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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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民族文学的大合唱，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民族文学，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宏伟组歌。各民族作家立足于本土，生活在自己的领地上，却共同感受着发生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激荡风雷，以不同的民族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段一起奏出了当代中国时代变革的交响。现在，当我们放眼文坛，在歌者如林歌声如云的文学大殿堂里，在当今新人辈出的青年作家群中，特别是在今天“西部文学”异军突起之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位匐身于祖国西南莽原默默笔耕而又是那样令人瞩目的才华横溢的民族歌者——藏族青年作家扎西达娃。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一定时代的文学，尤其是小说恰恰是对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进行反映和人的形象塑造。一定时代的文学思潮，总是集中或比较地集中了生活在这一定时代中的作家其作品思想内容指向。扎西达娃，这个藏族人民的儿子，正是通过自己对当代文学思潮和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及对历史的和现实的执着思考，以一颗感切于时代并与时代的文明与进步的一起跳动的心走进文坛，谱写出一曲曲洋溢着浓郁边疆生活气息和强烈民族精神的昂扬亢奋的时代的歌。
他的歌，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而首先，是属于西部的，同时，又是他自己的。
如果有谁将中国西部文学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粗犷、强悍、宽厚与率直，抑或视之为原始的古朴、原始的人性、原始的本能意识冲动的表现，则犹未免失之偏颇，或者起码说来是不科学、不公正的。扎西达娃的作品将向我们表明：西部自有西部的特点，但仍不失其作为黄炎子孙古老民族的深厚的历史感觉，真挚、细腻、婉曲的情愫，善良、文静的气质及优柔幽默的性格之一面，一样奔涌着华夏民族大家庭黄色人种的血浆。就作品所反映的主题意义来说，西部民族和东部、南部、北部民族一样，共同感受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变革过渡期的时代阵痛，并且反应出这种阵痛。就作品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而言，旨趣高雅的文学命意及其表现——即以轻喜剧抒情风格和牧歌式情调描写来表达深沉厚重的历史正剧内容，融作家幽默诙谐的艺术个性和浪漫气质与严肃的现实主义于一体的当代创作风格特点，不仅在正在崛起的西部文学中独具峥嵘，而且在今天多姿多采多层多元的中国当代文学大观园中也格外引人注目。
当然，一定地区的地理风貌和民俗、民情造就一定的民族歌者，而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的深刻变革必然给这个地区带来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古老神话中的“伊甸园”是不复存在的。民族歌者的责任，则在于为这种变革及其影响在这个地区的反馈反映出来。很多时候，一定地区的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往往表现为旧与新、落后与进步、愚昧与文明、历史的沉淀物和现实的新鲜血液长存共容，或相互龃龉，甚或将随时产生异常激烈的矛盾冲突，但尔后又总是趋于具有新生意义的文明与进步的统一。有才华的作家正是从这些民族生活的幽深矿井中开掘出符合时代发展走向的矛盾统一和自己的审美情趣相一致的艺术闪光，融进自己对历史的与现实的深切思考，从而传达出作家对一定社会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注入对新生活和时代文明与进步的热烈祝愿与期待。