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事

 第一次我家盖房子，我还小，七八岁。

 那是一九六四年夏末，我们到湖北荆州已六七年了。这六七年里，一家人基本处于流动状态。最后定居在荆州地区江陵县马山区裁缝小镇。前几年，父亲牵头成立小镇有史以来第一个搬运站。这年也发展到十几个人，父亲任不脱产的搬运站站长兼会计。初租用天真大家的一间半坡厦。一家人挤在里面，连屋灶，一做饭，满屋子烟，我们在屋里呆不住，都跑到天真大家里玩。后来租与天真大隔两户人家的王奶奶家一间大些的房子。一九六二年小弟弟就在这里出生。

 经过几年的辛苦积累，父母决定要建属于自己的房子。地基选在天真大南边二十米处的路东边。这条路是荆州通往马山和川店的公路。

 裁缝店是公社所在地。也是方圆十几公里唯一的集场。一条主街和几条横街，主街上有供销社、粮店、副食品店、卫生院、铁业社、木业社，被服厂、茶馆、染房，街南头是粮库，街北面是和盐仓库和邮局，还有一所全日制小学校。小镇上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员杂居。房子大多是大进深的柴瓦房，屋檐很宽，用几根木柱了支撑着宽宽的檐廊。房顶上的小瓦直接放在橼子上，猫一蹬，就会漏雨，用竹子顶着瓦重新安放一下就把漏治着了，屋里光线很暗，用几块亮瓦增强室内的光线。

 父母决定盖四间造价最低的草房。土坯墙，黄北草房。

 荆州江陵县多是丘岭地区，尤其是往川店一带更是大丘岭连小丘岭，连绵起伏的丘岭上长着密密实实的黄北草。

 黄北草是南阳乡下的叫法。是一种硬节节的草，耐沤，经得起风雨。

 父亲用一条麻袋套在架子车的车把上，把麻袋放在马背上，父母二人坐在架子车上，车子上放着水壶、镰刀绳子，二人起个大早，来到离家二十里地左右的李场旁边的丘岭上割黄北草。大夏天，荒丘草岭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二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挥动着镰刀一把草一把草地割着，然后把割下来的草再一捆一捆地捆好，再一捆一捆地扛到路边，汗水顺着额头一滴一滴地滴到荒岭上，似冒着烟。用毛巾擦去汗水，弯下腰汗水马上就接着流出来。渴了，举起水壶，仰脸喝一气，长出一口气，然后，再挥镰割草。那时父母年轻，才三十岁刚出头，正能干时。太阳升起，割到日头中天，再割到太阳落山，红霞满天，父母把割的草装到架子车上，用粗绳子刹好捆紧了，此时，已是月亮当空，星星闪灼，月光下，父亲扶架子车，吆喝着马儿，母亲跟着架子车后面走着，一天，二天，三天……父母割草的这些天，姐姐带着我们三个弟弟在家里，姐姐为我们做饭，带着我们看家。

 砌墙用的土坯，是在小学西边的那块田里制做的。

 田放进水浸透了，把铡好的碎稻草撒上去，然后牵着老水牛，一遍一遍地在里面踩，把所有的草都踩进土里面。待田里半干未干时，用石磙碾结实了。再用专用的工具铲成一块块的长方形的土坯，土坯立在田里，风吹日晒，晒干后待用。

 江陵的树多，买盖房用的檩条和橼子容易。

 一切齐备。秋天，开始盖房子。

 白天砌墙，晚上搬运站的叔伯们都来帮助拉土坯。那天晚上，月圆了，夜很明亮。七八岁的我，跟着父亲的车子跑来跑去。空车时，我架着辕，父亲坐在板车上。走到街北头，原本应该直走到拉坯的田里，但走到街北的岔路口，马突然向左转。原来，搬运站在路的左边，马以为要回搬运站，我还小，不知变通。依然直行，马套一绊就把我绊倒了。右膝跪到地上，马还在走，我的膝盖在路上擦着走。等父亲急忙跳下车子，喝停马，我的膝盖和脚背已被擦伤，鲜血直流。父亲让我坐到车子上，拉到卫生院，给我处理了伤口，几天后，伤口结痂，再几天后，痂掉了，留下几处大大的伤疤，至今依然醒目。

