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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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楹联学会在北京成立，日本友人富藤惠秀博士来函致贺。富氏热情洋溢地赞赏汉语联文，并且声称：“在中国文学上，最优秀的东西属于对句。”而如此优美的文学样式千百年来一直为国人熟视无睹，今天由异国人士越俎评说，实在是令人惴惴的事。
其实，只要我们稍稍留心一下中国文学史，即可发现，对联文学从中国传统文学中脱胎出来并在世界文学之林独领风骚，这绝不是偶然的。汉民族语言文字之“六书”、文字的独音体及字词相与之特点赋予对联文学以形式上的生命，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民族语言所不能具备的。对此，我们的先人早已投以注意，而且这与东方神州民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休戚相关。
从历史上看，自从人类产生了文字，华夏民族形成了自己的书面语言就有文字记载的对句了。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丽辞》中说，“唐虞之世，辞未及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为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其中的“丽辞”即作者誉指的对句吧，而且说明这是在上古“辞未及文”的情况下于社会生活中“率然”产生的。后春秋时代号称“千古文章之祖”孔子的《乾》、《坤》、《文言》、《系辞》等正是考虑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便于读者口头流传而用骈文对句形式写成。刘师培的《文章源始》亦云：“吾观三代之书，谚语箴铭，实多韵语。若六艺之中，《诗》篇三百，固皆有韵之词，即《易》、《书》二经，亦大抵奇偶相出，声韵相叶……曾子作《孝经》，老子作《道德经》，屈原作《离骚经》以及医经、药经，皆杂用偶文韵语者也。”即是说，对句联语不仅早已深入社会各方面民俗生活之中，而且对句为文已经成为上古先秦文学传统。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此后对句进入汉代渐趋骈俪化方向发展，拓开了更为宏阔的语言天地，但终未能以对联形式独立出来，如前所言，此与祖先视文章为千秋事业而把对句作为日常消遣调适心理、观念不无关系，故对联迟滞至南北朝时方才出现，此应该理解。然而，对句文学传统之于中国文学自古而今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则是有史定说的，而且直接影响后世文学发展。
《文心雕龙.札记》引黄侃语云：“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行久远，实贵偶辞。”及至现代，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中也称：“文学既作……故复当简约为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如上诸说表明，对句联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联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最终从我国传统文学中脱颖出来实乃历史的必然，尤顺理成章。
诚然，我们无法考证出祖先“坎坎伐檀”时俯仰于“河之干兮”当初做着怎样的中国文学之梦，不过有一点可以断言：那迹近于单纯内心抒发的“杭育杭育派”文学的劳动号子般的口头——书面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古朴、雄浑的节奏感和节律美，不单是我国传统文学所追求的，是区别于外国文学的基本审美特征之一，而且正标识出联语文学的固有特点。而仓颉老人之“六书”恰恰为这种特点之保持和得以流传铺平道路。
倘或认识了这些，则我们对于中国文学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文学乃至文字、文化而体现出来的浓厚的、鲜明的、典雅的民族色彩之认同和理解，也就不足奇怪了。今天，当我们考察、分析和认知对联文学之产生、发展及其渊源流变时，难道能无视于这一点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