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枣花开的季节。
其实很多年没有见过枣树开花的样子了,更深的印象还是留存在儿时的记忆里。
冬天,枣树的样子很丑。碗口粗的树干,皲裂的树皮,光秃的头顶,俨然是一位终日暴晒,又被海风严重侵蚀了皮肤的老农夫。但一到花开季节,它就鲜活了,焕发了,虬枝轩邈,长成一个硕大的华盖般的树冠。密匝匝的小枣花相互簇拥着,浑身散发着淡雅的清香。
父亲一直想把它砍掉,但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
只有巴掌大的天井,成为父母心头挥之不去的郁结。他们做梦都想着住上一个宽敞明亮的大院。东西南北的房子把天井压缩得真像一口井一样。偏又有这棵硕大的红枣树独占小院一方,一年一年地疯长,毫不掩饰地与主人争夺生存空间。当父亲拿起砍刀走向枣树的时候,母亲说:“留着吧,打了枣,过年给孩子们蒸糕吃。”
月光落了满满的一院子。如银的地面上,出现了枣树繁密枝条的影子,微风中晃动着,摇曳生姿。
在天井里,一家人围着小木桌吃晚饭。一壶酒,几个简单的小菜,是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最好的解乏方式。微醉后,他开始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述他年轻时光辉的经历——在铝厂当工人啦,在济钢送报表啦,在南京学习,参观中山陵啦……他把这些经历给人讲了一辈子,这成了他炫耀、自豪的资本。父亲天性乐观。会点儿木匠活的父亲,看着粗壮的枣树干,不无遗憾地说:“可惜,可惜。”枣木质地坚硬,打家具不好摆弄,村里的木匠都嫌弃。再粗的树干也不稀罕,最终只能当柴烧。母亲端着碗,一边喝着汤,一边说:“这棵枣树很能结,咱留一些蒸糕用,剩下的卖了钱给孩子们做几件新衣裳。”我们听了很高兴,便跑到枣树下,去看那掩映在树叶中的稚嫩的小枣儿,急切地盼他们快快长大。恍惚中,红枣已挂满了枝头,我们便用长长的竹竿去打……母亲蒸了一大锅糕,上面嵌满了红彤彤的枣儿……母亲捧着新衣春风满面地向我们走来了……
支脉河道要加宽了,临河北岸几排房子要拆掉。母亲听说后,连跑了几趟大队部,才确定了这一消息是确切的。搬家三年穷。更何况要拆了重建。记得那些日子里,父亲和母亲经常坐在灶台后,愁容满面地切切交谈,母亲还不时地抹眼泪。母亲其实是很有大将风度的。母亲去世后,族中的婶子们常跟我提起,说母亲是她们的主心骨,是家族中的“总理”,凡族内婚丧嫁娶、邻里纠纷,大事小事都离不开她。但她此时却似乎没有了章法。后来,我总认为母亲的病就是她为这个家操劳一生累积出来的。父母虽然早已住够了这小门小院的房子,一旦离开还真是不舍,尤其是那棵红枣树,在相依相伴的岁月里,早已产生了相濡以沫的情感。母亲最后决定搬迁,她说,咱不能拖公家的后腿。父母环顾着那棵红枣树,像是生死诀别。我依稀记得,走出门后父母一直唠叨着一句话:像这个年龄的枣树人家说是挪不活的。
几个月艰辛的忙碌,我们终于搬进了新家。一排五间的红瓦房,二百多平米的天井。站在空旷的院子里,母亲经常念叨:要是那棵枣树能挪过来该多好啊!
一入春,父亲就栽种了一棵小枣树。随着气温渐暖,树枝上开始有嫩叶冒出,紧接着,浅黄稚嫩的小枣花也次第绽放,还可以闻到清洌的花香了。
随着日子的好转,我们已不再指望小枣树长大后打枣卖钱了。它更多的是成为院落的一种装饰,就像其他果树、花树一样。抑或是对原来那棵枣树怀想的寄托。
父母决定买一台16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这让我们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
星月皎洁,晚风和畅。在枣树开花的时候,我们就把电视搬到院子里。电视一打开,魂儿就被勾住了。心情随着剧情起伏,动作随着心情变化。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大呼小叫,此起彼伏。母亲说我们快钻到电视里去了。
等小枣树长成了大树,父亲母亲都变老了。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像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一样有些体力不支了。为安全起见,我们商量决定让父母搬到我刚闲出来的一处小院住。离家七八里路。父母年事已高,再也经不起盖房的操劳。母亲故土难离。听婶子们说,临走时,母亲拉着她们的手大哭了一场。母亲在这里住了几年,心好像一直悬着没有放下。在我的院子里没有红枣树,那个有红枣树的院子,才是他们的家。
在父亲八十七岁那年,我决定给父亲盖房子,即便是父亲百般阻止。我决定给父亲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这是母亲去世多年后心头留下的一个遗憾。
一个不大的小院,精致而明亮。父亲很满意。父亲除了耳聋,身体很结实。春暖花开的时候,他就愿意回到小院住。邻家紧靠院墙长着一颗大枣树,粗长的枝条一直探过了墙头。父亲问:“咱家那棵枣树呢?”“可能很长时间没人管,枯死了。”我回答说。父亲听了满脸遗憾。
枣花又开了,父亲却倒下了。
在守候父亲的日子里,我心中满是焦虑、忧伤和悲痛。父母劳累一生,本该颐养天年,却被病魔吞噬了生命。夜深人静,闭目沉思,仿佛看到父亲健谈嬉笑的容貌,又仿佛看到母亲善良慈祥的目光。
一声清脆的鸟鸣划破夜空,走出门,寻声望去,见一只玲珑小鸟伫立在枣树枝头。也许是父亲的病情让我无暇四顾,这时才发现枣花开了。晨曦中,一朵一朵的小枣花儿正顽强地挣脱花苞的束缚,一个个新的生命又开始在枝头绽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