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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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87年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自有其这一年度的主客观方面原因，反映出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品格，则这又是由整个文学发展史、人类思想史所决定。从远古希腊神话到中世纪古典主义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二十世纪初的“先锋派”文学，从“神——人——人（本身）”，从“五四”到“四五”以至今天，整个文学发展就是一个由“外”而“内”的历史，是人类思想从低级到高级，由人对客观世界的直观感受到主观世界自我审问的历史。1987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向内转”，是新时期反思文学发展到寻根文学阶段后的文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重新淬火与再熔铸，是时代觉醒全民族深刻历史反思与对未来的苦苦求索颤动在文学上的音符；是时代文化之非自足性追求在文学领地里的可贵寻找，是文学自身渴望成熟最终走向文学本体性回归辗转跋涉中的优化选择。而1987年中国社会则为这种寻找与选择提供了稳固的立足点。诚然，这种“向内转”将意味着莫大的智力消耗和人才付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是文学史诗所必须经历的受孕过程，其结果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最后成熟。
1985年西部文学东渐，至1986年底寻根文学逆向迎接西部且以浩大之势漫卷神州，至今回顾起来仍不免令人刮目咂舌。1987年初以降新时期当代文坛之“寻…文学走向”，是万千读者所瞩目的。当代文学创作及她的读者其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批评界，而批评界亦同样以其反征询的目光期待着作家和她的读者们。于是，一种说法有了：文化小说。此不失为一种机智，但又不能不给人以中庸折衷和互为尴尬的印象：消极！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满清遗老的辫子是文化，流行时装蝙蝠衫、牛仔裤是文化，《茶馆》是一种文化，阿Q是文化，哥德巴赫猜想是文化，“最高指示”是一种文化……如果说文化是某一特定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标志，是人文，而文学则是大千世界文化诉诸于书面文字形式的历史表征记录，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文化，抑或说是文化的主体工程。用文化来解释文化（小说），毋宁说没有解释文化，用文化来解释小说（文学），毋宁说没有解释文学。
那么，1987年当代文学是不是就不能考察、难以界说了呢？于是，我们怜悯于批评理论家们关于“无序”的慨叹，关于“向内转”的讨论，关于“秩序”的理解。但这一切都无补于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进一步认知、把握和研究。究竟1987年文学呈现出怎样的“无序”状态，她的“向内转”其立足何处，归宿哪里，又是否存在着某种“秩序”？——这，对于任何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批评者来说都是回避不了的。
本文不拟对当代文学发展之“序”来一个强人所难的定量定性分析和结论，这样做也许有失明智；也不打算对此作一番粗线条的勾勒与描述，因为已有另作，仅对1987年当代文坛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序”，只是此“序”需要历史的梳理、时间的检验，或者现世人们尚未有发现，或未有把握、未为定论，如此而已。而“无序”则是“有序”的一种必然现象、特殊现象及互补（而批评理论之“无序”则不能作如是观，它只能表明批评理论之萎缩、失职，以致重新降到创作附庸的可悲境地）。1987年的“无序”，正是新时期当代文学之“序”的恒常发展，她于整体态势上就文本意义而言之纷乱、失重、错误与倾斜，直接导致当代文坛呈现出异乎寻常的热闹与清寂。
A、创作热闹，批评清寂