就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归途小夜曲》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些。小说描写汽车司机罗珠在藏历年夕风雪之夜驱车茫茫草原赶回拉萨途中的事。小说写的是爱情，但作家的旨趣远不在爱情，而着意于表现在爱情方面的人的思想意识领域人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革和心的觉醒。罗珠是位现代派气质很浓的藏族青年，妮妮则是一位从未到过拉萨，临行前妈妈叮嘱过“二十次”的完全处于青春蒙昧期的乡间处子。这种反映在同代人素质修养方面的当代风格与传统因子之间的现代与原始相结合的爱情完成和人物形象塑造，大胆而巧妙地向民族传统婚恋方式和封建旧道德进行发难，以作家特有的勇气和器识，以爱情般热烈而含蓄地笔触，谱写了一曲奋发着时代亢进精神的八十年代青春之歌。小说反映了处在改革时代阵痛期的祖国西南边陲民族风情和民族精神的突变，揭开了古老民族精神变革的帷幕，使人看到兄弟民族同胞同祖国和时代同步前进的希望之光，表现出一位人民作家和民族歌者的沉重的责任感和敏锐发见。这种发见尤为难得，“产生这种先进精神文明的人催生婆尤使人感激和钦佩。”
值得注意的是，三五年前，当祖国内地的许多地方尚处在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地向着现代文明蹒跚启步之时，而在西南拉萨城中的现代化音乐键盘上已经传来了“FDK磁带”的高节奏乐响，热烈奔放的“迪斯科”已经在那里翩然起舞了。这些人类对现代文明和精神生活执着追求的微弱信息，立即为作家敏感的艺术触须所捕捉，并毫不犹豫地写进自己的作品中，作为一种艺术氛围为小说人物提供赖以活动的背景场所和故事情节得以表现和展开的环境典型，且与人物积极向上、大胆追求的当代风格协调在一起，当是弥足珍贵的。
真正的英雄和勇士，不是歇斯底里的赳赳武夫，高明的作家，总是将对历史的扬弃与摭拾和对现实生活的肯定与否定有机统一在一起。
基于作家丰厚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感受力，1983年的《没有星光的夜》（2）则从另一个生活侧面表现了与《归》的主题范畴相补充、相掩映的思想内容。作家用自己的眼去观察、谛视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作家痛切地感到民族传统习俗和封建旧道德的落后、愚昧、野蛮与荒唐，同时又对包寓在这些历史传统遗留之中的古朴、直纯、善良、豪爽的一面寄以深切的同情并为之赞美。作家善于透过封建传统习俗笼罩下的沉沉夜雾，从而窥见到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文明与进步的曦光。《没有》取材于一对藏族青年康巴人的决斗，作家也正是从正面来表现这场决斗的。而令人深长思之的是，作家没有让他们决斗，而是描写另一种形式另一意义上的心灵的决斗，令人扼腕叫绝，回肠荡气。这一严肃的理性内容，作家又是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来完成的。“性格是一种流动物”（3）拉吉寻找仇人阿格布整整十年，并且在娘胎中就埋下了归报父仇的仇恨的种子，今天在作家的笔下，这种如火的仇恨雪释冰消。双方共同举起了燃着松香油的手，第一个仇人成了第一个友人。——这又是善！这善是作家的，还是民族的？是文学的，还是生活的？谁也不会提出这个不无麻烦的问题，但你却不无满足地领受着作家为我们创设的这种带有强烈时代印记的善的熏陶。这善，是历史的馈予，是人类社会永远年青的品质，尽管它曾经被人曲解和掩埋过。这善，是深深地包寓在民族传统和道德因袭的落后、愚昧与野蛮之中的，决非是理论家们喋喋不休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的分明对垒。作家注意的是对生活美的深层次开掘，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忠实的描述及文学美的创造，而这一切又都架设于“真”的基石。作家笔下的代表进步力量的阿格布自不待言，即是虎视眈眈的复仇者拉吉，作家也是寄以深切的民胞同情作以如实地描绘的。惟其如此，才符合历史的真实、生活的真实，才是文学作品基于历史和生活真实基础之上的艺术的真实，而真实恰恰是艺术的生命。
作家的作品，不同于一般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一样，对本民族的风土人情作过多的渲染和描绘，以偏僻与猎奇取胜，而是忠实于社会生活真实本身而又不囿于这种真实，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居高临下地以作家特有的深邃目光洞察自己投身其中的生活，并对其作细腻、准确的描绘，描绘中时时闪烁着作家心有灵犀的智慧和理想的光辉，澎湃着对现实生活爱之深感之切的文学才情。