 忙忙碌碌半个月，四间草房盖好了。屋里墙面用黄泥糊平，地面是土地，但很平坦。房子坐东朝西，北边三间相连，堂屋在中间，开有前后门。前门是双扇大门，门拴上安有一机关，当门闩上后，机关下落，在外面拨不开门，外人在屋里开门，如不知机关也难把门打开。最南边一间是独立的，那是父亲的车库和喂马的地方。开了堂屋后门，房后靠北面是厨房，厨房的东边是猪圈，猪圈紧挨着水塘。长长的水塘成了护家的城河。塘边长满了构树，初夏结了红红的圆形果子，吃着很甜。天气暖和，我们就在后面了院子里吃饭，有时父亲休息了，后院放一把躺椅，桌上放一把咪壶，父亲躺一会，端起白瓷红花的咪壳喝一口茶，显得十分的惬意。

 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才有心经营自己的家。做了新床，柜子。堂屋后墙摆放一个两头上翘的条几，条几上镶着白色的骨雕云字钩。一位老乡给我家做了一个小方饭桌。父亲请人用后面的构树柳树做了几把靠椅。小弟弟很小，他的那一把椅子做得格处高一点。这样一家人吃饭时，小弟弟免强够得着桌子。

 春天，我们看家后面水塘里长出小小的荷叶，夏天，白天看荷花绽放，晚上听蛙鸣，捉萤火虫，秋天，我们在后面的水塘里摘菱角，采莲蓬，冬天，堂屋里放一个木制的矮四方木架子，架子上放一个铸铁火盆，火盆里点燃了我挖回来的树蔸子。下雪了，化雪了，早上打开堂屋门，看屋檐下一排一尺多长的冰挂，敲掉一块当冰糕吃。

 父亲仍起早摸黑拉车子，今天从沙市拉货到裁缝，明天再送到马山或川店。再将一些货物送到荆州或沙市，常常两头不见日头。母亲在家里负责我们姐弟四个吃喝拉撒，并喂两头猪，一群鸡，一群鸭子。起早给父亲做饭，半夜父亲回来，再给父亲做饭。一家人忙碌着，却也其乐融融。

 可惜这样安稳的日子在一九六九年年戛然而止。

  第二次盖房子，一九六八年，小镇上矬子里面挑将军，竟然将只管十来个人，且不脱产的父亲打成了走资派，并停止工作。父亲一不工作，即断了生活来源。我与父亲每天到野地里打劈柴，卖给供销社以维持生活。每天早上，父亲扛着十字镐，竹扁担挑起一幅大夹担，我扛一个挖锄，挑一幅小夹担。父子二人来到小镇附近的村子旁，那地方有锯掉树干后，留下的大树根，父亲用十字镐，即将其破成劈柴。我则用挖锄去挖一些小树蔸子。

 这样的也勉强可以度日。但到年底时，呆不下去了。国家号召“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要求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下乡务农。母亲作为家庭妇女，自然在列。同时，姐姐作为老三届初二中学生，面临着知青下乡。

 父母商量，在这里下乡种稻谷，到处是蛇和蚂蟥，害怕，幺爹幺妈们插秧时泥草时把腿都沤烂，双抢时挑草头把肩膀都磨烂。反正是下乡，还不如咱回南阳老家算了。

 父母商量好了。姐姐办好知青投亲靠友。一家人一起回到南阳县溧河公社双铺大队李岗村东队。

 一九六九年，我与姐姐随着父亲，拉着一架辆架子车，步行七百里，餐风露宿，顶着冰雪，踩着夜的黑，顶着寒的冰首先回来。暂住在二娘家，父母和两个弟弟于一九六九的农历六月六才到家。

 我们一家人借住在村东头的磨屋里。开始只住一间房。磨屋门朝东，是本家文保哥的房子。北头一间是磨屋。一盘石磨，供应一个生产队的人在这里磨面。每天五更天，前来磨面的人即来了。套上驴，蒙上暗眼的的驴，绕着磨道一圈一圈的走，筛面的箩碰着面柜子发出梆当梆当的响声。几个月后，磨房搬走了。我们才借这三间草房，并在门前搭了一间简易的厨房。

 一九七二年，父母觉得不能再住别人的房子。因为返城无望，我也十七岁了。父母决定盖房子。父亲决定在村最东南角，紧挨着二渠分下来的支渠建房。此处离得最近七哥家有二百米，西面离二娘家二百多米，孤立于村子东南一隅。那块地是瑞武家过去的树林，其实，当时早就充公了，是集体的土地了，但父亲还是找柏瑞武说好了。

 父母设计仍盖四间房，全是硬山不用梁。墙用外熟里生。即外墙皮是红砖，里面用土坯，房顶缮红机瓦。

 那时已回乡下三年了。所有的积蓄早没有了。一穷二白，两手空空建房子，我不知父母当时作了多大的难。盖房要檩条和橼子。母亲找到姨婆家。小赵庄是母亲的亲姨家，她家有个小树林。姨婆很慷慨，把树林里的能当檩条的树放了，把胳膊粗的刺树都放倒了。