如果说1987年文学缺乏1986年以至1985年的汹涌澎湃的文学主潮，似乎无可争议；而要说这一年没有出现诸如《红高粱》、《古船》、《平凡的世界》、《活动变人形》般重部头高质量作品，则不会将人说服。以张承志的《金牧场》、贾平凹的《浮躁》、马原的《上下都很平坦》、邓刚的《白海参》为代表的青年作家巨制鸿篇的联袂出台以及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浩然的额《乐土》、叶君健的《远程》、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等老作家长篇创作之涌现足以说明。柯云路的《夜与昼》首先沸起1987年的第一个文坛热点，《当代》第一期推出“西部文学集束”，张曼菱的《唱着来唱着去》、杨志远的《环湖崩溃》等给过去的一年以强烈的冲击波。紧接着马原的《错误》、《游神》，洪峰的《瀚海》、《极地之侧》，一如几枚重型炮弹，在当代文坛先后爆炸，并激起强烈反响——《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竞相转载。石言的《五色土》、周梅森的《冷血》、高建群的《遥远的白房子》、马秋芬的《远去的冰排》、毕淑敏的《昆仑殇》等始终未给读者以平静的时刻。还有京夫的《鬼事》、雁宁的《巴人村》、黄培佳的《冬之旅》、彭见明的《僻地风流》、汪文勤的《赤惑》，韩少功的《故人?人迹》、郑万隆的《古道》、扎西达娃的《古宅》、孙和林的《雪夜》、李天芳的《远嫁》、铁凝的《闰七月》、皮皮的《把她分给你一半》、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白雾》、迟子建的《北国一片苍茫》、雷铎的《国殇》、柳溪的《生死之间》、王安忆的《锦绣谷之恋》、张波的《圣土》、王蒙的《要字8679》、杨咏鸣的《甜的铁，腥的铁》、多杰才旦的《无记涅槃》、莫言的《猫事荟萃》、意西泽仁的《极地》、李杭育的的《小说两篇》、林和平的《蓝河谷》、韩冬的《秋风清，秋月明》，唐栋的《“穷”则思变》、谌容的《献上一束夜来香》、何士光的《苦寒行》、关汝松的《绿梦》、邓九刚的《醍醐》、聂鑫森的《天街》……肩摩踵接，熙熙攘攘，时时挈动读者的神经。然而这激动人心的创作实绩并未给批评界以相应的反应。仅《当代作家评论》集中刊发了马原的评论，以及其它报刊的零星评述外，似乎并没有对这些现象作认真的分析与研究。《〈瀚海〉挹滴》毕竟是“挹滴”，更有除命题新鲜而外其实际内容让人不知所云。石言的《五色土》倒是在北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的，但迟迟不见居高临下而又洞烛幽微的实际分析。
B、外省热闹，内地清寂
马克思的不平衡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找到了佐证。外省创作的兴旺势头在前两年的基础上有增无减。东北的郑万隆、洪峰、杨咏鸣，东南的张波、孔捷生，西北的张宇、柯云路、路遥，西南的马原、扎西达娃、何士光，他们以自己的不倦求索挈领其边陲四合的文学努力，热潮涌动。诚然，京畿、沪渎不乏文坛耄耋宿将，也不乏前两年诸如《钟鼓楼》、《小鲍庄》类之拳头作品，像肖复兴的《青春梦幻曲》、王蒙的《庭院深深》、程乃珊的《摇摇摇，摇到外婆桥》、陈村的《故事》等，但总缺少那种咄咄逼人的进取势头。1987年东北的洪峰、西南的马原（原籍东北）领尽了风骚。（在艺术领域，西影独占鳌头，资格较老的北影厂连年屈居全国获奖之外，八一厂也显得底气不足，东南第一经济大省江苏南京重镇竟拍不出一部像样的影片来）。尤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千年古都文化名城竟连一家文学研究专门刊物也没有。与此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外省批评成就可人：辽宁东北的《当代作家评论》、四川西南的《当代文坛》、甘肃西北的《当代文艺思潮》、福建东南的《当代文艺探索》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中各呈异彩，分守偌大中华四境，形成领起当代文学腾飞四翼，前景着实喜人。另外，山东的《文学批评家》、陕西的《小说评论》、湖北的《文艺理论研究》、山西的《批评家》、江西的《文艺理论家》为当代文学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相对而言，北京的《文学评论》作为国内名刊，其职能似乎仅仅是“文学评论”而已，同时看不出对当代文学研究有多大的兴趣，近、现代研究，古典研究成为该刊主课。此与编辑出版者的国家级文学机构本身未尽相称，平稳有余，开拓精神不足。
C、现代热闹，当代清寂
长篇创作上：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周而复的《南京的陷落》、巍巍的《地球的红飘带》、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等，中短篇有：高建群的《遥远的白房子》、洪峰的《瀚海》、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不消说通俗文学、传奇小说、故事演义目不遑接。毋庸讳言，1987年直面社会现实当代人生的作品无多而又大多流于肤浅。即使像陆文夫的《清高》、王蒙的《庭院深深》、谌容的《献上一束夜来香》等也给人以疏离感，婉约感，清淡感。在这一题材领域，报告文学、纪实小说乘虚而入，除《命运启示录》、《兴安岭大山火》、《共和国大裁军》外，但又很难摆脱其先天的“危机”——极端功利性文学贫弱。在批评界，不仅对现实作品评论相应的少了，就是一些专门研究刊物也大都鹜趋于现代题材，以至历史题材，或转瞬玄学式纯理论倾向，顾左右而言它。此只要我们稍微浏览一下几家文学研究刊物1987年度总目录即可看到。就批评家个人而言，像吴亮、李洁非、张陵、李劼、张炯、何新、李庆西、刘晓波等或转向文体研究，或埋头编辑，或整理旧作结集出版，或写散文，或拟教案。吴亮、李劼于《作家》1987年第一期共时性分别发表《嘈声中的孤寂》、《蓝色圆舞曲》，《上海文学》87年第二期再发吴亮小说《食字蚁》，就连最敏感的批评家李洁非、张陵在评论马原时也挑出作家几年前的《冈底斯的诱惑》和《拉萨河女神》来，并且声称为“持结构语言学立场的文本分析文字。”因此，正如有人感叹“很少听到他们对这些鲜活的文学事实发出自己的声音”，很少有人愿意就创作中的现实内容和时代情绪进行平心静气的研讨了，甚至出现“批评寻根”倾向。
