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洼

很久没有回故乡了，家里下几辈人若是问起故乡的名字，很少有人答对。关东洼是个小村子，依坡傍水，村南是一池坑，村子房屋建筑错落有致，其耕地由京广铁路一分为二。据官方有关资料表明，由于附近电厂扩容征地，该村须西迁，其原址要从地图上抹去。为什么要写关东洼村？因为，它不仅是我的故乡，而且还孕育出我童少年的记忆，使我始终难以忘怀。

虽然，我并未出生于此地，家人早年出去，抗日战争后期就没有人居住，但祖辈喝这里的水而造的血液，一直流淌在我体内。因此，我想在岁月流逝中拾起曾经泛起的水花，或许是泛起的最大的那一朵。

文革初期，我上小学，老师叫忆苦思甜写家史，因年纪小，汉字不认识几个，可以让家长代写，爷爷写了一篇，我知道过去我家曾有十几亩岗坡薄地和坐落在村坡地上一坐四合院共十一间房屋。就是这现在已成废墟的不知何年何月建起的院落，记述着一个又一个故事。

第一次回乡，我刚六岁。进到院子迎面相见的是本家的三爷，他年近六十岁，对我们家非常感恩，专门到镇上割了两斤肉，而后剁肉馅、包饺子，非常香。我奶奶直埋怨说，又让你花钱。说完，塞给几元钱。街坊本姓的几家，把我们拉散，非要请到他们家吃饭。有几家挨不上，纷纷约定明天或后天，不去不行。我在一本姓家吃饭后，仍感到三爷做的饭香，便赖在三爷家不走。三爷很高兴，从兜里摸出两块糖给我。我远不知晓，三爷是靠卖豆芽为生，经济状况很差，还时常患低血糖疾病。在故乡的几天，看到三爷戴着黄袖章扫街道、扫茅厕、挑大粪，受管制，不准乱说乱动，不时在村群众会上汇报、做检查、挨批斗。我问奶奶这是为什么？没有人解释。后来，有街坊对我说“他是右派、黑五类”。我听不懂，也不懂事，天天缠着三爷要糖吃，惹来奶奶一顿训斥。大约二十年，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党的政策，才听长辈们说，“你三爷是老红军，安排到市里工作，分了套三室一厅，行政级别定为十八级”。又听介绍，南下时，他负伤，经组织同意留到地方转回老家工作，五十年代中期是单位的小领导，性格直，说话不注意，被打成右派。因富农成分，还被诬陷为阶级异己分子，遣返回乡务农。务农生产队集体耕地很少，家里劳动力也少，不挣几个工分。再说，一个工才一块两毛五，只好起五更、睡半夜，买绿豆，发豆芽，去镇上卖来维持一家七口人生计，经常是吃了这一顿，想法筹集下一顿。几个孩子正长身体，每顿饭基本上是一个黄窝头喝一小盆黄面糊就咸菜充饥，很少能吃到白面馒头，而且，饭后出力拉板车运煤泥，挣个三分五分的，补贴家用，加上村里没收了过去的房子，只得暂借我们家房子住，十几年了就这样走过来。

当时，看着三爷驼背和满脸皱纹，以及那没有怨言，对生活充满乐观的神态，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得这么艰辛。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把一本封皮较旧的书塞在我手里，嘱咐说好好学习，学习革命前辈坚强的意志，长大了做个有用的人才。我一看书名《越狱大王》，前两个字不认识，我问，这是什么书？他说这是描写我们家乡农民暴动领袖干革命的故事，你好生保管好。别了他以后，我紧紧地把书揣到怀里，生怕丢了。回到家里，我查《新华字典》，一字一句读完了。文革中后期，成了禁书，被造反派抄家，不知何时遗失了，但王维纲的英雄形象，一直闪现在我的脑海。

第二次回乡，已读初一年级。因我老家除族人外，没有其他人了，所以很少回去。这次回乡，主要是我四叔高中毕业响应中央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乡务农三年后参军，我们为他送行。我四叔在村上算是高才生，务农一年后，被推荐、安排任小学教师，据说教学很受学生和学生家长欢迎，村民都不愿让他走。小学教师每天记一个工分，折换成粮食，在村里，生活还算不错。送往部队那天，全村召开全体村民大会，村支书代表全村群众致辞，叙述了四叔为教育学生所做的贡献，嘱咐参军后不要忘记关东洼等等。而后，小学生们纷纷上台赠送笔记本留念。我望了望台上桌面，足足有二百多本。四叔上台发言，要求学生们收回笔记本，心意领了，希望学生们用这些笔记本做好功课，将来报效祖国。会后，锣鼓喧天，新兵们胸前戴着大红花，村长还牵着马，让新兵骑上，绕村一周。场面甚是宏大、热烈，似乎是全村人欢送出征将士，不少妇女还抹眼泪。

那天，三爷也在送行的队伍里，我找着、拉他到一旁说“你给我的书丢了”，他没说什么，只是和蔼地看了我一眼，又追送行的队伍到镇上去了。

第三次回乡，是我十六岁。学校征兵，要应届毕业生，我刚好读到高二年级。当时，文革刚结束，学制仍旧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很幸运，我被应征入伍。长辈们说，出远门，给乡亲们告个别吧。于是，我来到故乡。我们家族在村里是小姓，没有多少人，到我这辈儿也不过七、八户人家，属于家丁不旺那一种。过去，几辈人都是单传，总受大户欺负。还好，解放后，讲人人平等，不再受欺负。听说我要当兵，街坊都来看我。大娘大婶们说，你们家当兵的不少。有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好，当兵好，谋个好前程，锻炼锻炼以后会有出息。还有人说，你们家风水好，院子里那口井永不干枯，井边的那棵槐树长的多旺。曾有不少村民，私下多次想购买此院落，但我家人认为是上辈传下来的祖业产，怕回乡后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坚持不卖。

夜晚，我和家人住在旧房子里，因是冬天，还烧火炕，倒是很暖和。农村，买不起煤炭，只好烧煤泥。煤泥，两块钱一架子车，还算便宜，是电厂炼焦炭冲刷剩下的煤沙，烧起来烽烟滚滚，把墙壁熏得黑呼呼的，其味道很呛人。次日醒来，鼻孔里尽是黑毛，我赶紧洗了把脸，到乡亲家走访。乡亲们硬是留下吃早饭，专门搞了些藕调凉菜，还备下酒。藕，很不错，以白净、粗长、皮薄、脆嫩、无渣等特点而著名，是老家的一大特产。每到夏季，池塘荷花怒放，姿态婀娜，清香逼人，给人们增添了无限乐趣。

此次回乡，给我的感觉是村民们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虽然，做饭时，全村家家烟筒袅袅炊烟，半个天都黑了，但餐桌上的食物丰盛了。社会总是超前走，我为生活提高而高兴。临行时，三爷从早已搬的新家提着一个小提兜追过来，执意要送到镇火车站。我上车后，从车窗挥手向他告别。车快开了，他似乎想起什么，急翻提兜，从提兜里掏出一本书，递给我。我一看，《越狱大王》。我的眼湿润了，大脑一片空白，车开了，想不起以后的事情。

这就是关东洼，——我的故乡，留给我的经历和记忆。

我想，它象《红灯记》李玉和的一段台词：“喝了这一碗酒，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