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苇
网站用户
如果说爱情的获得是幸福的、甜蜜的，那么，经过严厉考验过的爱情则更为幸福、甜蜜；倘说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文明都是难产的，则产生这种先进精神文明的催生婆尤使人感激和钦佩。
扎西达娃的《归途小夜曲》，塑造了我国西藏民族一对青年形象：罗珠和妮妮。一位是拉萨市汽车司机，一位是从未到过拉萨、家处偏僻草原上的姑娘。他们邂逅在拉萨人正在喝酒、跳舞的藏历年夕，相遇在“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风雪茫茫的草原上。作者正截取了这充满青春气息的草原生活的横断面，以细腻委婉的笔触，泼辣而又含蓄地向我们描绘了一帧令人神往的草原生活画图，谱写了一支凄切缠绵、优柔旖旎的归途小夜曲，表现出作家深厚的艺术功力和极丰厚的社会生活底蕴。
一篇（部）成功的作品，总是以其独特的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这一个”而深印在读者的心目中的。
罗珠，是作为一个追求时尚、淘气和喜欢恶作剧而又不失其边疆民族粗犷、刚直、善良等优秀品质的“现代派”出现在作者笔下的。你看，他戴的是“意大利太阳镜”，穿的是“最新式样”的“尖领花格衬衣”、“真正的牛仔裤”，唱歌用“流行气声法”，看过日本电影《追捕》，“头发是矢村警长式”，而这些又恰是主人公自己向追求的对象炫耀的，真可堪称时代的骄子。然而，他决不是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银样镴枪头”、痴情汉，而是一位时代美与传统美相谐的盛情郎。在他身上，分明奔涌着古老民族的优秀血浆。对偶然相遇、坐在自己身边的草原姑娘，青年司机先是出于神往的困惑中，要求唱歌，继而是范唱引导，让她“听出点味儿”，接着炫耀自己是标准的拉萨人，以期赢得姑娘的青睐，最后终于借“汽车前轮冲过小沟、车身摇晃的一刹那间”给姑娘一个“准确地飞快的吻”，倾泻了自己磅礴难抑的情烧。这一切，难道不正是当今时代青年热烈求爱的一种时髦方式么？但，这一切是并不能赢得一位姑娘的真正的爱的。小伙子当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这一勇敢的壮举不仅没有得到对方所认可，相反使心爱的人儿忿然离开了自己的身边，爬到了车厢上面。小伙子又是保证，又是哀求。固执的姑娘就是不下来。小伙子只好“脱下皮大衣甩了上去”，并气呼呼地说让她吃“干牛粪”。当汽车将要经过“过风口”，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多度的时候，善良的小伙子再也不能忍心让车上的人儿经受狂颠和风雪的折磨了，威胁着叫她下来，然而得到的却是姑娘干牛粪蛋的袭击和“俄尔朵”鞭子的无情抽打。气急败坏的求爱者像头发怒的雄狮吼叫着“捣碎你”，一下窜进驾驶室，把车开到最大速度，让她在车上“冻死”、“摔死”、“骨头喂狼去”——这是“恨”。这是一种特殊的恨，只有对爱情有着充分认识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恨，只有对自己深深爱着的人儿才会产生这样的恨，而在如此恨中，又蕴含着多么深刻的爱啊！
如果说这才是真正的爱的种子，那么，停车后罗珠像“拔萝卜似的将妮妮从牛粪堆里拔出来抱下车”，在雪地上“没头没脑地转了几个圈”，则是这爱的种子在姑娘沉睡的心灵土壤中第一次爆壳、萌发，并在“喷灯”“五颜六色的火苗”的烘热下，在熊熊的篝火旁边迅速、茁壮地成长起来，酿就了一场热烈的、奔突的爱。这爱，是何等的深刻，又是何等绚丽、动人。这种爱，只有发生在边陲民族，也只有这些少数民族的兄妹们才配得上享受这种爱情的幸福。
