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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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艳梅
今天，孩子问我“爸爸，明天父亲节了，你要什么礼物?”我说“给我一个吻!”
“不行!”
“怎么一个吻都不行啊?太抠了吧！”
“礼物太小了，再说一个。”
想了想，我觉得什么也不缺，就说“你给我拉首曲子吧，我最想听你拉的曲子，是种享受。”
“来点物质的!”
想了想，需要什么呢？确实不缺啊!“给你一个任务，今天一定要想出来，告诉我，要什么礼物!”带着任务，来到办公室，在日志本上郑重写下“礼物”二字。
翻看其他材料时，不忘瞄上一眼，临近下班了，也没想出:我现在需要什么物质方面的礼物。
临起身了，看着日志本上“礼物”字，心中一震！恍惚间，回身打开身后的书柜。在书柜的最下层，放着一个黑色的提包。提包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铁拉链的手提包。提包的一侧还有一道横着的拉链…
这个提包是我出发买回来的几十个包当中最接近我记忆中的“那个提包”中的一个。那几十个提包可以说，我是从世界各地买回来的。有从巴塞罗那，有从澳洲，有从马尼拉…的华人古董世场 二手货市场，有从国内各地的古玩市场…还有皮具店…
只要我见到有很象我记忆中的“那个提包”我就买下来。买下来之后，什么也不放，就放在我的书柜里，直到下次我买到一个更象我记忆中的“那个提包”后，我才将上一个拿走。看着这个提包，我在细细的端详着。我承认“很像!”但不是“那个提包”!“那个提包”是父亲一直用着的。
父亲很爱干净，用了好多年，提包一直保养的很新。父亲1941年出生，十五周岁时到淄博耐火材料厂(王村)参加工作。十八岁以后调到国营广北农场，最初在小清河扬水站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在三分场机务队开链轨车(东方红拖拉机)。链轨车就是那种象坦克的那种车，只是没有大炮和方向盘。转向是拉杆式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带着我夜耕，几百亩地里，打对角耕。灯光照着前方，不时有野兔出现，免子见了灯光就顺着灯光跑，我们就加大油门追！
免子跑不出灯圈，跑跑就停下，一动不动了，我们就把车慢慢的停下，人从灯光的一边绕到免子后面，把免子捉住，有时一抓一窝，小免子回家养着，所以从小我们家养了不少免子，妹妹放学就给它带草与青菜喂它们…
那种在大田里，为了掌控方向，拼命拉拉杆的那种“英雄豪情”，就象英雄开着坦克，油门踩到最大，轰鸣的冲向敌人的那种感觉，当拉杆深深的拉进怀里，车头扭动着，翘起来，象战马腾空，松开油门，放开拉杆，车头落地，长喘着雄壮的声音，嗄啦啦啦的向前奔跑！那种征服欲得到深深的满足后的兴奋，洋溢在一个七八岁孩童的脸上…
母亲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生病，那时我九岁多，大妹七岁，小妹四岁。
父亲用了两年的时间陪母亲看病，住院。母亲两次开刀，半米多长的疤痕，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记忆中……母亲顽强的活着，为了她那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她吃一口，吐一口，吐的天翻地覆!但还是坚持吃!
