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司马迁

　　走近司马迁

董小龙

山舞银蛇、雪落黄河的时候，我们去造访司马迁。

不是平时不能去，春和景明的日子，秋叶透红的时候，找先生也难。也许他身着汉服头顶汉巾肩负行囊骑一匹瘦马如一只飞鸟没入云中，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也许他著青衿着素衣背笔墨驾一叶扁舟出没风波独行天涯，越彭城、过梁楚,讲齐鲁之都,观孔子遗风，察山川形势，访名胜古迹，采遗闻趣事，听古老传说……

听,那咿咿呀呀的划桨摇橹声从远处传来，穿越时空，依稀还在耳际回响-----一个遭受宫刑的人，不求嗟来之食，不谋终南捷径，也不稀罕人间荣华，只用自己的劳动，实实在在的过着一种平淡如水，积稿盈箧的“史官”生活。

自汉至唐至宋至元至明，人人尽知司马迁，可是，大家只把他当作“太史”，当作文人，有意无意间却忽略了他劳动者的身份。

司马迁一声叹息，然后折一身瘦骨，依旧埋首字里行间，行走史册典藉，整整十六年，不见生客，不食酒肉，不闻炎凉，不谈仕籍，只知黄帝远，汉武近，只知一池水墨，纸上云烟，而不知“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不期然而然的，常有远道而来造访司马迁的。先到者有柳宗元、欧阳修;有王安石、范仲淹;有曹植、辛弃疾;有毛泽东、鲁迅、郭沫若。客人来了，先生没有什么好招待，茶是自做的，酒是自酿的，鱼是从黄河龙门新捕捞的，莲藕、茭白都产自家乡的梁山芝水。酒入衷肠，无话不谈，纵古论今，直抵肺腑。毛泽东极其深情的说：“中国汉代有个思想家司马迁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的死是要比泰山还要重的”。 鲁迅则连声赞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郭沫若不说不赞，只顾握起一支大笔，在洁白的宣纸上笔走龙蛇，挥洒自如：“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铖，吐气比霓虹，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其实，又有谁知道，先生为了完成著述而忍辱含羞的痛苦心情和那一颗卜卜跳动着的心呢？

我特别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天真而又狂傲的诗人，天生就不会和政治有缘，但又不肯放弃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不得不借助于仕途这个阶梯，始而得到玄宗的青睐，继而遭到“赐金放还”，最后又卷入永王琳和他哥哥（肃宗）争权夺位的斗争，终落得流放夜郎，但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与司马迁联系起来看，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

从前，读司马迁《报任安书》：“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作也”。只觉得厚重、大气，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感叹先生满腔热忱的别样情怀。这种恢弘大气别人是没有的,也就相信了一种说法：“遗世而独立”。独立千古。独领风骚。然而，一个遭受宫刑的人，一个自称“迁生龙门”的人，一个能倒背《国风》的人，少年时即“刻志力学”。他先在夏阳耕读，在长安求学，向董仲舒学《春秋》，向孔安国学《尚书》，之后外出游历，南游江淮，北涉汶泗，乡射邹、峄，厄困鄱、薜，随武帝到平凉、到崆峒，到泰山封禅，又奉使巴蜀、昆滇，沿东海，绕长城，到塞外，回长安。以此丰富的游历，岂无兼济天下的怀抱。难怪汉赋大家班固在记述当年拜访司马迁时说：“其谈道，孔孟也”。于是，我们又仿佛触摸到他的心跳，他的呼吸了。

司马迁生活在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西汉。生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时期。而此时又是个群枭争雄的多事之秋。史载：“武帝太初元年，汉遣车令入大宛求良马，宛王不与，并令其贵人郁成王攻杀汉使，武帝大怒，命李广率师征讨。”

遥想当年，将军李广雄姿英发，一身戎装，腰挂宝剑，骑一头快马，从长安出发，过长城，至朔方，临北河，越阴山，涉戈壁，逐大漠，直抵胥山，与匈奴交战，马嘶箭鸣，举刃指虏，刀枪喋血，胡马奔走，伏尸数万，大获全胜。 “太初三年，大宛诸贵族杀国王毋寡，献马出降”。

那时，张蹇奉命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但月氏、大宛、龟兹、于阗、一个一个割据西域的番王，特别是匈奴却屡屡进犯中原，收复被匈奴占据的幽燕北地成了汉武帝的心愿。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命大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出征。一场大战就此拉开了序幕。