作家新近发表的额《洛达镇轶事之一?自由人契米》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较前广阔得多宏伟得多的民族生活画卷。一方广场、一条街道、几家居民以及生活在这里的第一任主人公契米，是作家在这个系列中首先推到我们面前的几个形象——这中间将溶入多么深刻多么丰赡的时代内容！现在，读者只能看到洛达镇全豹之一斑，尚未敢贸然指出作品的成功和作家独特文学贡献之所在。然而就在这初露的端倪面前，作家舞台幕启式的人物设计和场景布置，已经赋予我们一个如临大型舞蹈演出般的欣赏感受——频频闪亮的指示灯和节律铿锵的音响效果预示着剧情即将进一步展开而传达出来的波澜壮阔的心灵震撼：契米第八次越狱成功并且为洛达镇警察业务宣布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是发人深省的了，而更令人深长思之的是，自由人契米的手，竟是那样的“细嫩柔滑，光润莹洁”，“本来是一双适合在寺庙里擦祭器铜像什么的”手！这在作品为读者创设了如此情境中间作家也为自身的文学追求障碍设立了跨栏，让我们与作家一起共同度过这令人焦灼的时间空格，然后与作家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如此说来，《洛达镇轶事之一?自由人契米》（4）尚没有给我们一点以主题方面的启示，那也是不实际的。作家作品的寓庄于谐、于平素之中见典雅的文学风格将使我们再一次服膺于这样的一条真理：“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5）这时，当我们将《自由人契米》与作家1982年的《归》联系起来考察，则不难发现，一个禁锢着人类文明同时又孕育了人类文明的原始神话中的“伊甸园”的幢影将再一次进入读者的视野：如果说妮妮是从这里觉醒的“第一个女人”，那么自由人契米以及生活在他周围的娜牡、金?瓦吉梅龙等则是妮妮进入坚实的社会生活大地上所遇到的第一代“原始人群”。在他们身上一样分明背负着千万年人类社会发展的厚重尘埃，以及力求摆脱这种背负的沉重精神负荷。可喜的是，洛达镇的警察也许恰恰是这种摆脱的助产士，然而他又毕竟适应不了这种摆脱之后已经进入新的觉醒阶段的人们的不断更新的时代需求，洛达镇也不应该再回到历史神话传说的“伊甸园”中去。
感谢作家,通过自由人契米形象的塑造,为中国当代文学画廊送来一个呈现异彩的人物典型.更重要的是，它又一次为我们提供了作家在人类精神文明探索之路上苦苦追求直至有所新的发见的令人欣慰使人振奋的信息：尽管“向柏科神起誓”的民俗民情依然存在，但“背着手不慌不忙”的警察已经向我们走来，并且“像在苦苦思索着自己生活中这一辈子也没有解开的什么谜”，古老民族已经不是在落后和愚昧的“伊甸园”中酣然沉睡了，她正在接受新的时代的洗礼；而日新的时代，又有什么理由成为今天的“伊甸园”？时代需要自由、痛快地发展，任何严密的法律制度在处于飞速发展的时代自由面前都将表现得无能为力。而有趣的是，真正的自由又是和科学的法律规定性相一致的，这就要求法律的更新和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性。时代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统一和协和相谐中向前发展……
正如笔者乏味的评论一样，设若作家将自己的这种思想和文学发见赤裸裸地诉诸于读者，则恐怕没有谁会乐于接受。作家是深得小说创作之三昧的。作家没有吝惜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艺术手段，将厚积于胸的生活恩赐薄发于淋漓尽致的文学描写之中。作家在幽默诙谐的抒情风格和牧歌情调下包蕴着深厚的历史内容和强烈的时代感，曾不止一次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而就另一方面说，无须讳言，作家作品的相近的文学命意及其构思、欲擒故纵的表现手法即选材方面的近亲繁殖，又多多少少地给读者审美心理上留下缺憾和不满足感。这，当然是我们苛求于作家的。
“文学即人学”，也是自己。作为藏族人民的忠诚儿子，布达拉宫文明的熏陶和拉萨河水的哺育，造就出作家典雅、含蓄而又朴实、真挚的艺术风格，幽默诙谐的浪漫气质与深沉凝重的严肃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个性，并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我们无幸结识作家只能从作家作品中和作家接近，在美的陶冶中接受作家理想、道德、意志、情操乃至个人交际方面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无私馈予。具体地说，小说《归》里罗珠和妮妮在风雪草原之夜相遇中的戏剧性描写，令人忍俊不禁，然掩卷思索，仿佛有一种橄榄样的东西非让你同作家一起回味咂摸不可；《没有》中一对前世冤孽的决斗，你也不只是拭目流连于当代中国西部民族这一古老野蛮的历史遗留的稀奇，更不至于在阿格布的婚礼纪念舞会的篝火旁傻了眼，你也会禁不住喷发出一种具有沉重历史压抑感、挣脱欲和强烈变革愿望的时代激情；同样，你也不会再洛达镇人高高兴兴地抬着困惑不解的流浪者朝玛曲河畔走去的队伍后面一个劲儿地哂笑……
