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仁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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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七四年，我十八岁，也是我们从湖北荆州回到河南南阳农村老家的第五个年头。在这五年里，我从不吃面食，完成了一日三餐红薯面窝头，红薯需糊糊丢红薯的黯然转身。
在这五年里，我在离家五六里路的双铺学校读完了初中。虽然学习成绩全班第一，甚至全年级第一，因为家庭出生不好，无缘推荐上高中。那时候，一切不以学习为主要升学依据，而以人脉，尤其是以家庭出生为主要条件。
因为在学样表现突出。班主任张炳栓曾在毕业生前向大队党支部书记推荐我到大队宣传队。但遭到拒绝。地主子女的子女不能占领无产阶级革命舞台。
升学的路断了，到大队宣传队的路堵塞了。唯一的出路是回乡务农。三年的风风雨雨，黄土地里摔打，皮肤晒得黝黑，蹲着吃饭，抱条席子夏日的晚上到麦场上与男人们一起睡觉。三年了，从弱不经风的学习，成长为一个细马高挑的男人，由妇女分上升到整壮劳力工分，干一天活，晚上喝罢汤到牛屋里，让记工员李振超在记工本上写上十五分。十五分到年底大约值八分钱。正好够买一盒南阳烟厂的白包跑号烟。
我长大了。工分挣得多了。家里虽然取掉了缺粮户的帽子。但每年的收入，仍不够做件新衣服。十八岁，按当时农村的观念，到了娶妻的岁数了。一天，本家运芝三伯，带回一个从四川姑娘，想介绍给我做老婆。由于家庭成份不好，地主出生，自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子女，是应该断子绝孙的成分。父亲去找三伯说说，看能不能给文俊当媳妇。三伯说，人家要找个好成分的。父亲为此很生气。因为见过很多四川姑娘，长得都又矮又不好看。就这个长得细马高挑的，脸蛋也好看。而且，她要吃大米。而我所住的村子李岗，用不上水，种不成水稻。看着我们弟兄三个一天天地长大，特别是我已成人。妈妈想了很多很多，妈妈想起在湖北的生活，吃的是商品粮，收入也不少，年年过年杀一头肥猪，月月还有肉票供应，喂一群鸡，还有十几只鸭。餐餐炒几个菜，那是多么幸福的生活啊。而在河南，天天吃着红薯面窝窝头，喝着红薯面糊糊，糊糊里有红薯时放红薯，没红薯时，放红薯干。三红传吃的一家人得胃病，吐酸水。
一天，一个从湖北来了一个人，一个与父亲没有什么交往不太熟悉的男人，在湖北时，父母见过此人，也算认识，知他有骗子的嫌疑。但来家后，那人谈了好多湖北认识人的情况，并说了几个与我们遭遇相似的几家人已经返城了。
当然，得到此信息付出了十元钱的代价。来人找到我们老家，就是为了借钱。当然，借的十元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听了来人的话，妈妈想起我们也应该努力争取返城。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一九六九年我们回老家时，没有把户口转回来，我们仍旧是城镇户口。当时公社的个别领导结仇报复，借“我们也有身份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手，把我们一家弄回老家。妈妈决定到湖北跑返城。
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在家也缺吃少喝，比要饭也强不了多少。不如一家返回湖北荆州，找政府理论，争取平反返城。
父母商量后，决定由母亲先到湖北探路。
母亲到湖北后，可以先住在小舅家里。外婆外爷都在湖北，大舅也和他们同住在一条街上。
大舅和小舅二家人都是裁缝师傅。湖北江陵县农村的习惯是，每年冬季换季时，一直到春节前，家家每人都要做新衣。他们把裁缝师傅接到家里做，管吃管喝管住。当地称此方式为“做上工”。母亲可以和大舅小舅们一起做上工。能解决解决吃饭问题，再利用空闲时间跑一家返城的事情。
一九七四年，收完秋后，母亲下湖北。
母亲先到裁缝公社找张正茂，那时张正茂还是文书。张正茂见到母亲后，抬头看了看，带理不理：“你来做么子？”
“听说当年下乡的居们不少都返城了。我来看看我们一家人怎么办？”母亲陪着笑脸说。其实，母亲最恨的是张正茂。就是张正茂一手策划了我们一家这么多年的悲剧。张正茂曾是姐姐的老师。当时对姐姐很器重，认为姐姐可以成大器，但不知为何，从学校调到公社，突然变脸对父亲似有深仇大恨一般的给以打击。
张正茂说：“你们当时下乡，是按政策办的。公社没有能力解决。你们要到县里去办。公社办不了。”
张正茂把球踢到江陵县。母亲再找江陵县政府，县政府接待人员告诉母亲调查后再回复。在等待回复的间晚，母亲就跟大舅一家去做上工。母亲会做衣裳，踩缝纫机相当的熟练。但大舅只让母亲做手工。如锁扣眼，钉扣子等。
母亲如果不做上工，不跑返城时，就住在小舅家里。
春节到了。母亲为省车票钱，决定不回南阳过年。并让小舅写信告诉父亲，过完年后，让父亲到湖北去一起跑返城事宜。
父亲当时在公社宣传队唱主角。唱的是新戏。干的是老本行。父亲的内心是不想再到湖北去了。拉板车是件很吃苦的事。但考虑到我们三个孩子的前途，还是决定到湖北去。
