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处，一片灯的海洋

回望处，一片灯的海洋

董小龙

一

1968年，我作为老三届知青回到乡下，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一个秋雨连绵,淅淅沥沥的大雨天,我闲着没事,就坐在一个板凳上,看房东做木工活。

房东是个木匠,手艺不错,擅长做家具。见我坐着，就没话找话说：“回头，我给你做一个书柜,你们这些知识青年呀，就爱读书，爱读书的人，没有书柜咋行。” 我说,我现在农村,连书都没有,要书柜干什么?他笑了,说,现在没有,不等于以后没有。

真让他说着了,果然,我拥有了自己的书。 那是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是下乡插队时,学校送给我们知青的必读物。

有书,就得有个书柜，就像一个人，必须有个家，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后来,房东用杂木给我做了一个书柜,由于没有上油漆,也没有安装玻璃,显得其貌不扬,甚至有几分丑陋。但因为装满了书籍，看上去一点也不浅薄，反而有着几分深沉和厚重。

走上工作岗位后,家也搬到了城里,那个简陋的书柜也随同所有家具一起搬进了城里,占据了我房间的一角。

节假日,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站在书柜前,翻拣浏览这些书籍。 这些书籍,不仅让我与古往今来的英雄才子会面,也常常把我带回到遥远的宋元话本、明清笔记、酒肆茶楼,聆听历朝历代的遗闻轶事,拣回那些失落了的中华文明。

二

现在，我是拥有一些书了，整整一柜子书，想看什么，什么时候想看，取出来就是。

但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要想拥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尤其是文艺方面的书籍，是很不容易的。

那时候，也正是我最喜欢读书的时候，对知识的渴求从来没有那样迫切，一些读过的书，深印脑海，有些警句，还能背诵。可是，那会儿找一本好书，比吃一顿好饭更困难。

终于，拥有好书的日子来了。

我工作的单位不远处，也就是县文化馆的对面，新开了一家新华书店，单位同事的哥哥是这家书店的经理，他知道我爱看书，每次我去书店，他都热情招呼：“你来啦，店里新进了好书，你要不要。”我喜出望外。“啥书？”“书法方面的，文学方面的，你要哪一种？”说着，让年轻漂亮的女管理员从柜台下面取出来，放在柜台上，让我挑选。“全是新书，还没上架呢。” 女管理员说。尽管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30.5元，但买书，却不含糊。其中最早的是李长之的《诗经试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虽然是薄薄的一个小册子,但译书却穿越了2500年的历史长河,让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进入了我的阅读视线,让我从作者的试译中看到《诗经》中305篇作品的绰约丰姿,尤其是民间歌谣所表现出的巨大艺术创造力。最珍贵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竖排版《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全书上下两册, 尽管是原色影印，但蝇头小楷，毛笔书写，极其恭整，又有红字眉批,蓝字笺注，还有冯其庸写的《序》和《后记》，极其漂亮。与《红楼梦》版本不同,这书的作者只有曹雪芹,而不是曹雪芹和高鹗合著,全书也只有80回,而不是120回。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据说是毛主席赠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影印本，线装，竖排，古色古香，价廉物美，一册在手，爱不释手。

最让我手不释卷的是花3.2元钱购买的余冠英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回想起来,我阅读了不下10遍,如今仍在一页一页看。吴调材、吴调候编写的上起东周,下迄明末,展示我国古代散文风貌的《古文观止》(中华书局),则是我床头的必读物,临睡前看上几页才能安然入眠。只有1元钱的明代孔尚任的《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0.44元的贾平凹的《月迹》(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都是弥足珍贵的好书。清代李宝嘉的《官场显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下册.1979年)，闲暇时也常常拿出来细细翻看。外国文学名著也是我书柜的重要成员。俄罗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周扬译,竖排版,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曾让我读了又读。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林语堂的《人生的盛宴》(湖南文艺出版社)；赵朴初的《片石集》(人民文学出版社)；《郁达夫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邓拓散文》(人民日报出版社)；孙犁的《澹定集》(百花文艺出版社)等,也都排着队似的，让我阅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些书籍,大部分是用我微薄的工资购买的，好在价钱不贵，一本包括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鲁迅、郭沫若、朱自清、冰心、徐志摩、张恨水等100多位作家的精美散文,长达1749页的硬皮《现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定价才17.5元，记得购买时我一点都没心疼，掏钱拿书走人而己。当然，有些书籍则来自远方朋友的赠送。有一年,我几篇小稿子刊发在《宁夏税务报》上,被宁夏作家张涧先生看到了,于是便有了《塞上书简》的书信来往,他还给我寄来了他的诗歌和散文集《人生谁不老》《多情的秋天》两本书。