 土坯，生产队负责。在高岗地里担水泼地，洒麦秸作稔子，拉着牛踩实，再用石磙碾平，再用专用铲坏刀，将坯铲起晾干。

 红砖买不起。运芝三伯给父亲出了个主意，他说：玉玺，你大老表不是在十里庙砖瓦厂嘛。你去找找他，到十里庙砖瓦石拾半截砖。半截砖按方算，便宜。有烂砖没有烂墙。咱多使点沙和灰，灰缝厚一点，省点砖。在砖瓦厂工作的大表叔是大姑奶家的大儿子。是砖瓦厂里会计。说话还管事。父亲一找他，他满口应承。拾半截砖这个活就分派给我了。大表叔给我找了个灰斗车，我就推着灰斗车绕着砖瓦厂拾半头砖，然后码起来了，要码得紧密，这样方数实在。

 十里庙是个轮窑，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火，也就不停了出窑。

 那是大夏天，清晨起早，把夜里出窑工扔的半截砖拾起来了，然后就溜一天，晚上拾半夜。困了，一条席，一条床单就睡在半截砖上面。半截砖确实有限，有时转几圈子也拾不着几块，为了加快进度，不得不想歪点子，有时趁人不注意，将好砖头摔断。在砖瓦厂拾了十来天半截砖，玉才小叔算算差不多了。这才让生产队派牛车，一车一车地拉回来。

 父亲提前俩月在唐河买回来人们称之为“钢材”的一种植物，那是长在水边，极像高粱杆，但比高粱杆更硬，更结实。用它来编芭，芭上膛上泥后，再将瓦缮在上面。买回来的“钢材”放在东大坑沤了一个多月，捞出来后晾干。在水里沤过的“钢材”，和沤过的麻干、树木一样，不会生虫。

 一九七二年收罢秋，种罢麦，进入农闲时节。我家的房子开始建筑。生产队里瓦匠木匠小工齐全，本家玉才小叔既是木匠又是掌作的。泥匠更多，李振超，小大娃，玉山小伯等都提得起瓦刀。我作为小东家，主要负责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负责把在烟厂买来的跑号烟（即白包次品烟）剥开，放在小篮子里，让大家吸。有时间再帮助和泥提泥，和石灰，提石灰，只几天时间，墙便砌好了。到了上梁放檩条，订橼子的时候，却不得不停工待料。父亲在西峡黄石菴买的木料还没有拉回来。山上大雪封山，且山高路陡，一般司机不敢上去。停工待料约有十来天。白天，我出工干活，晚上就睡在没有房顶的房子里看架木，以防搭的架子被人偷了。大冬天，北风呼啸，睡在屋里都冷，我睡在只有墙没有房顶的地里，整晚蒙着头睡觉。

 最终父亲找到了家居袁黄庄，在南阳县搬运公司开车的戴守义，开车上山，把一车木料拉回来。卸车后看见那些橼子棍的树皮还是青的，像是才锯倒的。

 上梁调脊那天，按生产队的规定要请全体参与建房的大工小工们吃一顿。父亲带着人到南阳城内买回几只猪头和小鱼小虾花生米等。

 一个猪头一桌菜。条子肉红烧肉凉拦猪耳朵等全部用猪头来解决了，喝酒自然喝的南阳酒精厂所产的红薯干散酒。把散酒装进输液用后的盐水瓶里，放在饭锅里煮，煮热了再上桌。红薯干酒喝热酒味道好得多。否则，那胎里带的一丝苦味难以去除。那时候，乡下喝酒都有专用酒岔酒壶，用酒作为燃料热酒。但建房待客，人多时间紧，那样太慢，用热水大瓶热酒快。