D、上半年热闹，下半年清寂
1987年新年伊始，柯云路的《夜与昼》继《新星》升起之后再次引起轰动，北京街头又一次“洛阳纸贵”。继而，张承志的《金牧场》光芒四射，贾平凹的《浮躁》刻画了当代农民范式中国人的典型心态，堪称力作。达理的《迎头正是夏季风》也许会给新的一年改革文学拓开一条新路。《当代》第一期的“西部文学集束”极有可能给这一年的文学界带来热闹——其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以后，随着《错误》、《游神》、《瀚海》、《白房子》、《冷血》、《五色土》、《烦恼人生》、《古道》、《苦寒行》、《远去的冰排》等零星爆响外，则渐趋平平。下半年的几部长篇包括邓刚的《曲里拐弯》、赵蔚的《长征风云》、浩然的《乐土》、肖复兴的《青春梦幻曲》、映泉的《尴尬人生》等似乎也未超过往年。中短篇如李锐的《厚土》、李国文的《没意思的故事》系列，姜滇的《青豆》、高晓声的《走神》、马识途的《但愿明年不再见》、陈冲的《浑然一体》也不见有大的超越。不少作家包括马原、洪峰、莫言、何立伟在内大都在小说技巧中兜圈子。像陈村的《日出.印象》、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李晓桦的《蓝色高地》、苏童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等堪称效尤。
过去的一年由热闹趋于清寂，从创作到批评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即：1987年底《当代文艺思潮》和《当代文艺探索》之终刊。
E、诗歌热闹，小说清寂
作为时代神经末梢的诗歌，在如火如荼的改革时代，其热闹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谁也不曾忘记，新时期诗歌这一文学骄子在过去的几年里所遭受的磨难与挫折。“朦胧诗”及“看不懂”是怎样地让诗歌元气大伤，当年的诗歌英雄又怎样地一批批的退下阵来（后起之秀颖出别论），尽管如此，文学的本体性执着始终让这一文学样式锐气不减，浪浪相激，倒海排江。继《诗歌报》、《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以《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体大展》为题共推出六十余家诗歌群体（不包括正宗诗体）及个体宣言和诗作。1987年据有关统计不下于近百种。前几年关于“朦胧诗”讨论尚未有穷期，“朦胧”未艾，则“第五代诗人”已经宣布：舒婷、北岛时代已经pass！“第三次诗歌浪潮”云涌风起，“后崛起派”旗帜如海：莽汉主义、非非主义、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他们诗群、海上诗群、地平线实验小组、体验诗、撒娇派、今天诗派……口号如山。诗歌骄子芒克、多多、江河、杨炼、顾城、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梁小斌、吕德安、丁当、默默、刘漫流、西川、马高明、韩东、于坚、黑大春、梁晓明、杨黎、李亚伟、贝岭、朱凌波、万夏、孟浪、陈冬冬、王寅、陆忆敏、张真……擂拳击掌，炙手可热。舒婷、北岛旗帜不倒，新朦胧诗派旗鼓重整，东山再起。而小说界至今尚未形成什么真正的流派，就连所谓的主潮也渐渐遁去，相形之下，小说显得清寂多了。
诚然，诗歌评论由于历史的原因显得较为冷落，况且，大多好的诗歌也尚未能登上大雅之堂。随着时代的改革和文学思想的深入，必将出现诗与歌的时代，谱写出更为激昂亢奋的时代之诗与歌！
F、文艺热闹，文学清寂
遍览关于文艺体制改革消息，大多是指文艺演出、影视、曲艺等群众性通俗文艺的改革、开放与搞活，而对于文学，人们使用的似乎是另一种标尺。不仅未有像文艺领域那样“高屋建瓴”，反而压缩、归并、合刊，文学界“出书难”的呼声不绝于耳，而文艺界则“快婿乘龙”，八面威风：投资巨大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尚未停机，电影《红楼梦》即走马开场，电视系列本《聊斋》、《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将开拍，东南边省福建不久将耸起“东方电视城”（这里有艺术——商品价值、经济规律，笔者无意另眼文艺）。87年末，成方圆“走穴”风起，更与这一年文学创作之未尽景气和两家文艺理论刊物相继关闭构成鲜明对比。
如此等等，这异乎寻常的热闹与清寂，使批评理论界去意徊徨（不仅如此，不少名家、大家以玩批评、玩艺术、玩文学为时尚），众说纷纭，七嘴八舌，又莫衷于一是，形成了人们一时难以理解的1987年中国当代文坛的“斯芬克斯”之谜。
这谜一般的异乎寻常的热闹与清寂的文坛表象，也许根基于这样一个深邃、冷隽而又严峻的文学事实：即新时期十年文学发展到寻根文学后的以创作者的个体分化为特征，以一定的智力付出为代价的渐趋于非常意义（或称非自觉）上的审美群体自然大整合，是当代文学思潮的独特酝酿与深化；或者说新时期文学在纵向传承和横向交往中走向成熟前的于现实教导和批评家的苦心规劝之后回归自身——文本回归——之嬗变！