作为一位民族的歌者，作家将自己的艺术根系深深伸扎在生我养我的故土。在他的作品中，高原边疆生活韵律和牧歌情调描写，渗透着深沉厚重的历史内容及忧患意识，但始终洋溢着边陲民族同中原祖国同步前进的时代精神。这是今天西部文学的共同特点。若稍加考察，则可以发现这些作家（包括西部文学题材作品的东部作家）又有其各自独特的风格样式和艺术追求。张贤亮擅长通过对历史的反照和对现实的描摹，将社会生活世态人情进行“绿化”，寄寓作家良好的希愿；张承志则善于从历史学、人文地理的角度对社会作纵深的瞰察，转达作家刻意的思考；路遥似乎十分不甘人世间的不平，可以通过自传体般的文学展示，向社会、人生发出一代人的诘问；王家达、武玉笑则总是追求“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6），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呈上自己的额“白皮书”；陈凯歌初出茅庐就迫不及待地一下子扑身于他倾心向往的“黄土地”；作为西部文学鼓吹者之一的王蒙，仿佛对西部文学更感兴趣，他的追求也许要更为清醒、更为自觉一些……而我们的扎西达娃，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对西藏故土的爱以至对于整个大西部的钟情，却是“默默的，不露痕迹的，就像红脸后生对他的蓝花花婆姨一样”（7），含蓄得可掬，含蓄中掩饰不住七分责任、三分得意、一点俏皮……总之，他们的风格格调迥异，艺术追求不尽相同，与扎西达娃又有区别，却共同反映出西部文学作家作品的雄浑、旷达、粗犷、豪放而又深沉凝重，同时不失文学分寸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理性的光泽。诚然，扎西达娃不具有西部文学领衔作家的大手笔（就现阶段来说），但却以自己独特的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学贡献来充实、丰富和发展西部文学。
如果说，由于西部自然地理的铸就和对大西部的挚爱与向往，使得中国西部和外部的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西部文学，那么，每一位作家为实现这一共同的美学追求所选择的艺术道路之不同也就是可以理解并且是显而易见的了。这里不妨再就作品的选材跨度而言，从二张的作品看，他们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大都通过与内地的连挈和交流，或衬托或结合起来表现主题，而扎的作品则是纯西部的——西部风味西部的人。他笔下的人物既不像许灵均那样，从东部到西部、又到东部，甚至差点儿到了国外，也不像“他”那样（8），从北京来精灵般地沿着古老黄河溯源而上，并雄心勃勃地跋涉于横亘偌大中华东西南北各大川原水系之间，总是嘤嘤俯仰于作家赖以安身立命的故土，就像日光城头的旭日和布达拉宫塔尖上的晚霞一样稳定：自由人八次越狱成功，本“应该逃到什么地方去”，但始终没有，就连作家作品中最富于“亮色”的主人公阿格布也仅仅是“到内地出过一次差”。当然，西部文学不是一个纯地域性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应首先在作品的文学气质和艺术风格方面，而扎西达娃恰恰在这些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文学体。尽管如此，我们是不是仍然有理由要求作家，与自己作品的时代风格和宏大立意一样，在创作题材领域方面冲出本民族，从自己惨淡经营的一囿天地中走出去，携手西部文学作家群，展开文学理想的翅膀，在整个中华乃至世界的天宇中翱翔。
