米重约四百斤，加上死人和陪葬物达到五百斤左右，绑上两根殇棍整重超过八百斤。乡亲们说，出殡时煞气大，尤其是起棺刹那，棺材和殇棍起码超过千斤。抬丧者要选孔武有力的壮年男人，而老虎就是最佳人选。我没有真实体验过抬丧的感觉，只是多次见过村里出殡的情景。抬丧的领头人多半是老虎。牛高马大的老虎站在棺前大吼一声“抬”，后面的抬丧者跟着大吼一声“起”，八个或十六个野性十足的精壮汉子扶抬着沉重的棺材，踩着咣且咣且的锣声和得嘣得嘣的鼓声，在漫天飘飞的麻色纸钱中，杀气腾腾地沿着山道飞奔而上。那种悲壮激越的场面，让好奇围观的乡亲们顿感伤情满怀，又觉得毛骨悚然。
我在村里小卖部买了两瓶好酒准备带给老虎。雪春眼里放出柔性的光芒，说：“老虎再威猛毕竟过了七十，人家现在讲究保健养生，你再买盒上好的普洱去吧！”我不喜欢这种总是打留守老人主意的妇女，这次却接受了她的意见。我甚至还想给老虎包个红包呢。去到老虎家里，我将酒和茶叶放下，说明来意，请他帮忙组织抬丧者，没有十六个，八个也行。
老虎爽朗大笑，说：“得长子老哥啊，您给谁忙乎这卵事啊？”
我说：“给我自己，怕万一哪天走了没人抬，所以先请老虎兄弟招呼下人马。”
老虎马上耷拉长脸，说：“抬丧这事还真是个麻烦，村里二十几到六十岁的男人都打工去了，留下来的不是上了年纪，就是体弱病残，别说抬棺材，空手上趟山都不容易啦！”
我焦虑地说：“您有什么法子没有，总不能等到真死了没人抬棺上山，送去火化吧？”
老虎掐着手指，说：“您也数得出来，留在村里的老家伙，还有二狗子、前大炮、矮脚龙、独眼龙、臭屁虫、向阳、得瓜、国富、国强、有财，就这十个人还能够好好走路。”
我说：“怎么不算上老虎兄弟？你加上国富、国强、二狗子、前大炮、矮脚龙、独眼龙、臭屁虫，八个人身体都好着呢，又没有什么大病！”
老虎扑哧笑了，说：“我过了七十，其他七个也都六十好几，我们几个能不能抬您上山不知道，即使拼了老命抬上山去，估计也有几个会倒下，干脆在您旁边挖个坑埋下算了。”
叹了口气，老虎又说：“往后我们死了只能送去城里火化；烧完后，要不掏钱将骨灰盒放在城里公共墓园，要不等到逢年过节壮年男人回村，再将盒子放进棺材抬上山重新安葬。”
老虎还说：“是放置骨灰还是入土安葬，就看后人对我们死去的老家伙如何安排了！”
老虎说得特认真。我听得心头拔凉。走出老虎家门，牛羊归家炊烟四起，夕阳下的银盆美丽如画，我却无心欣赏。胸口开始憋抑，呼吸又堵塞起来。
12
从老虎家回来，我再次病倒。老症状，胸部憋闷，稍稍用力就气喘不上。
我又给墨镜青年打电话，请他再接送我去镇医院。墨镜青年载着我风驰电掣地上路时，义愤填膺地说：“您四个孩子忍心让您一个人住在老家吗？就不能有一个在家照顾您吗？”
我上气不接下气，说：“他们……都很忙，是我自己要回来住的。”
墨镜青年大声说：“忙个卵啊，钱再多官再大，也得对老人讲孝道，是不是？”
我没有接话。揽住墨镜青年的腰，张大嘴巴如同离开水源的鱼，拼命地呼吸喘气。
在镇医院内科，又是老花镜医生接诊。他叫我拍了胸部CT和彩色超声检查。CT结果显示：双肺纹理明显增多紊乱、模糊，以中下肺叶为主，夹有散条索影……诊断为慢性支并肺气肿。彩超报告提示：双肾囊肿。我对结果没有意见，倒是老花镜医生急了，开处方时，每敲一次键盘点一下头，每点一下头都带着训斥：李得田，男，六十四岁，反复咳嗽咳痰并伴胸闷气促八年，诊断为慢支并肺气肿，予以止咳化痰平喘等治疗……
我在镇医院又住了一天一晚。吊了三瓶盐水、做了四次喷喉治疗、吃了五次西药和中成药。次日大早出院时，胸闷已经明显减轻，呼吸重新归于平稳，只是浑身没有力气。我如同浮萍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飘荡时，碰到官寿坊的黄老板。黄老板正从一家足浴按摩店出来。改革开放这么久，牛角镇经济没见多大起色，足浴按摩店开了三家。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有男人出出进进，美其名曰：松骨。一位退休镇干部说：“松个卵，女技师露出雪白的奶子给你看，你还有心思松？”人家说，洗脚店本来就带按摩的啊。退休镇干部说：“按个卵！”
温文尔雅的黄老板是不是在松骨，我不关心。在牛角镇，像他这样的成功老板，有的已经包了二奶。我只是随口说：“你们棺材质量是好，就怕我走的那天，找不到抬丧的人呢！”
黄老板很有同感，如数家珍似的说：“您老讲对了，牛角镇五万多人口，百分之九十的青壮年在外打工；每个村都存在这个问题，人死了，想在村里找齐八个抬丧的都困难。”
