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 我从税务所门前走过

税务所是税务部门最基层的单位，税务所长是税务部门最底层的官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税务所最红火兴旺的时期。然而，随着经济税源向城市集聚，随着 “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 新的征管模式在基层运行，税务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潮起潮落，云卷云舒，短短几十年时间，我工作过的税务所人去楼空，物事人非，想起来有些悲壮，有些欣慰，当年那份为国聚财的情怀，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时间的深处，时沉时浮，若隐若现，我的眼前始终晃动着我们忙碌收税的影子-----作者题记。

初夏 我从税务所门前走过

董小龙

一

初夏，伴随着细碎繁密的酸枣花的清香，我从我工作过的税务所门前一一走过。

小院依旧。景色依旧。街还是半边，河仍然很浅，可税务所长和会计、税收专管员都不在这里了，而我，离开这里也有30多个春花秋月了。院子里的扎根树长成了大树，枝繁叶茂，苍翠碧绿；可栽种扎根树的人却风流云走，不见了踪影。这破旧不堪的小院，这苍翠碧绿的大树，给我的不再是熟悉和亲切，而是陌生和忧伤。

二

院墙虽已坍塌，但油漆剥落的大门还在，虚掩着，没上锁。大门的石蹲旁，长满了苔藓，淡淡的，绿黄相间。那扇大门，那赚取了我许多手温的铁色门环，已是锈迹斑斑，苍凉冷漠；还有，贴在大门上的对联，原本的红色早已消褪的十分寡淡，但从残破卷起的薄纸上，还能依稀看到我们当年留下的“扎根山区一辈子，为国收税洒热血”的豪言壮语。

走进院子，蛛网密织的墙角，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蜷缩着身子，斜躺在那儿，它让我记起，第一次下乡收税，税务所长---一位部队转业的陕西合阳县人，不厌其烦的向我介绍税务所管辖的范围和税源：两个供销社，每月能缴4000多元；农村的零散税收，包括油漆匠、砖瓦匠、裱糊匠等十大匠，每月能收1000多元；集贸市场上的烟叶税、屠宰税也可以算是大宗的税源，一个集会下来，能收3000多元；还有盖房子，做家具，砍伐原木必须缴纳10%的原木税。咱们，税务所，是一个税收大所呢！全年税收50多万元……税务所长说着，一脸的自豪。

三

上班后的第二天，税务所长带我去收税。出了税务所大门，顺着河滩往南走，先到安里公社，再爬上几道坡，翻过三座山，越过两条沟，就到修文了。修文是个大村子，杀猪宰羊的多……我跟随所长，推着那辆破旧自行车，在乱石河滩中跳跃，稚嫩的双脚被尖利的石子磨破了皮，渗出了血，起了血泡；第一次翻山越岭，晚上住在饲养室的土炕上，腰酸背疼似乎不是自已的了……

那一把破旧雨伞还在，几十年的风漂雨洗早已使它变成了黑铁色。这把雨伞也是所长送的，是让我下乡收税时用来抵御狂风暴雨的。“山里的气候是娃娃脸，说变就变，半路上无处躲避，就用雨伞。”原本是把旧伞，我只用了两年，雨伞就破洞百出，细心的所长看见了，找来一块旧帆布，拿出他在部队时随身携带的针线包，认真的缝补起来。“补补，还能用。”所长说。就这样，一把旧雨伞，补丁摞补丁，大大小小，总共补了12块。

四

税务所呢？怎么不见税务所？我在石柱街上徘徊。信用社、邮政所、银行……依次数过，就是没有税务所。我的税务所呢？哪个座北面南，向阳暖和的税务所呢？！

是在1973年，我被调到石柱。税务所也是5个人，但税源却差远了。所长是个大高个子，陕西富平县人，也是转业军人，他爱干净，喜欢抽烟，每天清早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咳嗽，直到把喉咙“打折利”（土话），才安排当天的工作。石柱税务所分管演池、石柱两个公社，税源除了两个供销社外，还有一个铁匠铺，两个村办石渣厂，年税收只有6万元。为了完成任务，所长安排两人一组，抓集贸市场零散税收，年底，竟征收入库10万元，超额完成了任务。所长非常高兴，给大家放假，让大家放松一下。

五

依着门框，隐隐约约，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传来，似有似无，若断若续。我猛醒过来，这是当年女税干黄小希结婚时的喜庆锣鼓，却依旧是那么激动人心。再仔细听听，高亢的唢呐、悠扬的长笛、欢快的锣鼓，夹杂着几声咿呀的二胡，这二胡声好熟悉呀！这是黄小希拉的。

黄小希是税务所的女会计。她聪明极了，对音乐特别有悟性，不论什么乐器，她一摸就会，全县女税干中，只有她知道阿炳，也只有她懂得《二泉映月》。有一年，快过春节了，税务所附近村子里的人要演戏热闹热闹，队长找所长，让黄小希唱眉户戏《梁秋艳》。黄小希答应了，也唱了，但唱的不好，社员们不乐意，罚她再来一个。违拗不过，黄小希跳起了舞蹈，是芭蕾舞《白毛女》中“北风吹”那一段，没想到，她那一连串用足尖旋转的动作，把社员们全都震住了。“这女娃还会跳舞，她的足尖咋能立起来，立起来的足尖不疼吗？！”

六

石柱税务所的日子不好过。不单单缺水，而是没有灶，下乡收税回来，大家轮流做饭，但手艺都很差，大米是没有的，青菜也很少，只能吃杂粮。由于是轮流做饭，大家便不再埋怨，而是吃得很香的样子。瓷实坚硬的玉米面窝窝头，苦涩难咽的高梁面饣合饣各，狠着劲的咽下后，拍着肚子说：“我吃饱了。”说完，推起自行车去收税。