现在，当我们论及西部文学的时候，大概总不能无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西部文学实际指的是大西北文学。这一提法因袭了现行行政区划的习惯指称西北五省区——新疆、宁夏、甘肃、青海、陕西。若单从行政管辖这一角度看，是较为合理的，倘就地理文化文明（当然包括文学）的亲缘关系说，这就很难界定甚而未免不科学。陕西，现代史上固有“陕甘宁”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团结，而悠久史传中的“川陕”、“晋陕”、“陕绥”的文化联系似乎更为频仍和缘近一些。陕西这块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对于中国西部的文化文明具有发蒙和推进意义的勋劳，而对于我国东部、南部、北部亦然是同等重要的。此则为西部概念造成模糊。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地理角度说，还是从精神实质方面考察，西藏不仅理应归属西部而且更具有西部特色。且不说自二叠纪始至上新世末以降的经过远古地壳运动形成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首先将西藏和包括青海在内的中国西部连成一体，况且传为美谈的与昭君出塞合为姊妹篇的文成公主入藏史话中的布达拉宫和日月山，这一历史维系的纽结又是解不开、扯不断的。尤为重要的是，珠穆朗玛峰、雅鲁藏布江、拉萨河等西藏地理上的雄奇、险峻、魁伟、浩瀚与广袤以及这种自然地理浸润下的民俗民情、千古传说直至宗教信仰，无不显示出和正在显示着其恢宏、旷达、古朴、雄浑等整体方面西部美。固然，在当今文坛上，“新疆诗派”、“新边塞诗派”的诗作，张贤亮、张承志、路遥、王蒙、王家达、武玉笑、邵振国、张宇、和郑义等西部或非西部作家的西部小说，以及电影《牧马人》、《人生》、《生命的火焰》、《天山的红花》、《天山深处》、《黄土地》乃至《西部电影》、《中国西部文学》等文艺作品刊物的相继出现，构成了声势浩大的西部文学工程。而与此同时，活跃在祖国西南莽原上的藏诗新秀和小说家群这支轻骑兵队伍又时时撞进大家的视野：藏族诗人汪戴尔的《日落向往》、藏籍山东女诗人马丽华的组诗《大草原》、陆高的《西部小曲》、刘连进的《高原印象》以及昊夫、洋滔、马原、王远舟、詹士华、藏青、蔡椿芳等人的创作，无不为中国西部文学增添异采。而扎西达娃则是中国西部文学西藏作家群中最引人瞩目成就最大的作家之一。
当然，这里，我们决没有为西部文学正名的意思，也不是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西部文学来一个“户籍普查”，更不是希图为西藏作家在西部文学中争得一席之地。文学批评的历史告诉我们，考察一个作家或某一文学流派，若不从作家作品的文学气质和艺术风格方面考虑，是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公正评价的。这里，我们只是想表明：扎西达娃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而首先是属于西部的。他的创作无疑是中国西部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佳品，并且是在钟惦棐先生提出“西部电影”之前就曾和张贤亮的《灵与肉》一起为西部文学作出了奠基意义的贡献。只是，也许当时作家的名气还不够大，甚至今天还没有为西部文学的批评家们的望远镜所扫描到，但我们却不能忽视这位作家在中国西部文学中的位置。
作家今年二十六，步入文坛已经数载，是中国西部文学中为数不多的藏族青年作家。他不以猎奇取胜，在他的作品中却可以看到意境的奇崛。他不以多产来显耀自己，以期赢得读者和同行们的青睐，却以沉甸甸的掷地有声的几部作品，获得文学家的刮目。作家踏上文坛，起点是较高的。1982年的《归途小夜曲》，获上海《萌芽》荣誉奖，1983年的《没有星光的夜》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入《1983年短篇小说选》，《江那边》多次夺魁，新近发表的《洛达镇轶事之一.自由人契米》则为1985年二月号《拉萨河》的压卷之作。如果说《归》是一支才露尖尖角的小荷，《没有》还没有摆脱初露锋芒的稚嫩和未成熟感，那么《自由人契米》则是一颗成熟老到的芒果了，并且在这颗成熟了的果实后面，我们还将看到一篇繁茂的金灿灿的果林婆娑于祖国西南之巅。
注：（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8页
（2）、载《民族文学》1983年第一期
（3）、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
（4）、载《拉萨河》1985年第二期
（5）、伯纳德.欠瑞给海明威关于《老人与海》的一封信。转引自《文学评论》1984年第三期，陈素琰《论宗璞》
（6）、托尔斯泰《日记》，1865年9月30日。《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一册200——201页
（7）（8）、张承志《北方的河》
——本文原载四川《当代文坛》1987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