 喝过酒，吃着菜，最后要吃白馍。那年月，一人一年只分六十斤麦。上梁待客几十个劳力，一中午白馍放开量吃。基本要把一家人一年分的麦子吃完。

 那年盖房子，我的手背裂开血口子，一遇冷水生疼生疼。脚也冻了，冻得红肿红肿。

 房子建好了。没钱石灰粉刷内墙，就这样，一九七二年的春节，我们在没有粉刷的新房子里过的新年。

 一九七三年初夏，二伯家也盖房子了，要拉石灰回来粉墙。我们商量着一起去蒲山拉石灰，队里有个光身汉白金城在蒲山石灰窑厂上班，我们去找他买石灰。

 那天起了个大早。二伯家的渊哥和老豪拉着一辆架子车，我和大弟弟要到南阳城东关找李长春十爷借架子车，然后去蒲山。

 我们弟兄四个赶到东关，天还不亮，叫醒长春十爷后，把架子车拉上，出城往北，小晌午才到蒲山。找到白金城所在的石灰窑，在那里买好石灰，装好了车，然后往家赶。

 一九七三年，渊哥十八岁，我十七岁，老豪和大弟弟都是十四岁。蒲山离家有约六十华里，我驾着辕，大弟弟拉梢。走到下午四五点钟，真的有些走不动了。尤其是那辆架子车有些连轴转，拉着更沉。十四岁的大弟弟拽梢，我们如果和渊哥拉得远一些，我哼一下，大弟弟就向前窜一下，使更大的劲。走到溧河店下路，遇到了队里进城拉粪的牛车，李牛板式让我们两辆架子车都挂在牛车后面，这就舒服多了。特别是老豪和大弟弟，不用拽梢了，我和渊哥扶着架子车把，慢慢悠悠地跟着牛车后面，到家天已彻底黑了。

 回来后，挖泡石灰的坑，担水将土坑倒满，然后再将石灰块扔进去，土坑里冒起了大大小小的气泡，水坑沸腾了。水少了再担水倒进去。一直弄到后半夜，石灰坑里不再冒泡，水也淹着石灰了。这才回屋睡觉。

 房子粉刷完毕，在里面也看不出来是土坯墙。白亮亮的墙面。外面是红彤彤卧砖到顶，红色的机瓦很是亮眼。

 方圆十几个庄子唯有我家是机瓦房。

 此时，父亲已到溧河宣传队，他是主角。秋天，他领着宣传队的吹大笛吹笙的聋子哑吧，（二人的艺名，是方圆几十里的著名演奏家）和拉大弦的王叔叔，在院子里大吹大擂，为新家镇宅。聋子哑吧吹的百鸟朝凤，大弦拉的是十大板（大起板）。吹大笛的腮帮子能塞进去个鹅蛋，吹笙的摇头晃脑前伏后仰，拉大弦的大开大合，弦柄前后左右摇动，那份投入不时获得阵阵掌声。这场表演，让全村人大开眼界。

 这是我的家。前面有二十米宽的院子，我在院子里栽上几十棵白杨树，几棵榆树楝树，堂屋两边栽着两棵枣树，我住的西间窗户边栽一棵香椿树，春天发出的紫色嫩芽是上好的菜肴。院子朝西出口处，北边是鸡笼，南边是鸭笼。每天早上打开鸡笼，公鸡带头咯咯地叫着迈着方步领着一群母鸡们出来，煽煽翅膀，院子里腾起一片烟尘。打开鸭笼门，公鸭带着十几只母鸭扑煽着翅膀，半跑半飞地扑进门前的二渠支渠里，渠道里清清的水，从春开始流到秋天。夏天我们端着饭碗跳到渠里，只露个脑袋在水里吃饭。趴在地上朝鸭子笼里瞅瞅，每天都会有三五个鸭蛋躺在鸭粪上。

 可惜，我们在新家只住了二年，一九七五年正月，我们即离开家返回湖北，七月份正式办好回城手续。我们离开了李岗村东南角的这个家，只把那只灰狗留在了门外。

  第三次盖房， 一九七九年，我们一家从湖北荆州调回南阳市，初租住在一间约二十平方的国经房。草房。低矮的屋檐不足二米，虽说是一个小院，但四面的房子高，光线很暗。大白天进屋也要开灯。院子里有三平方左右的厨房。放置一个煤炉和一个案板后，勉强转身。水池盘在院子里。白天几乎没有水，必须后半夜起来接水，倒在水缸里。除此外剩余就是一条通道了。

 草房内安放两张床。靠东墙是父母一张床，靠西墙是我和小弟睡一张。大弟弟下乡当知青，如果他回来，我们弟兄三人挤在一张一米五的床上。其窘迫状况可知。

 父母看三人挤一张床确实太挤，就在草屋前面搭建一个三四平方的临时石棉瓦棚。石棉瓦棚入门处高约一米七，里面靠墙处约有二米多一点。棚里放一张一米五宽的床后，床前只能走一人。父母二人睡到那间小房里。草屋内原父母的大床换成一张小床，这样屋里宽畅了许多。

 那时我已二十四岁，到了谈恋爱的年龄。我和女朋友没法在家里谈情说爱。约会时只有在外面。那时工资低，看电影要钱，天径地仪。进南阳市唯一的公园也需买门票，否则，高墙相隔，绿树碧水将我们拒之门外。