七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9月9日，毛主席去世；10月8日，陕西发出了可能发生地震，要求全省防震抗震的紧急命令。惊惶失措中，朱德委员长也离开了人世。这一年，全国上下，人心慌慌；山河呜咽，天地同悲；偏偏阴雨连绵，到处一片汪洋。税，是收不成了，人，活命要紧。全所税干一齐动手，在院子里搭建防震棚。所长找来绳子，分别系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上，上面铺了木板，顶上盖了帆布。之后，所长让大家回家去，他去县局开会。“你留在所里，把门看好，把账表票据，纳税资料保管好，千万别把税票丢了。”所长望着我，再三叮咛，我点着头送大家上路回家。当晚，我就睡在会议室的长条木椅上，税务所的全部家当都存放在会议室里，我必须守土有责，不敢有丝毫马虎。

八

1977年，我调到城关税务所。所长姓党，陕西澄城县人。党所长中等个儿，人长的很富态，笑起来眼睛眯成了缝。但他有杀法，很威严，有一套带兵收税的好本事。城关税务所有20多个专管员，管辖全县3000多个体户。全年税收200多万元，主要是固定商户，流动摊贩，集贸市场税收等。因为税源零散，征收难度大，税务所院子里整天乱哄哄的，象集贸市场。有屡催不缴的，有欺骗偷逃的，有公然抵抗的，有被收了秤杆找他索要秤锤的，有来寄放架子车的，还有不少农村来的人说要找他的侄子借钱的。“你侄子是谁？能到税务所借钱吗？”来人不走，党所长就嘿虎他：“走不走，不走我就叫派出所了！” 原来城关税务所是一座6层楼房，东边的半边楼是税务所，西边的半边楼是派出所，中间隔一堵墙。只要隔墙一吆喝，派出所的人立马就到。一般人不敢到税务所闹事，但有时，屠宰户联合起来抗税不交，遇到这样的麻眼事，党所长象换了个人似的，笑眯眯的说：“大家别急，来，先喝茶，再说事，一边听着屠宰户七嘴八舌，一边给他们讲解税收政策，直到把屠宰户听烦了，牵挂着自已的生意了，把该缴的税，该罚的款，缴了、补了，党所长才送他们出门，末了，还吆喝一声：“你们慢走啊，回头来税务所喝茶。”

九

城关税务所20多名税干中，王辛欣年龄最小，只有18岁，但她却是第一个恋爱结婚，第一个离开税务所的。

听说王辛欣要和一个军人结婚。税务所的人吃了一惊，但很快，大家灵醒过来，毕竟是税务所的喜事，于是开始打扮税务所小院：窗沿上放着的罐头瓶子里，有人带回来一束山花，随着季节的变换，或粉红色的山桃花，或淡蓝色的野菊花，或金黄色的连翘花，花草是送给王辛欣的。王辛欣回馈我们的，则是好吃的：她先端来茶水、瓜籽、糖，然后拾掇出一小碗青菜，一小碟黄瓜，那真是一个妙趣横生的黄昏呀？！在早出晚归的忙碌中，大家都在做着朦胧温柔的梦。一梦醒来，王辛欣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大家笑着抹着泪花祝贺，给王辛欣凑份子随礼，有人送一张样板戏，有人送一枚纪念章，我送了一付枕巾，算是最实用但最不好看的了。军人花120元钱，给王辛欣买了一块上海手表，秒针尖上有一个红点，漂亮极了，王辛欣带着上街收税，惹来一阵惊讶和羡慕。不久，王辛欣走了，随军人去了四川。临行前，大家为她送行，王辛欣抹着泪说：“要知道离开税务所，我就不结婚了。”

十

1978年，我调到企业管理所。企业所人少，只有10名干部，主要负责耀县水泥厂和当地煤矿税收，所长姓叶，陕西富平县人。叶所长看上去很朴素，象个农民，但他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把企业所管理的井井有条。耀县水泥厂是税收大户，是耀县的顶梁柱，税收占全县税收一半还多。我们去工厂收税，根本不用自已开票，企业财务人员自行计税，自行开票，自行缴纳，所谓“三自户。”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检查账务，计算企业所得税和开源节流，促产增收。叶所长经常对我们说：“在企业所工作，必须精通财务，会会计核算，必须苦练基本功，多向老齐请教。” 老齐和他的妻子老孙是税收业务权威，也是耀县城里为数不多的财会专家。夫妻俩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上世纪五十年代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的号召来到耀县。因为他们的业务好，人缘好，说话、做人、处事透着上海人的精明，又显示出知识份子的才干，大家都很尊敬他们，叫齐师、孙师，遇到业务上的难题，只要他们出面，再难的题也会迎刃而解。

十一

正是初夏，我从税务所门前一一走过，可是，税务所呢？我洒过汗水，燃烧过激情的税务所呢？他们，都不在了。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在暗示我，税务所不再是当年的模样了，我不再拥有原来的税务所了，一种怅然若失浓雾般缭绕心头，久久不散…..

站在税务所的旧屋前，我被酸枣花的清香包围着，我不想挪动脚步，我坚定着我的意志，让山崖屋畔间盛开的酸枣花从我肩头掠过，在细碎繁密馥郁清香中，许多往事影影绰绰，时断时续，总想把我拉回流逝的岁月。

是的，税务所仍在，只是换了一种存在，什么也没有改变，岁月在这儿梗着脖子回眸，执拗的打着回旋，一缕酸枣花淡雅素净让躁动不安的我的心魂瞬间变得恬淡、清新而幽远。（原刊《中国税务》杂志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