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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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的丰收，心中似乎总感到缺少点什么。新春伊始，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陈剑彤先生的17万字新作《戈壁情感录》，原先的这种感觉遂渐趋明朗且益发强烈，那就是：文学，需要一种精神。
《戈壁》给我们所启示的则正是这种精神——直面现实、俯仰乾坤的敢恨、敢爱、敢于抗争与奋击的沥胆披肝的革命精神、悲剧精神，这种精神在当代文坛特别是西部文学中我们并不算陌生，只是近多年来已不复见。
小说描写的是一位京都大学生在文革期间被放逐到内蒙西部的一段牧畜生活和感情经历。文地，是作品的主人公，文地与天妹的悲剧之爱构成小说感情基线，其间爱情、亲情、友情、民胞同情纵横交织气韵沁人。作品通过文地、天妹间的爱情描写，扯起一代人感情生活的青春血旗，向读者展示那个令人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年代，那种铭心刻骨的以祖先传统文化为讨伐对象的民族耻辱：文地拖着病体走向不死的沙漠湖泊，天妹天涯寻爱卷进滔滔黄河，燕翼将整个青春埋葬边漠，至今依然独身，地阔天高竟无娇燕试翼之一隅。燕的父亲——这位著名的音乐教授不甘受辱跳楼而亡，教授的妻子——那位医学博士无家可归，既不能探看罹难中的丈夫，也无力照顾置身窘境的女儿……这昨天的不幸早已为时代所遗忘，人们似乎乐不可支。—— 再现过去时代的悲怆，在70年代后半期需要胆量，在90年代乃至21世纪的的今天同样需要这种胆量。
“艺术不是拍胸脯。”（钟惦斐语）这里我们不敢断言作品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获得成功，而《戈璧》宏大的文学气度，庄严、沉郁的审美韵致和悲剧精神分明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种因素：其一，敢于吞吐重大题材，把人物的一己悲欢放在“十年浩劫”中去表现，将特定时代内容从作品人物身上折射出来；其二，叙述方式采取平面的线性的结构展现立体交叉时空故事，单纯、明晰，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因果链，而非直接动作故事因果链，自然地把学校与社会，个人与群体、国家、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命运有机联系在一起，大气磅礴，因而显示出某种丰富和渊深；其三，采用便于读者接受的散文书信体，以极富个性和质感的文学语言，将那些不便展开的人物活动世界赋予隐喻意味，借助神话传说、名句警语、梦境描写等让作品意涵仿佛被蒙上某种烟云和空灵，使小说平添张力……这里决没有一般闲适笔记体作家的小布尔乔亚式的矫情、油腔滑调的市民趣味，没有依红偎翠、争风吃醋的大户人家的隐私秘事，没有此类特定地域文学所习见的赌徒、怪客、马贼的劫掠与凶杀，没有股市场中交易所里铜臭气冲天的滚滚红尘。作者也不满足于叙述一个动人的故事，或者只是被动的叙述者，他要选择最能表现作家关怀与思考的人生场景和精神意象赋予强烈的主体色彩。《戈璧》的整体意象凸现着作家之于表现对象的思考热忱：文地和燕翼的月下谈活，与天妹的两次梦中相会（堪称神来之笔！）时的前后对话，与卓玛局促而卧时的心理描写，文地的内心独白……无不激起读者心灵的极度震颤！“文地”、“天妹”未始不是作者投入艺术思考的哲学信符。“我不明白”，“我们各自活着，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几近天问式的极具哲理意味的人物语言很容易让人想起耶酥诞生之前汨罗江畔以身殉国的中华第一大诗人，想起14—16世纪欧洲、20世纪 8 0年代中国的文艺复兴，想起萨特……
作品似可以该书第一卷标题名之，是谓“离都”，也许这更接近于小说悒郁、悲愤、深厚的内涵，富于屈子般的美学风致，似可冠以《戈壁情录》，也许更为简洁、明晰一些；然而作者似乎独钟“感”字——儿女之情长固然让人心醉，而赤子之“感”尤令人心碎。尚且，“咸”、“心”合成，那是先生用合己的整个青春、生命，用自已的全部追求、全部心血写就的呵！此足见作者的那份悲壮，那份执著！
真正的作家，首先让人感到，他们的眼睛、灵魂，乃至每一根血脉生来就是为了某种“追求”而存在，它完全超越于个人之上，为了人类的进步，为人类的日臻完美。他们笔下奔泻的是一札札关于正义的苦恼和沉思，一札札应该使人类起着根本变化的人文思想、革命精神。 和人们一道，走向真、善、美，为人们指南，唤醒人类。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得到抚慰，然而却永远在抚慰别人。他无私无畏，成败利害不萦系于心，得失存亡无牵挂于怀，功名利禄看作过眼烟云，富贵荣华视为粪土……那是一种精神，一种永恒的爱。他们爱自然，爱苍生，爱祖国，不沾染一丝世俗的行尘（韩春旭语），不愧为人类的赤子。
中国不缺作家，缺的是有一定数量的有良知的作家；文坛不缺批评，缺的是持之一贯的真正犀利的、有良心、有原则的批评。1995年是当代文学较为幸运的一年，其长篇创作的丰收诚令人欣喜，而那些不敢直面现实或趋时就俗的酬景应世之作，那缺筋少骨的“鸡毛现实主义”、“欲望现实主义”（刘心武语）是否行将就木？94年持续以来的“二张”即张承志、张炜为中心议题的讨论，包括被称为“二王之争”的王蒙和王彬彬之间的笔战，不失为过去一年当代文坛最为动人的景观，然而那班总跃不出习惯思维藩篱的理论家们则无视不少现世文人无原则、无操守的人文精神失落而将此指为“随意性”，甚而斥之为“粗暴”和“缺乏冷静”，此是不是当代文学的悲哀？
最后我想用列夫.托尔斯泰致萧伯纳的信的结尾中的一句话与作家们共勉：假定这个世界上只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为了使它不是一个坏的而是一个好的玩笑，难道你会工作得更少一些吗？
丙子年仲春 于一味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