母亲不停为我们做鞋，做衣服，鞋子大的，小的，做了满满两箱…
我的鞋，她按每年我要穿两双做的，做了以后十年的，大概到我二十岁吧。妹妹的也做了十几双。还有大小的衣服……她说:“让俩个妹妹，穿你的吧。”所以妹妹从小穿我的衣服和鞋到很大…… 母亲在挣扎到气尽力竭之后，带着无限的不放心走了……从此父亲拉扯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艰苦度日。
机务队除了需要按时上下班外，春耕秋播及麦收季节还经常加夜班，加通宵。
我从父亲陪母亲看病那时起，父亲不在家，我就承担起了一个保护者的角色。
夜晚，都要抱根木棍睡觉，说是要保护妹妹，其实是为了给自己壮胆。
所以很多年后，我的睡觉都特别“灵”，不能处于深度睡眠状态，似乎一直在半睡半醒之间。
一有动静就从恐惧中醒来，并且做出反击、战斗状况。为此甚至出现过几次笑话。工作之后，和舍友在一起，夜晚，他口渴，起床要喝水，灯线在我床头，他下床向我这边伸手摸灯线，我感到“危险来了”，抓起床上被子抡了起来，被子打断了灯线，灯亮，只听“啊，啊…”声不断，睁眼看到舍友拿着长橙做战斗状，我说:怎么了?舍友拉开房门，大冬天的赤身跑了出去…一边跑 一边发出啊啊的恐惧的声音。从此舍友，睡觉后，再也不敢靠近我了…即使想要小便，也尽量憋着，实在憋不住了，在床上，总是用被子捂好了头，轻轻的叫醒我:喂！喂！醒醒，我想小便。 直到听到我说:去吧。他才让我拉开灯去之。
为了照顾我们，父亲在八三年到了农业队，随之遇到了农场的土地承包。
一个男人带着三个未成人的孩子，承包几十亩棉花地，可以想象…在农场，没有任何的亲人…过去的朋友，因为强大的劳动压力，也都自顾不暇…爱被巨大的辛苦压的变了形，父亲开始暴躁，动不动就打我和大妹…中间因为我不好好学习，初二时，父亲让我不上学了，跟他去地里修棉花，打农药。几天下来，我深深的知道了，那种在一眼忘不到边的棉花地里，那种绝望和无力，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背负着几十公斤的农药，因为漏药，背部被农药烧的整片的皮，往下撕。
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年底，农工大部分完不承包任务，欠着农场的钱。
那时候，逃离农场，是每个农场职工及子弟的梦想。每个人都动用了所有的力量向外挤，己招了工的，因为档案在农场，只能通过关系，通过婚姻，想方设法调出农场。没招工的，大部分去了滨州 邹平 东营的纺织厂 面粉厂 化工厂 汽车站等去当了工人。也许是，上苍可怜我们吧。老师帮助，自己努力，老天爷开恩，一九八五年，我做为我们学校建校以来，第一个考出去的中师生，去上了师范。
师范在县城，从我们那儿到县城有八十多里的路程。那时从农场的生产队到通往县城的柏油路有一段俩公里的土路。不下雨时，这段土路很好走，因为链轨车可以把它推的很平。一下雨，就不能走了。接到入学通知后，己经很晚了，好像只有那一天可以去报到了。那一天，下着雨，父亲去送我。雨下的很大。父亲将我的衣服，床单等物品，用塑料布包好了，打成包裹。父亲扛着自行车，在泥地里走着，我杠着包裹跟在他后面。
我穿着雨衣，雨水和着我的泪水在我眼前连成白茫茫一片。在日后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我对父亲许诺:我一定要努力的，也会努力的!为了给你争脸，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父亲送我到学校后，当天晚上和我一张床，住在了学校的宿舍里。他把他用了好多年的“那个包”擦的干干净净的，挂在了我的床头。包里放着我所需要的一切生活用品……还有三十元钱……
师范毕业了，那年我十九岁。“那个包”也跟了我一些时间。后来弃教从商，当年正好上演《上海滩》，崇拜强哥的样子，就买了他那么一个腋下夹着的包，每天穿个风衣，把头烫个大波浪，留着小胡子，酷酷的样子，装老板。
父亲送我的“那个包”就放下了…
也不知什么时候“那个包”不在我的身边了…就在我毕业之后，当了几年老师，妹妹跟着我上学，家庭负担减轻了不少。就在日子一天天变好，我正忙活着把父亲从生产队调到场部的理发馆(那时没有私人理发馆，父亲理发手艺很好)，让他摆脱种地之苦时。父亲查出了病…在母亲去世十年之后，父亲也走了…
临走时，对我说“从小光打你们，你们别恨爸爸”
“不恨…”
“把妹妹们拉扯大，成家，好好过日子!”
“嗯 记住了”
父亲在我们有限的交流中走了，我没有表达出我对他的爱，父子之间没有交心的沟通，这是我永远的痛。
父亲走了，那年我二十一岁，我把妹妹们笼在了身边，穷则生变!我在学校分给我的那间宿舍的墙上用粉笔写下了“为生存而奋斗!”几个字。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也在无数好人与坏人的帮衬与激励下，一步步走出了农场，妹妹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归宿。我的日子也渐好。
空余时间，静下来，时常想念“那个包”。
“那个包”去那里了呢？
我自弹自唱起《那个包》…
泪如雨下。
放笔于父亲节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