三

原以为我一个人爱看书，没想到，我工作的单位领导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平常的日子里，总见领导手不释卷。但很快就发现，领导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最爱看的是文学期刊，而那时，最流行，最受欢迎的正是大型文学期刊，北京的《当代》、《十月》、广州的《花城》、上海的《收获》、福建的《中篇小说选》。有一次，与领导闲聊，我问他：“咋喜欢文学期刊。”领导微笑着说：“看长篇太累，看短篇又不解馋，只有中篇小说最好。”领导喜欢看书，我也跟着沾光，大型文学期刊每一期都买，每一期都看，有时去书店一买就是一大摞。有一回，领导发话说：“去，看书店最近有啥好书，给咱买些回来。”到书店一看，有《鲁迅全集》，20卷，价虽然贵点，但书好，买，值，就抱了一摞回来，领导喜孜孜的说：“真是好书啊！”然后取出一本，笑容可掬的说：“你们也看啊，年轻人，多看点书，对工作有好处，鲁迅的书，真是难得的好书呢！”只可惜，我的工作调动后，单位也分分合合，几起几落，那些书也不知去哪儿了。

四

离开基层，调到市上工作后，就听人说，市图书馆是全市藏书最多最好的地方，而且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我听了，心里激动，就拣了一个晴好的日子，去市图书馆看书。管理人员说，藏书在二楼，我顺着楼梯，转上去，一进门，果然藏书万卷，科技类、农业类、文学类、医学类，分门别类，应有尽有。我家住在北关，中午下班后，吃完饭，回不去家，又闲着没事，就去图书馆，办一个借书证，就可以带书出图书馆，看完后再还回去，不收任何费用，随便翻看。有些书刊，是抢手货，别人借走了，我想看时咋也借不到，管理员说，啥时还回来，还很难说，建议我去阅览室，那儿有报纸，可以尽情浏览。

初夏时节，阅览室静悄悄的，窗外飘来桐花的清香，《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茶花女》等等世界名著，一本一本，如饥似渴，贪婪的读着，有时会忘了上班的时间。

冬天的大同桥象过风洞，要是遇上下雪天，北风呼啸，格外寒冷，顺着立交桥的水泥台阶，一台一台走上去，再一台一台走下去，凛冽的寒风穿透单薄的衣服，可是任凭寒风扑面，也抵挡不了我求知的欲望。有时去早了，管理员还没来，门不开，就在楼下一边跺脚取暖，一边耐心等待，直到管理员的身影出现，便相跟着上楼，在办证处，急切的拉开抽屉，翻拣卡片，查找书目，直到找到自已喜欢的书。

有时，遇到喜欢的书，一时不能记在心里，又舍不得放弃，便用小纸片抄下来，不过不是全部抄完，只是抄写一小部分，或是精华部分，虽是为了自已方便，有时也和同事交换着看，分享读书的快乐。

星期天也去，一走进图书馆，一拿起书本，就啥都忘了，有时看到夜幕降临，那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夜晚呀！简直就是读书人的节日。

有一个时期，我们租住在供销社的房间里，夜深人静，想看书，又怕影响别人，就把电灯熄灭，打一支小手电，在被窝里看书，灯光摇曳，晃忽迷离，但却看的聚精会神，如醉如痴，不知东方之既白。

现在，单位有了阅览室，啥书都有，随时都可以去看。“这下好了，看书不用愁了，不用出楼，就可以一览无余了。”同事说。

五

有一段时间,我迷恋上了书法,尽管学书不成，但上海书画出版社《唐人摹兰亭序墨迹三种》却走进了我的书柜，里边不仅有传为唐代冯承素的摹本,还有虞世南、诸遂良的摹本。对于痴迷书法的人来说,虽是影印,但古人的墨迹仍然是心摹手追的绝佳范本。与此同时,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柳公权的《玄秘塔》；孙过庭的《书谱》等等,如今虽然纸质泛黄,边角破损,但仍宝贝一样占据着我书柜的一角。