按照河南南阳的风俗，出嫁的女儿不能在家过年。
一九七四年，年三十晚上，母亲在小舅家里吃过年夜饭后，一人坐到与小舅一墙之隔的邻居家的堂里。这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太太。鞭炮声里，母亲一个默默地坐着，母亲在想，她的孩子们怎么过年呢。吃到饺子了吗？红薯面菜包子会包吗？夜深了，鞭炮声渐稀，老太太睡去了，母亲一人坐在漆黑的堂里等待着天亮。母亲不足一米六的身体，在寒冷的夜里，蜷缩成小小的一团。仿佛在夜空中消失了。
天刚朦朦亮，母亲轻轻打开大门，悄悄地走出去，顺着公路来到李场南边的小山上。鸟不知过年，一如平常在松树林中鸣叫，松树不知过节，一如往常一样的青着。而母亲则不一样，每知佳节倍思亲。当他人团圆时，母亲孤独一人在这寂静的小山上慢慢的行走。密密地松林，林中幽暗。很深的茅草，虽枯黄了，但依然未倒。天冷，地上的腐草叶上一层白霜。
空无一人的松林山中显得格外寒冷，大年初一的清晨，原本应该忙碌的，要下饺子，要迎接村里孩子来拜年。心中所想与眼前反差太大，心里更觉得冷，母亲走走山林，来到公路上。从荆州古城路过裁缝店子到川店的公路从山中穿过。山半腰处一座小桥。母亲坐在小桥的水泥墙上，百无聊赖地坐着。母亲只在等初一过去，然后回到外婆身边，坐在小舅的那间三间茅草房里。那里暖和。
鞭炮声次第响起来了，时而激烈，时而隐约，时而遥远，时而很近。新年的第一天，即便是文革期间，新桃换旧符，放鞭炮庆贺新年的习俗依然继续。
太阳出来了。红红的，毫无生气，没有温暖的感觉，母亲依然觉得身上冷。路上渐有行人了。大人小孩子穿上崭新的衣裳，人们开始相互拜年了。
母亲坐一会，站一会儿，走一会儿。太阳升得太慢了，慢得似乎被一重物附着，不会移动了。母亲一夜未睡，早餐没吃，一直到太阳当顶了，母亲才慢慢地走回小舅隔壁王奶奶的家里。中午，小舅端来一大碗米饭，米饭上盖着不少菜，菜里来还有不少肉。
母亲不知道饿。端起饭碗时，泪水毫无知觉的滴进饭碗中。母亲清楚年初一哭不好，不吉利，但仍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母亲走后，父亲在宣传队，姐已招工进厂。家里只剩下我们三兄弟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这个大哥当仁不让地称王称霸了，成为临时的一家之主。当然，父亲会不定时的回来。回来后，父亲才是真正的老猴王。（我们一家三个属猴的，父亲、母亲和我，大弟弟属猪，小弟弟属虎，姐姐是属兔的）
那年秋天，萝卜丰收。每家每户都分得上千斤萝卜。在房东山墙处挖一长约三米，宽有一米五深有八十公分的土坑，把萝卜整齐的斜着摆在里面，然后在萝卜上面盖上土，再用玉米秸秆斜斜地靠在墙上，为萝卜窖搭一个临时棚，萝卜就窖藏起来了。吃的时候，扒开浮土，拿些萝卜即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一目三餐大致是如此安排的。早餐，红薯玉米粥，馏红薯面窝头，最多再凉拌一盘萝卜丝。午餐，把萝卜切成丝，锅里放几滴油，大葱放进去油炸一下，然后萝卜丝下锅，炒至半熟时放盐续水，水以淹着萝卜丝为准，然后，舀出半碗大米或者是小米，大约有六七两的样子，推在萝卜上，盖上锅盖，再烧十分钟左右的火，闻到饭香味着，停火，再捂一会，最家常的萝卜咸米饭就成功了。三兄弟一人一只大碗，每人可以吃三大碗。晚饭，一般是黄豆面擀面条。生产队分的黄豆磨成面，黄豆面里油较多，擀起来不易擀，劲道。黄豆面吃起来略有甜味。面条里放很多的干萝卜叶子，为图省面。或者是擀绿豆面条。绿豆面不劲道，擀面条时酥，边沿喜裂口。当然了，一日三餐做饭就是我承包了，两个弟弟小着呢。一九七四年，大弟弟十五岁，小弟弟才十二岁。
那一年冬天，我们三兄弟把一窖萝卜吃得净光。
中午饭只见萝卜不见米。兄弟仨没有人说不好吃。当饿成为活着的拦路石时，移开拦路石是不会讲究方法的。用手搬，用脚踢，只要能搬开就行。
除了盐没有任何调味料的萝卜丝咸饭，似往肚子里倒般地快。吃得肚子撑得圆滚滚的，似乎还不饱。而且，不到下顿饭时，肚子又已翻天地覆要吃的了。
要过年了，蒸馒头是没有问题了。早就学会了。但蒸红薯面菜包子挺难的。红薯面糟，不粘。而农村的菜包子馅多是萝卜加干萝卜叶和粉条子，一个菜包子塞进去很大一团馅。
红薯面发好了，从盆子里挖出一团，在手心里拍成厚厚的片，然后把菜馅放在面片上，再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两手自然地向内慢慢的翻卷，最后把馅全部包在里面，再小心的放在篦子上……
包饺子时，麦面里加了一半的绿豆面，饺子馅以白萝卜加红萝卜为主。两样萝卜切片放在锅里煮熟，然后捞出来，用布裹着使劲把水挤出来。然后，放在案板上剁碎，再把少许肉和葱剁碎，混在一起搅动匀了，放在适当的油盐即成了，包饺子也是我为主。擀皮带包。
一般说，年初一，全家吃白馍。以后就以吃菜角子为主。白馍主要是待客了。
年三十，父亲和姐姐才放假回家。此时，一切年货都准备好了。父亲好像平生第一次表扬了我说，还怪中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