新时期文学在结束了一定历史阶段的伪文学之后，面对着时代社会的遍体鳞伤发出了声与泪的控诉，产生了伤痕文学。历史车轮的隆隆巨响不允许文学在自己的书斋中面壁而泣，于是改革文学应运而生。自伤痕文学颖出至改革文学兴起始终伴随着文学本体性执着的反思性品格，直到反思文学这一概念在批评家的笔下出现。而西部文学、寻根文学则是新时期反思文学走向之必经之旅，她集火热的社会改革与闪光的历史摭拾并行不悖，昭示着东方睡狮的真正觉醒。寻根文学之所以经久不衰并且不得不为广大读者所乐于接受，其道理盖源于此。也许，时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顺应的，于是在寻根文学之尘后，不断有不以为然者的口舌、贬责与非难。86年末至87年初则处于这种文学论争的热点。这只能促成寻根文学进一步检视自身、以至臻于成熟，使这一文学思想更具民族色彩和时代、历史品格，或称文化品格，故有“文化小说”之称。理解了这一点，那么1987年之《金牧场》、《唱着来唱着去》、《错误》、《游神》、《瀚海》（后两件作品的作者反对寻根，而他们的的创作实践恰恰在寻根——另一种形式另一意义上的寻根，而且“寻”得高妙）、《古道》、《五色土》、《苦寒行》、《昆仑殇》等领衔之作之所以引起轰动，爆起过去一年文坛的一个又一个热点，也就不足奇怪了。就客观世界而言，这一时期的社会变迁，又使一部分作家“余悸”缱绻，笔锋急转，或以报告文学、纪实小说凑章，或“朝花夕拾”反瞻过去，或埋头业务，或踅进自己的象牙塔中对艺术技巧不尽把玩。但时代文明与进步使他们最终还是与大多数作家一起坚持自己之所以为一个人民作家的时代义务与责任，呕心沥血出难能可贵的作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华章。
如果说1987年新时期文学“向内转”，自有其这一年度的主客观方面原因，反映出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特殊国情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品格，则这又是由整个文学发展史、人类思想史所决定。从远古希腊神话到中世纪古典主义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到二十世纪初的“先锋派”文学，从“神——人——人（本身）”，从新中国的成立以至今天，整个文学发展就是一个由“外”而“内”的历史，是人类思想从低级到高级，由人对客观世界的直观感受到主观世界自我审问的历史。1987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向内转”，是新时期反思文学发展到寻根文学阶段后的文学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重新淬火与再熔铸，是时代觉醒全民族深刻历史反思与对未来的苦苦求索颤动在文学上的音符；是时代文化之非自足性追求在文学领地里的可贵寻找，是文学自身渴望成熟最终走向文学本体性回归辗转跋涉中的优化选择。而1987年中国社会则为这种寻找与选择提供了稳固的立足点。诚然，这种“向内转”将意味着莫大的智力消耗和人才付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是文学史诗所必须经历的受孕过程，其结果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最后成熟。
1987年当代文学的“向内转”是就作家由审美个体分化向群体自然整合——这种审美群体自然大整合是不以某文学个人或流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即是说，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文学的选择——即整体性而言的。倘若我们暂时放下其宏观意义不谈，而就其微观方面说，“向内转”文学不能涵盖1987年全部创作。《长江第一漂》、《命运启示录》等则是典型的“外向型”文学，《夜与昼》、《浮躁》、《绿色的太阳》、《迎头正是夏季风》这些堪称凤毛麟角的直面改革的作品以及《曲里拐弯》、《猫事荟萃》等则很难以孰“内”孰“外”所牢笼，更有小说创作的百般技巧，批评理论的玄学倾向、贵族化倾向和庸俗作风以及诗歌界的旗帜如林，以致有“无序”之叹和关于“秩序”的诸多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原则有它永久的生命力。1987年中国当代文学则是这一原则的又一明证。文学创作的主客体“向内转”是新时期文学的可喜发展，其归宿是文学本体性回归。“无序”是暂时的，必然的，表象的。“秩序”受时代制约，生活制约。理解了这一点，那么1987年中国文坛的当代文学实绩还不应引为欣慰么？
1987年文学已经以她的特异色彩载进中国当代文学史册，1988年有人预言为“不平凡的一年”此不乏睿智之见。笔者衷心期待文学巨人出现和史诗性作品问世，同时热切关注着我们作家同志者的努力。
——本文收入拙著《送你一片草珊瑚——当代文学跟踪》，人民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