正当人们议论着如何一鼓作气，收复幽燕十六州，却传来李广利全军覆没，打了败仗，李广利逃了回来。其孙李陵，主动请缨，率五千步兵与匈奴作战，匈奴首领单于亲率三万骑兵把李陵团团围住，之后又调集十万大兵与之抗衡。李陵拼死杀敌，用箭射杀匈奴六千，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而降。消息传来，大臣纷纷遣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投降匈奴。武帝问司马迁。司马迁说：“李陵带兵不满五千，却击败数万匈奴，虽打了败仗，但杀了这么多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去死，想必是有朝一日，将功赎罪，报答皇上”。武帝听了，勃然大怒：“李陵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你不遣责讨罚，还居然替他辩解”。司马迁遂获罪下狱，被判死刑。

在狱中，司马迁：“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幽于圜墙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

汉代规定，判为死刑的人，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伏法受诛，就地处决;二是以钱赎命（只要交出五十万两银子）就可以免死;三是接受宫刑，释放出狱。司马迁选择了后者，被处于宫刑。

出狱后，他以笔为妻，以纸为子，将自己囚禁于“金匮石室”，放逐于世人的视野之外，白眼看人，绝交权贵，一门心思过着“文人”的生活。读史，阅简，整理图书，翻拣档案，查阅资料，编写《史记》，听山水清音，览四时烟景，在闲静淡泊中重构内心格局。

想着前尘往事，我又踏雪走上司马祠。只见天与水与云与雪，上下一白，沿着凹凸不平的石道，朝山上走去，远远的，看见梁山一片芦苇了，承载着中国文人气节而倍受人们喜爱的芦苇，满身的清逸之气，“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芦苇忽横枝。”昨夜雪大，芦苇一夜间全白了。这个时候，我想先生一定在家的。因为他说过：“要卷帘清赏，且莫扫，阶前雪”。踏上99级台阶，导游告诉我：先生正在写字。怕扰他的清兴。伫立门外，却想象他蘸墨挥毫的情景。像往日一样，他舀一勺黄河的水，倒入微凹的古砚中，取过一块“馥然自有龙麝气”的松烟墨，细细的砚磨着，磨出一室的墨香味，然后从珊瑚笔架上拿起一枝宛陵笔，饮蘸浓墨，上追黄帝，下至汉武，笔墨皆灵，纵横于三皇五帝之间，行文有序，驰骋于秦皇汉武之际。洋洋洒洒，泣血蘸泪，完成八“书”（详制度），十“表”（系时事），十二“本纪”（叙帝王），三十“世家”（记诸候），七十“列表”（志人物）52万多言、计130余篇的划时代的巨著，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纪传体通史《史记》。

然而，今天他写得却慢，只见他右手握着狼毫笔，左手捋着胡须沉吟推敲…….添一次墨，写几个字，写完一句，略作停顿，思量点画，踱上几步，然后，又添墨写第二句，第三句。那笔在他手里，逆入平出，纵横驰骋，举万物之形，序尘世之情，既曲又伸，曲尽其真，书毕，又高声朗读一遍，曰：“身残处秽，隐忍苟活，幽于粪土而不辞，处于宫刑而不悔，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是以独抑郁而与谁语？”其声如雨敲松子，似雪落竹林。我禁不住感叹：“以抱病之躯，抒旷世之歌”。太史公闻声，出来相迎，我随他进了书房。面对堆积如山的书籍，我想先睹为快。先生却说：“我已晦迹林壑，不再著述，不看也罢”。我说：“先生大作，文情泉涌，感人肺腑，不看将抱憾终生”。先生说：“书不尽意，略陈固陋”。遂将一纸墨迹撕毁揉成一团丢于纸篓之中，令我跺脚惋惜不已。

他的文章让有记性的人流传下来，但赋却大多丢失了，只有8篇传世。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有《悲士不遇赋》了。尽管是片纸只字，但却让人觉得分外珍贵。

当年，班彪有幸看到了《史记》初稿，爱不释手，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但却觉得意犹未尽，认为《史记》自武帝太初以后缺而不录，实为一件憾事，遂作《后传》65篇。其子、女班固、班超、班昭继承父志，倾其心力，历时20余年，续成《汉书》100卷行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又一瑰宝。

离开司马迁的“金匮石室”，踏着一地的乱琼碎玉，慢慢的，我们朝先生祠墓走去。

司马迁祠墓始建于西晋永嘉四年，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有坊矗立，上书《汉太史司马祠》，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有一元代建筑：书“禹王庙”。又有元明建筑，上书“高山仰止”。又有“河山之阳”的牌坊。缓慢踏上99级台阶，入祠院，抬头望去，“太史祠”寝宫几个字映入眼帘。环顾左右，环境幽雅，古柏参天，登上山巅，如登青云，如临仙境。倚栏远望，只见滔滔黄河，一泻千里，蜿蜒东去，巍巍梁山，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天，壮观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高尚的人格，伟大的业绩。正走着，忽然一股暗香在空气山林间浮动，只见树摇影动处，一尊高尚的人格时隐时现，月色朦胧，是鸟归巢的黄昏时分了，我们也该驱车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