 随着感情的深入，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如何安放我们爱情啊？我们俩所在的单位均是大集体性质，短期内没有可能提供婚房。

 好在，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一九八0年，市里为了解决居民住房困难的现状，在城郊拿出地皮，供居民们自己建房。姐夫批了一块地皮，转让给我们。宽十米，长十二米，共一百二十平方米，四百五十元钱。四百五十元钱当时是很大很大的一笔钱。我一个月的工资也才三十三元九毛。父母将乡下的四间房买了七百元钱。我在单位找同事借了三百元，（参加工作后，我的工资全部上交给父母。）父母又借了些钱，在城北汉冶村建了三间平房。

 那时太穷了，为了省钱，能求人帮忙的就求人帮忙。

 砖头是请乡下堂叔，用手扶拖拉机，一车一车从十里庙砖瓦场拉回来的。自己装车，自己卸车，河沙是姐姐和姐夫请他们汽车厂的车免费从白河拉回来。石灰也是姐姐请人请车帮助拉回来的。门框和窗户框是自己下乡砍的树做成的。泥工请的亲属，这样便宜很多。就连屋顶的现场浇铸水泥，也是我请同事们来帮忙，一铁锨一铁锨地扔到屋顶。总之一切能自己做的都是自己下手，能省一分钱就省一分钱。

 房子主体完工了，18厘米的红砖墙，现浇平房。但室内是个大坑，我和大弟弟，借来板车。一板车一板车的拉土把室内填平。院子也需要填，正好厂里拉建筑垃圾，拉来两大车，把院子填平。

 三间房，一头沉。没有门，把妻用来做家具结婚的松木板先做成了门。可惜，窗扇没材料了。直到结婚，我家的窗子没有窗扇，更不用说安装玻璃了，甚至连窗帘都没有。新婚之夜，我用床单把窗户堵起来。

 新房建起来了。一九八二年正月二十我结婚。在新建成的房子里举办了婚礼。虽然配套不足，但总是有了过日子的窝了。后来，父母搬过来，他们住东两间，我和妻子儿子住西头的一间。（城内的国经房给大弟弟做婚房。）

 总算有了属于我的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房间了。

 那时新居民点水电不通，晚上点煤油灯，水要到附近的村子净土庵井上挑水吃，即便如此，心也安了。毕竟这些都是小事。再后来，慢慢地把窗子安好，把玻璃装了。再把厨房建好。多年以后才把院墙围起来了。这才是真的独家小院了。

 当年院子里没有卫生间，大便要到几百米远的旱厕解决。冬天和刮风下雨下雪非常不方便。

 我很知足。那时候，很多城市人，一辈子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有了房子，放心地陆续添置了一些必要的家具。做了一个高低柜和一个书柜，做了一套三人沙发。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的房间里，有了这些东西，温馨的感觉充盈起来。

  再有新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厂里有了自己的集资房。那是我们一家人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妻在农村长大，很会过日子。一分一分的积攒，用三千元集资一套二室一厅的六十余平方的单元房。有了独立的卫生间，生活方便太多。

 2002年，我到珠海一外企任管理处经理。深觉得珠海环境优美，依山近海，空气湿润，冬天温暖如春，宜居且最宜养老。儿子大学毕业也来南方发展，在珠海我为儿子提供首付，购得一套113平方米房子。

 房子，做为人生中最大的固定资产，是生活必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成功人士住别墅，普通人家住商品楼房。

 随着改期的深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现在我在南阳拥有楼房，儿子也拥有自己的房子。

 据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前，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为四平方。而二0一九年全国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四十平米。我是普通的居民，但我家人均住房面积超过全国人均住房面积了。

 现在，我和老婆过起了候鸟生活。冬天，我和老伴到珠海居住，享受南国的温暖。天气回暖后回到中原，与儿孙们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改革开放，中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最明显的是城市面貌的改变。现在内地城市也是高楼林立。住在单元楼里，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天然气接到家里。天天可洗澡，半夜起来方便也不怕受冻感冒生病了。

 改期开放，人们居住水平得到巨大的提高。一家几口人挤在十几平米的房子里，哥仨挤一张床那样的逼仄和尴尬已成久远的过去。

 我家有关三次建房和集资及买房，基本贯穿了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繁荣昌盛的整个过程。国强家富，尤其是我们生活由穷到小康的改变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我感谢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让我家的住房和生活有了质的飞跃，有了当年难以想象的提升。

 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壮大，我们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