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宏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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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婧宏
生于德宏的傣族女作家禾素，自1994年从边陲小城移居香港已有二十余载，客居异乡的漫长人生经历为她提供了独到的文学视角，也形成了她多元的文学写作。如果说其散文集《风中的蔓勒梗》寄托了她的故土情结和浓厚乡愁，那么长篇纪实文学《春天里的人们》则承载了她的民族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
《春天里的人们》写作题材比较难得，作品抒写的对象不是什么英雄人物，亦不是像张桂梅那样的“时代楷模”，禾素抒写的是内地读者不熟悉的一个群体——在香港从事普通话推广工作的女性教育工作者。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教师群体，但他们却默默耕耘推动着普通话在香港的普及与发展，在为推普事业奉献的同时亦以不屈的奋斗精神绽放自己人生的芳华。这个群体是时代的一个缩影，代表了移居香港的一批新移民，也代表了最早在香港从事普通话推广工作的一批教师，作者通过长篇纪实文学的形式将他们艰辛亦精彩，平凡亦伟大的推普事业和人生经历展现出来，极具新闻价值和时代价值。记录小人物其实也是记录时代本身，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历程亦是香港时代变迁的历史进程。
作品中的女性大多来自内地，人生地不熟的他们刚到香港时处处碰壁，机缘巧合下从事普通话教学工作，他们当中很多人最开始教授普通话只是出于谋生的目的，并没有多么伟大崇高的初心，但却在这份工作中寻找到了失去的尊严和自身价值，也逐渐意识到推普事业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正如第四章中的夏雪所说：“我们是一个‘窗口’事业，是与世界接轨的一扇窗，而不只是推广普通话那么简单”，他们用勤恳的工作和专业的态度推动了香港的普通话教育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对传承中华文化，紧密内地和香港的联系，加速香港的去殖民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了文化融合的桥梁作用。普通话是汉族的共同语，亦是国际上代表中国的语言，自香港回归祖国以后，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宣布要让“所有中学毕业生都能够书写流畅的中文和英文，并有信心用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与人沟通。”但这一目标真正实现起来却是任重道远。作品中的女性，其中有的为了推普事业殚精竭力、废寝忘食以至身体发出危险信号，甚至患上了癌症；有的因为疲于推普工作、疏于顾及家庭而婚姻危机；有的因为当时香港语言环境的不友善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作品中有一个情节令我印象深刻，一名女孩不敢和她的普通话老师在地铁同行，并坦白是因为无法忍受在地铁里和老师用普通话交谈时旁人侧目嫌弃的样子，这对一名教育工作者而言是多么沉痛的打击，推普工作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如今，普通话在香港日益普及，地位显著提高，港人对国家的民族归属感与日俱增，这与推普群体的贡献密不可分。随着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开发和大湾区融合的加速，香港人对普通话重视程度也将进一步提高。
回到纪实文学本身来看，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灵魂。为了呈现在港推普工作群体的真实现状，禾素坦言耗费了大量的精力深入采访和整理资料，她用心倾听每一个采访对象背后的故事，通过走心的对话、细致敏锐的观察，向读者呈现真实、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以及溢满温度和赋有情怀的人生故事。禾素从内地移居香港，在港长期从事普通话教育工作，这部作品里叙述的对象主要是她的朋友和有工作的交集的同行，因此，作者对这一群体非常熟悉，甚至可以说是感同身受，这种亲历式的写作无疑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禾素在港期间与作品中的女性一样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如今她从容畅达的人生态度是在过去经历的风霜与伤痛中沉淀而来，因此，在叙述每一个人物及他们背后的故事时，她更多了一层深切的理解和同理心，她把这种人生感悟及人文关怀融入到人物及其故事的抒写中，强烈的情感共鸣和抒情性提升了这部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优秀的纪实文学，既要像记者那样进行深入采访确保其像新闻那样的真实可信，又要融入作家的艺术处理使其具备充分的文学性。