六

“194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个身体瘦弱、彬彬有礼的中年人，由两个青年人扶着走下汽车，来到煤渣胡同人民日报社，他，就是邓拓，是党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社长、总编辑。”这段话，就是我喜爱的一本书----1980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吴作人先生题写书名、尚佩芸先生设计封面的《邓拓散文》中的一段话。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到农村征收零散税时，在一位村干部的家里，看见了这本书，随手拿起来浏览。村干部见我喜欢，就说：“你喜欢这本书，就拿去看吧，在我们乡下，它可是一本不值钱的废纸。”

“废纸。”我有些迷惑。

“你喜欢，就拿去看吧。”村干部说。

带着一份惊喜，一丝惆怅，我拿走了这本书。

这本书，收录了邓拓38篇散文，198个页码，15万7千字。书价极廉，仅售0。75元。从后记中得知，这些文章，绝大多数是他在1958年以后写的。

1958年前后，邓拓离开了人民日报，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他深入基层访问，看一幅画，听一出戏，都会写出一篇动人的文章。

我正是喜欢这一篇篇动人的文章，几十年来，才一直将这本书放在忱边，常常翻看，从中受到许多教益和启发。

我喜欢邓拓散文，是因为他的敬业。书中收录了人民日报记者写的文章《邓拓和人民日报》，其中一段话非常感人：1952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中央办公厅打电话给邓拓说，中央关于朝鲜战争的问题，要人民日报明天见报一篇社论。邓拓立即动笔。三个小时后，他用毛笔小楷写的草稿送到中南海了。黎明前主席亲手批回了这篇社论，只是用铅笔增添了几个字。批示写着：“照发，很好。”每看到这里，我的眼前都要一热，眼前浮现出了两个身影，一个是身体瘦弱，腰间用钢骨架紧束着，由爱人丁一岚搀扶着“笔走龙蛇”的邓拓；一个是身材伟岸，黎明前还在审批稿件、指点江山的伟人毛主席。

我喜欢邓拓散文，是因为他的人品。1956年孙中山先生90诞辰，报纸刊登了邵力子先生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标题字小了些，版面处理也不显著。当天，在全国政协开会时，周总理批评说，为什么把邵先生的文章放的那么低。邓拓说：“我疏忽了，以后一定改正。”短短一句，感人肺腑。

我喜欢邓拓散文，是因为他的才华。书中的文字非常优美。如：《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的开头：“我国湖南零陵以西为潇湘二水合流处。山水平远，风景清幽，历代诗人画家，或亲历其境，目睹山川形胜，或耳闻而神往…….”

我喜欢邓拓散文，是因为他的豪爽。邓拓生性豪爽，喜做诗填词。他一生写了500多首诗词，常常信手拈来，词意盎然，意味深长，如开篇《从天安门到全中国》一文中：“举国欢腾起舞时，天安门下动遐思，春秋大事书万卷，不敌英雄纪念碑。”

时光荏苒，流年似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今天，看着《邓拓散文》，想着这些陈年旧事，真让人不胜感叹。

在地处祖国西部小城，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颠沛流离之后，还有人喜欢和阅读他的散文，邓拓先生倘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心领神会，颔首含笑。

七

在我的书柜里，不仅有名人的书，也有许多本土作家的书。有一年，我把我手头20多本本土作家的书赠送给我工作单位图书室，让更多的机关干部开卷有益，感受书的魅力。

书柜，只有一个,许多书只好委屈的放在床头柜里,茶几底下,甚至阳台上的纸箱里。但每天清早起来,我都要站在书柜前,恭恭敬敬聆听书籍们的教诲,有时则请它们出来,在我的灵魂深处作巡回报告。它们是我的老师,是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写作的动力。我常常想,面对时间，人总是无力的；面对书籍,阅读总是幸福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

从这个角度说,阅读,让我的文笔灵动,如清澈皎洁的月光；阅读,让我的生活充实,如颗粒饱满的谷穗；阅读,让我的人生变得有味,如越嚼越香的橄榄；阅读,让我的书柜和我简陋的房子,散发出悠远的馨香。我感谢书籍对我的垂青和厚爱。我感谢阅读带给我的快乐和温暖。

好书，如影随形，伴随着理想走进我的世界，伴随着我走过了青春年华，使我的生活忙碌而充实，甚至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几次搬家，许多东西都丢了，唯独书没有，满满的摞了一柜子。

买书、看书、藏书、赠书、写书，这样的例子很多，要写，即使用了比这更长的篇幅，也是写不完的。

如果说，一本书就是一盏照亮我前行的灯光的话，回首望去，早已是一片灯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