娃娃起步是艰难的，一个原始姑娘跨进青春生活的门坎也是艰难的。妮妮，这个典型的草原处子，在遇到罗珠前，确切些说，在经过草原雪夜长途跋涉后坐在篝火旁之前，她是不知道爱情为何物的。她信守的信条，是“不许男人碰我”，并且，“妈妈对我说过二十遍”，否则，“我妈妈知道了会哭的。”她坐在青年司机身旁，“眼睛像一双会说话的星星，没有从他身上离开过”，“大胆好奇，好不羞涩”。这时，在读者的印象中，妮妮仅仅是一个天真未琢、淳朴可爱、充满莫名憧憬的原始少女——难怪此刻罗珠想到上帝造人的故事——远古神话中的“夏娃”怎能经受得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异性青年的火样的求爱？草原姑娘对自己面前疯狂不倦的求爱者使出了强烈的原始野性进行报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誓死保卫心中古老观念的神圣长城，她宁肯在车厢上冻死、摔死、骨头喂狼去，也不能违背自己心中的信条，使长城受到侵犯。由此可见，封建传统道德对青年人的束缚是多么的紧固。然而它毕竟是落后的，腐朽的，经不起客观现实的撞击的。当这块古老意识的坚冰汇入眼前活生生的生活之流中去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立即消融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摧毁了姑娘心目中的古老观念的神圣长城，爱的本能使她倒入了自己曾极力抗拒过的“现代派”青年的怀抱之中……此刻，她“哭了”，哭得纯真，哭得感人。这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对背叛自己心中神圣信条表示忏悔的哭，这是姑娘被爱情燃烧时候感到委屈的哭。然而，生活的力量是伟大的，爱的火焰是无法扑灭的。这时，“她吐了一口气”，吐出了封建压抑的鱼鯁，吐出了对于新鲜的朦朦胧胧的爱的怅惘。这口气吐得何其艰难，而又吐得何等舒服，何等痛快！
任何一篇（部）作品，总是通过一定的艺术形象来转达作者深邃的思考和独到见解，从而发挥一定的社会意义。且看小说中一对沉浸在爱的海洋中的青年人的对话——
“乡巴佬。”
“不！夏娃。”
“夏娃是谁？”
“第一个女人。”
我们说，作者构思这篇小说的旨趣，并非是在单纯地描写青年人的爱情，而在于对这种爱情建立其深刻内涵的开掘。在通常的爱情题材作品中，可谓百态竞出，无奇不有。作者无心在这斑驳陆离五彩缤纷的画廊里再抹上一笔，而在于通过建立在时代美与传统美基础之上的爱情表现，向人类高一档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又不脱离现实水平的艺术探索。作者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再现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对促进、调节和完善当今社会思想精神文化文明建树是不无意义的，对那些睥睨现实，在“旺亲王爷”的大院中指手划脚的人来说，也无疑是一种鞭挞。
恕我直言，当小说写到他们“行一个碰头礼表示吉祥的祝福”，罗珠深情地叫声“妮妮”之后，至此仿佛小说可以结束，然而似乎又少不了关于道班上“两口子”的此线条勾勒这一袅袅的绕梁余韵。典型环境产生了典型性格，典型人物塑造完成之后又放到典型环境中去。这样，典型形象才会更为生动、鲜明。可以说，小说结尾部分既是前文故事线索的自然发展，同时又丰富了作品的草原生活气息，进一步补充、丰满了人物形象。
毋庸讳言，中间关于罗珠向对方展开一系列爱情攻势受挫后，在暴怒恍惚中来到中途上一个道班时候的描写显得散碎了些——“米哈依局长”、“迪斯科舞曲”、“FDK磁带”，尽管言语不多，仍似有求“全”、“亮色”之嫌。
总之，这篇小说仍不失为一朵文坛奇葩。在我们有限的文学视野中，妮妮无愧为一位站在祖国西南莽原上的“第一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