禾素既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擅长散文写作的傣族女作家，其散文集《风中的蔓勒梗》、散文《你是悲悯的珠穆朗玛》都曾获奖。扎实的散文功底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细腻的心理刻画，充沛的情感共鸣，流丽清新的语言风格，令这部纪实文学作品兼备了散文的诗意美感，增强了作品的文学魅力。如第四章的结尾“又一阵寒风袭来，我们仍旧喝着冰凉的鲜榨啤酒，在风中举起酒杯，彼此相视一笑。服务员燃起身旁的取暖灯，明黄的灯光映着我们微热的脸，还有那颗不轻易向逆境妥协的心。”十三章中作者把香港比作“一位严厉而不失温情的继母”，并进一步形容道“她总是不远又不近地，客观而冷静地注视着那些远道而来的孩子。得意忘我的时候，给你下一个绊脚，栽倒了才知道什么叫人狂有祸；失望叹息的时候，她又给你送来一朵玫瑰，让你懂得什么叫柳暗花明。” 极具画面感的文字和生动的比喻弱化了纪实文学的严肃性，读起来仿佛散文一般如沐春风，成为这部作品的特色之一。
除了展现推普工作的艰难以外，作品也呈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作品中有两条叙述线，一条是人物的推普工作事迹，另一条是人物的私人生活。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叙述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一方面是出于女性视角，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成为普通话教师是与个人婚姻情感的经历密切相关。这些女性中很多都是从内地远嫁香港丈夫，为了在香港谋生或是为了孩子而走上了推普之路。第二章中的菁是为了帮助子小儿子走出读写障碍困境而被校长赏识成立为一名普通话教师；十二章中的向真遭遇婆婆的虐待以及丈夫的背叛双重打击之后离家出走，从面包店工作到成为一名普通话老师，她从谋生到重拾自信，找回尊严。向真说“两地的融合，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可少。刚开始到香港，被人歧视过，但是现在不同了，从前自卑的我，如今因为身为一名普通话教师为香港的融合工作做一份贡献，我由衷地感到骄傲”；第三章中的曼君，在香港用了七年的时间完成学业，从餐厅服务员到成为专职普通话教师，不仅获得语文学士学位、香港教师教育文凭，还出版了自己编校的教科书，默默努力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中的女性故事很励志，他们身上体现着身为女性的独立自信，身为母亲的无私奉献，身为推普教师的责任担当，以及身为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尽管在香港遭遇了来自爱情、婚姻、事业、身份地位的种种困境，却通过不懈努力改变生存境遇，展现出现代女性对自由、对尊严的坚持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当然，这部作品在某些方面也存有缺憾。优秀的纪实文学需要像小说那样巧妙的构思安排结构，例如报告文学的经典之作《包身工》，夏衍写的也是由底层小人物构成的一个群体，由于大众不了解包身工的生存特点，于是作者巧妙地运用特写镜头和横断面来的手法集中展现包身工一天，以此介绍包身工的悲惨的生存处境。《春天里的人们》展现的推普工作者也是读者不熟悉的一个群体，作者采用的是类似人物传记的写法，通过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人物群像帮助读者尽可能贴近这一群体的真实生命状态，由此，对人物的选择的斟酌就显得尤为重要。禾素说 “在采访每一个普通话工作者的过程中，写与不写，该怎样写，值不值得写，角度该怎么把握，都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如何通过每一个人物及其故事来多面性、多层次、艺术化地完成对这个群体的还原，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挑战，而这部作品中有些人物是否值得写，是否值得读者阅读，有些对话和内容写出来是否有价值的确有待商榷。另外，但凡女性写作几乎都绕不开爱情、婚姻的话题，但作品中部分章节对女性个人情感生活的关注过多，而在讲述她们私人生活的同时也没有进一步分析造成这部分新移民女性婚姻爱情悲剧及身份缺失的社会根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思想力度和社会价值。
在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笔者重读这部长篇纪实文学《春天里的人们》，跟随作者禾素深入十三位女性推普工作者在港的生活、生命经历，在内心被一位位优秀女性励志故事牵动的同时，也向这一默默为内地与香港紧密联系、文化融合做出重大贡献的群体致敬！
参考文献：
①禾素.春天里的人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