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那年,一次家里有位亲戚将要举办酒席,但举办地点是在县城,我便和父亲姑父一道,坐上了去县城的客车,我们在县城一共待了两天,当我满心欢喜的回到家之后,望着第一次出去“见世面”的儿子,母亲说,“我感觉你走了好久”。
十二岁,我从村里的小学毕业,因为初中只有镇上才有,所以我不得不开启了人生中第一次“离家之旅”。从老家到镇上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在母亲她们读书那个年代,因为没有条件住宿,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走读,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赶路,夜里要到很晚才能赶回家。到了我生长的年代,条件好了很多,所以我们不必像母亲她们那样每日来回奔波,除了离家近的学生,大多数的人都会选择住校,所以每个星期的周末晚上到周五下午有五天时间我是住在学校里。当我第一次放周末回到家之后,望着第一次独立“生活”的儿子,母亲说,“我感觉你走了好久”。
那时候学校虽然已经有了食堂,但食堂里的菜并不如意,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从家里带一些“特产”,用菜油制成的油辣椒、干豆豉之类的东西。在我初一那年,很多个星期的周末下午,母亲会亲自用菜油制好一罐一罐的辣椒,她生怕我在学校饿瘦。有一次放学后,我不记得是因为学校有事还是我们自己贪玩,我和同伴一直到很晚都还未赶到家,但我们可不忙,气定神闲慢悠悠的在泥巴路上踱步着,那时候的农村几乎没有什么车辆,所以路上十分宁静。不知走了多久,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弯道,一束光突然打破夜的宁静,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电筒光的身后若隐若现,显得既模糊又凝重,母亲试着喊出我的名字,我应了她,母亲问我今天怎么这么晚,我和同伴异口同声回答,“学校有事”。
十五岁,我初中毕业,经过一个漫长的暑假后,即将迎来高中生活,要上高中就得离开乡下去到县城,因为从小到大都在农村生活,所以即便是县城我也没去过几次,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又是一片新天地,我预感到,我人生中的新一段旅程即将开始。因为初中时住校住腻了,和父母几经商议后便决定自己在外租房住,由于当时家里的农活和田地还没有完全舍弃,所以母亲不得不在老家打点一切,我回家的频率也就从曾经的一个星期变成了一个月。当我第一次放月假回到家里后,望着多日不见的儿子,母亲说,“我感觉你走了好久”。
母亲会时不时来到我住的地方,提前为我备好热腾腾的饭菜,后来父母也打算舍弃家里的几分田地进城务工,于是我们一家人就租了一间套房。从高一到高三,课程越来越繁重,即便是对学习毫不热心的我,也得每晚挨到十一二点才能到家,母亲经常站在窗外看着归家的人群中,是否有自己儿子的身影,如果某一晚我要是迟迟不回家的话,她会寝不安眠。我也是后来才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件事,在此之前,我只知道,那几年她在一家早餐店上班,每天凌晨五点半就得起床,她一年下来,几乎没有几个懒觉可睡。
十八岁,我即将离开那片已经“束缚”了我十几年的天地,去到另一个我从未接触过的世界,临走前夕,父亲打算邀请表哥驱车送我去上学,在饭桌上,父亲问母亲想不想送我去上学,母亲用晕车和第二天上班两个理由推托掉了。隔天天刚明,一行人便准备出发,行李很多,最占空间的是两床母亲特意去棉纺店弹的被絮,在她的目送下,我踏上了人生又一次的离家之旅。自从上了大学,回家的频率就不那么固定了,虽然只是在省城,但回一次家也得花上一个月生活费的五分之一,所以回家的机会往往都是伴着节假日。当我在大学的第一个国庆节回到家里后,望着被军训晒得黝黑的儿子,母亲说,“我感觉你走了好久”。
二十岁,我去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上海实习,陌生的口音;陌生的味道;陌生的气候;陌生的繁华,一切都是不曾相识的。母亲和我开视频时经常问我,“习惯吗?”“还好,”“想家吗?”“不想,”“要不要给你邮寄一点辣椒酱,土豆片?”“不用,”“工资够花吗,要不要给你打点钱?”“够花的。”过年那天,母亲说,“一个人在外过年,记得自己出去吃点好的,”于是在那个既热闹又单薄的夜晚,我和几个挚友第一次在陌生的异乡过了春节,母亲在熟悉的故土第一次过了一个没有“大儿子”的年。当我结束了漫长的实习之旅,风尘仆仆的回到家之后,望着在外奔波许久的儿子,母亲说,“我感觉你走了好久”。
今年我二十二岁,暂时在贵阳附近一个乡镇当“西部志愿者”,过完年没几天,正月初十就开始回单位上班。那几天正好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期,母亲老是提醒我,“这几天疫情又严重了,你下村入户走访的时候记得戴口罩啊。”每次从家里赶到贵阳,不是晚上就是凌晨,母亲每次都会念叨,“开车开慢点,到了记得发个消息。”所以每次停好车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发微信向父母报平安,因为我知道,要是在晚上迟迟收不到我的消息,母亲一定不能安心入眠。
上个月,刚好连续两个星期有事,所以那两个周末我都回去了一趟。当我第二次回到家,缓缓踏进客厅后,母亲用讶异的目光看着我,突然对我说:“我感觉你走了好久,”弟弟赶紧纠正,“他不是上星期才回来过吗?”“哦,我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