拍了拍我的肩膀，黄老板又说：“不过您老别担心，我小儿子开个了丧葬公司，人手齐备，经验丰富，全程策划，从更衣入殓到出殡安葬，一条龙服务，连酒席都一块帮您办了。”
我的心里燃起希望，忙不迭地问他价钱如何。
黄老板说：“我们走的还是官寿坊路钱，一万八到五万八，设五个档次，就看您怎么选择；如果选中三万八以上的套餐，可以赠送‘头七’法事。”说着，给了我一张他儿子的卡片，上面写着：
牛角镇美丽彼岸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策划总监黄小鸣
有了解决人生难题的方法，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从镇上回到银盆村，我一直沉浸在无比激动之中。还去小卖部买了瓶米酒、两包油炸香花生。医生要我防止感冒受寒和注意饮食清淡，烟绝对不能抽，酒也最好不要喝。怕个卵啊，老子什么都准备好了，就要任性一回！
付款时，雪春暧昧地说：“得长子哥，回家这么久寂寞吧，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我不置可否地笑。心说，就是找个女人陪，也会找镇上的平芳而不找你啦！
回到家，我摆上花生米，拿了两只酒杯两副碗筷，真的邀了女人对饮。只不过这个女人挂在墙上——相框里的老伴！每杯酒喝下前，我都要对着老伴相片作势相邀，再细细地品着，慢慢地说着。老伴有无对话不要紧，只要她听到我说就行。以前，老伴震颤病发作时我也是这么陪她。我一边喝一边絮絮叨叨说话。老伴一边喝一边像鸡啄米样点头，就是不说话。
一瓶米酒光了。我的头开始晕乎乎。胸口却出奇地没有憋抑，出气也算畅通。我拨通大女儿的电话，大声说：“老大啊，等我真走的那一天，不用你们姐弟几个瞎操心，你们只管直接打黄小鸣电话就行，他会对我的后事进行一条龙……一条龙服务呢！”
大女儿先是一怔，接着乐了，说：“爸今天有什么好事？哪个黄小鸣？要为您服什么务？”
我挂了大女儿电话，直接拨了二儿子电话。接通之后，二儿子先我说话：“您好，非常对不起，我正在车间加班不能多说，要是被台湾佬发现，他们会打我小报告的。”
二儿子话音没落挂断电话，气得我直骂：“兔崽子，你怕个卵啊！”
我拨通三儿子电话，说：“等我走那天，你直接打牛角镇置办后事的专家黄小鸣电话！”
三儿子骂了声“操”，说：“老爷子您别长人家志气，哪个狗屁专家比您儿子还牛逼？”
我拿出黄小鸣的卡片，说：“老三你这兔崽子不要老是没礼貌，人家是牛角镇美丽彼岸文化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和策划总监，总经理……还有总监……知道吗？”
三儿子呵呵大笑，说：“老爷子啊，您儿子我现在也是策划总监，等您百年那天，我打算策划一场盛大的葬礼，给您穿上清朝的官服，戴上漂亮的花翎顶戴；我还打算请来香港明星曾志伟和张柏芝当丧礼主持人，让您老躺在棺材里笑成一朵花，您看行不？”
我大声说：“我要赵本山和宋丹丹，我和你妈喜欢这两个人，他们要是来主持丧礼，我躺在棺材里才会笑，我也希望你们笑……我就是要你们笑着送我上山，笑着送我入土安葬。”
我对三儿子说这话时也是笑呵呵的。恍然间，我看见自己躺在棺材里，身边睡着老伴，我们相视而笑。棺材外边，赵本山和宋丹丹卖力地表演小品；四个子女一边笑看一边碰着酒杯；四个外孙孙女跳着欢快的舞蹈。很快，平芳过来了，八婆七婶与乡亲们也过来了……他们没有观看表演。我们一家开心团圆亲密无间的温馨氛围，把他们全部深深地感染。
窗外，枣树的巨大身影淹没于黑夜。风吹树动时，仿佛身着宽松衣服的肥胖妇女。一只猪屎鸟不为风动，躲在树上凄厉鸣鸣，叽——喳——叽——喳——打断我的美梦。这种猪屎鸟体黑个大，貌似喜鹊，却没有喜鹊的长尾。平常，猪屎鸟躲在阴暗的地方，饿了就飞到猪圈偷食猪屎，但从不叫唤。乡亲们说，猪屎鸟是报丧鸟，落在谁家叽喳叽喳地叫，谁家就要死人了。我依稀记得，老伴死去的半夜，似曾有猪屎鸟叫过。
狗日的猪屎鸟终于来啦！在我准备好一切之后姗姗而来。老子怕个卵。热烈欢迎你！
我突然记起还没有和四儿子通话。就去拨四儿子手机。刚拨出“138”，后面的数字却如萤火虫般跳跃难辨。我睁大昏花的老眼努力去辨认手机上的号码时，已然泪水迷蒙。
（本文曾获2017年潮州市首届原创文学大赛小说组一等奖；首发2018年1期《唐山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