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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仁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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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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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秋天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上叶的一个秋天,天比现在的蓝,云比现在的白,地里比现在少产粮食。地里的下蛋红薯也没有提高太多的产量,反倒是提高了红薯种的用量,并投入的大量的人力,地沟挖得见着生土瓣子,把熟土压到下面。深翻土地把整天没有吃进好东西的农民折腾得两腿发软,两眼发黑,最后没有达到“红薯下蛋,不是八千是一万”的预期效果。

秋天是萧瑟的。

棉花摘完了。曾经青青的棉花叶子现在如沧桑老太太的脸,纵横交错扭曲着干燥的纹络,已经吐完白亮亮棉花的棉花桃,只剩下向四周开咧的壳,原来棉桃上的尖尖,现在分裂成四瓣或五瓣,把空荡荡的腔子向天畅开着,如在向天证明自己的清白和彻底。棉花棵下的草黄了,叶子软软地在地面上轻浮着,因为打农药,这些草躲过了割草娃的镰刀,一直生存到了生命的最后。棉花地里的草是幸运的。玉米已经收获,除了留种和公粮,余下的按户头分到各家各户,连玉米杆也是按人头各分得了宽窄不等的地块,每家每户不等队长敲铃,各自加班抡开小镢头,把玉米杆子连根挖掉,这是半年做饭的重要材料。玉米地犁过了,正待种麦子呢,黄黄的土不平展,有些大大小小地土坷垃,可虚腾腾地,正迎接新种子的到来,它将用特别的乳汁来滋养麦子成长。

中午,急急忙忙地来到地里。太阳还暖和,没有太大风,只穿二件单衣,把分得的红薯用家里的桑木扁担柳条筐子,吱呀吱呀地担到刚犁过的玉米地里。

把擦红薯干的刨刀在长板凳上固定好,调整好刨刀的厚薄,我侧坐在板凳上,开始把几百斤红薯加工成三四毫米厚的红薯片。刨刀下面放着一个筐子,刨出的红薯片准确地落在筐子里,弟弟马上把筐里红薯片提走,用手撒开,然后再把摞在一起的放好。我用力地刨着,一个个红薯在我手里倾刻间成了一片片白花花的红薯片,弟弟把这薯片摆放在新犁的玉米地里。

本来不算热的太阳,现在一干活,慢慢地热燥起来,解开衣扣让风亲吻我的胸膛吧。凉凉的惬意还是抵不住一晌劳动,右手用些乏力了,左手却不会刨。歇歇吧,看看手心,红薯胶粘遍了布满老茧的手心,为了让红薯最后一片切得薄些,虽小心翼翼,后掌处还是削去了薄薄的一层老皮,露出红嫩的新肉。肚子咕咕地叫着,早上二个黑窝头,堆成小山的红薯块搅玉米糁,怎么就抵不住时间的考验。

刚刚还撒欢的弟弟,现在让筐子紧贴着大腿一步一步地挪着,小弟弟干脆就坐在那低着头,手无目的在地上画着。

“干吧,没有人替咱,干完了回家吃饭。”随着一声吆喝,小弟弟仿佛看到了希望,站起身来,大弟弟撒着,小弟弟把压在一起的薯片摆好。

在一片肠鸣声里,太阳偏西。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家吃饭。无精打彩的人们,似乎没有表露出丰收的喜悦,流露出来只是无边的散漫和无力的疲沓,下“夕”烟的英雄们缺少诗中的豪气。

刨完最后一个红薯,弟弟们摆完最后一块红薯片,收拾好工具,我们也一样的在乡村土路上怏怏地走着,太阳晒在身上,没有别的感觉,只有肚子鼓鸣般的催促。

半夜时分,父亲让外面零乱的脚步和说话声吵醒。开门出去看看,天阴了,毛毛雨开始飘了。

父亲叫醒全家人。“快起来,要下雨了,地里的红薯干得赶快拾回来。”秋天的太阳不厉害,前天刨的红薯片还晾在地,因为没有彻底干,还在那块犁过的玉米地里散洒着。

红薯干可是冬天,特别是荒春的救命粮。急急忙忙赶到地里,天黑着脸,阴沉得拧出水来。好在红薯干是白色的。一家老老少少,看见地上的白片就往筐里拾。雨大了些,本来不干的红薯干,捏在手里有点发粘。我们知道这下雨夜间拾红薯干会损失很多,因为红薯皮向上者,晚上是看不见的,第二天放睛,要重新收拾一遍,如果雨下成了,则成为不甘心的肥料。

把拾到筐里的红薯干推到二个白布单里,四只角对角绑好,父亲担着吱呀吱呀地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挑着二只大筐子跟着,母亲弟弟在后面走。秋天的夜半,细雨霏霏,清风阵阵,天色苍茫,一家人鱼贯而行,是不是特有诗意?

那时,从城里回乡一直借住在生产队的磨屋里。房子太小,只够铺几张床。我们在门前搭了一间厨房,厨房一般不上锁。一家人从地里回来后,父亲把红薯干连包单一起放在厨房里,我把二只筐子放进里屋。辛苦了一天,半夜又紧张地拾红薯干。又累又困,匆忙掩好厨房门,就上床睡觉。管他下雨刮风,地里没有我的粮食,可安枕无忧了。

昨晚的雨真下成了。清晨醒来,外面仍是淅淅沥沥地落雨声。从床上坐起身子,从窗子往外看,心中暗喜,可以好好睡一天了,下雨不用出工。

妈妈不管下雨不下雨,按时起床做饭。打开正屋门一看,厨房门大开,急走两步,厨房里地上空空荡荡,昨晚放的二大包红薯干踪迹全无。

“昨黑儿招贼了。快起来,快起来。”妈妈惊慌地折回屋里朝我们喊着。来不及穿衣服,只着一短裤即下床,跑到厨房查看,空空如也,如也空空。红薯干没有记号,只有那白包单可以分辨,但贼不会如此笨呀,把包单放在眼皮下面等我们认领。

一百多斤,一百多斤呀。荒春时,一家人半月的口粮呀。红薯汤红薯面馍,离了红薯不能活,红薯是命,红薯干是浓缩的保命药。

妈妈饭也不做了,坐在门前骂起,骂得半个村子来问怎么了。因为妈妈平时不骂人,这一骂人就透出不正常,透些新鲜来。中午时分,本家三娘偷偷地说,昨晚上她拾红薯干回来,见生产队长秦国山,从厨房哪担一挑子出来。可三娘不敢当面作证。谁也不也得罪生产队长----那个单家独户的姓秦的四十几岁的高个子男人。

秦国山家距我家只有二三十米远的,条件方便,来去快捷,有作案的条件;大家都不富裕,他们家也是几条汉子,吃得多,有作案动机。可是这些并不能把他抓起来。只是让妈妈骂得有方向,骂得更有目标了。直骂得队长弯着腰来说,不要再骂了,多难听。后来父亲对母亲说,算了吧,权当喂狗了。那队长还知道脸红了一下,扭头走了。

风萧萧,星星暗,月黑头。我、父亲、母亲及大弟弟踏着秋风借着星星微弱的光,一路来到折腰地还没有拔的棉田前。棉花摘完了,棉花杆要薅掉,这是上好的柴禾。棉花杆象树枝一样,过年过节来客人烤火,除了芝麻杆就是棉花杆最好了。生产队按人头将棉花地分了,自己拔回去的棉杆,就归自己所有了。白天干活是生产队的,只有晚上可以来做自己的事。地里已经有不少人了,朦胧中只看见地里一个个黑影起伏运动着,听得到哗啦哗啦的拔、扔棉花杆的声音。

星朦胧,夜朦胧、人朦胧。虽然光线很暗,但熟门熟路。来到自己所分的地头,收缩一下腰间的裤带,吸口气,弯腰,双手紧握棉花杆下部,用力直腰,棉花杆带一团干土被拔出来。把棉花杆往地上摔摔,扔在身后。好久不下雨了,土地板结得又干又硬,很难拔,拔棉花杆双手一定要握紧,否则,手一滑会把手心刮得没皮,鲜血直流。一根二根三根…….离地头很远了。

“哎哟”我叫了一声。妈妈急忙问我:“咋啦?”

我说:“扎着眼了。”让棉花壳上的尖扎着眼了。

“咋样?要紧不紧?”关切之情在夜里也分得清楚。妈妈在我身后快步走过来,“我看看……”夜是黑的,眼睛也是黑的,看是看不见的,但感觉到了温暖。

眼泪流得哗啦啦地,眼睛先是有点疼,后来有些酸溜溜地仿佛吃醋。用手捂着眼睛“不要紧吧,花柴壳扎着了。”

“算了,你别干了,上大队去找老张先儿看看去。”大队赤脚医生姓张,大家叫他张先儿。

 “没事。”坐在棉花地里休息了一会儿,眼睛好些了。站起来继续薅棉花杆子。

第二天早上起来,眼睛肿了,不敢见光,一见光就睁不开,眼泪不受控制地顺着脸颊往下流,好似受了天大的委屈。

到大队里让张先看看说:“不要紧,糊点药吧。”然后不知涂些什么,用白纱布贴上,用胶布固定好。左眼让保护起来了,只留右眼工作。人说一目了然,这是瞎话。一只眼看东西视觉绝对很窄,只好扭动脖子来弥补一只眼的不足。

几天后,我的眼睛上的白纱布去掉了。对着破镜子一看,好不气恼。五官中就属这眼皮还算周正,双眼皮,大眼睛,现在左眼竟然成单眼皮。很久后在医院对着E字看,左眼视力只有零点七,右眼却是一点五哟。成了一只大一只小的阴阳眼。

好在,那样的秋天不多,六年时光留给人生很多的回忆,很多的梦想,因为有了那样的秋天,后来的秋天就是秋月扬辉,桂花飘香了。

二00五年十一月一日上午十二点于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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