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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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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杂谈
202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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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不得与舍得

我不喜欢倒腾古董,尽管知道这玩意儿象征着雅,而且趁钱,所谓盛世收藏嘛。我不喜欢是因为自己懒,嫌麻烦,搞明白是很费脑子加费钱的,不知道吃多少教训才能弄个一知半解,除非你就是溥仪,生下来就混在古董堆里,耳濡目染,假东西自然入不了法眼;我不喜欢的第二个原因是精神上有点洁癖,总感觉古董阴气太重,放在家里不合适,再值钱也觉得膈应得慌,就像里面寄托着多少个油腻腻的亡魂,会于萧疏的夜里释放出来四下漫游。

不是活人的东西就是死的。无论有多精美。

我不喜欢倒腾古董,可我喜欢看鉴宝节目,就像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潜藏着的赌博欲望,揣测一下古董的价格,欣赏一下藏宝人的喜怒哀乐,这种面对面的当代故事,有时未免让人唏嘘。看时间长了,我发现一条规律,就是所有的藏宝人都对自己的眼光有着十足的自信,都对自己的藏品的真实性和价值有着百倍的信心。都有着自己的一套道理,都对自己的道理深信不疑。可是事实是,越是如此,所谓的宝贝往往是赝品,尤其是强调“祖传”的那些瓶瓶罐罐以及以为是捡漏的那些珠宝瓷器。

我这几天翻看《日照县志》,清风不识字无故乱翻书,翻到“艺文”一章,几乎没有读到一篇好诗词,不是一头雾水,就是觉得陈词滥调或者俚俗皮毛,正应了俗语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譬如《唐诗三百首》放在案头,由于是优中选粹,读多了也会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像溥仪蹲古董堆里感觉差不多,可是,你再把《日照县志》里的诗往里一掺和,立马就会发现哪里不对头,精神气质上肯定是差了不止一点点。可是,写诗的人乃至修这本志书的人不会这么认为。所谓敝帚自珍,能够搜罗起来供纪念一个地方的,想必都郑重其事来彼此赞美过无数次的。

当今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年与文化人打交道多了,批评的想法也就少了,因为你发现批评完了还是要做个和事佬,说上一通“我不是针对你”之类的虚伪的话,成为熟人了,他再狗屁不通你也得留下三分薄面。或者你忝列作协会员仙班,总不至于唾骂自己团体的领导是个什么蛋,笔下都是蚂蚁蛋糊涂蛋臭鸡蛋,你也未免会红着脸附和一声“对对对是是是好好好”之类。所以从上到下都笼罩在一种“若赞美不自由则批评无意义”的和谐氛围之内。文章写不进步,可以说,与这种风气大有关系。和藏宝人一样,都以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千般锦绣万般美,而且说起道理来头头是道,在咸亨酒店里竖着指头什么宏观叙事非虚构多乎哉的,却缺乏比较,难以对自己以及文章准确定位,陶醉在所谓圈内人的彼此吹捧中,容不得别人挑毛病,即使做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内心里怎么想不得而知。时间久了就会形成固化思维,文章无论从写法上还是境界上就再也提高不了了。这就是舍不得放弃和创新的后果。扩而大之,一个地方的文风也就是这么暗淡下去的。

我的上一辈人因为吃过苦,由思想深处的记忆化之为行动,就是注重囤积生活必需品,不舍得用新东西。比如备下几代人盖房用的木料砖石,将食品存放到发霉变质,或者把一个保温杯藏在箱子底下,时隔几十年拿出来仍旧光亮如新,如此种种。当代年轻人奉行消费主义,他们不会理解这样的行为,因为这个世界上好像有钱就会拥有一切,根本不用去想什么粮食和蔬菜,关心什么春暖花开还是瘟疫灾害。这仿佛又是两个极端,非左即右。孔老夫子教导我们要中庸,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但是,他的劝说是不中用的,也就是个耳旁风。因此,不断有人提出所谓社会“和解”的观念,又会不断被活生生的现实给阻断。周而复始,从一个事物的原点再次回到原点,人们的遗忘太快了。

舍不得,可能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以及创新的潮流,可是,过于舍得,又会造成新生事物成为空中楼阁没有立足之地。所以,新生虽为重要,传承忽视不得。《逍遥游》里的鲲鹏看似荒诞,可是通过“化生”,一条肥鱼能够飞向天空,就是因为厚积而薄发,因为不断突破自我。

舍不得,可能是因为节约,更可能是因为贪欲。是出于囤积的占有。舍得呢,不止因为天性潇洒,更可能是出于无知。所以,单纯来比较这两个词语,并用来写一篇文章,会很有难度。写好了有深度,写不好也就是泛泛而谈,就像我以上说的一样。但是,如果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用其中而行之,肯定会于人生于文章有所裨益。

再举几个例子吧,还是从《日照县志》中采取。光绪十二年版的《修志凡例》讲到:“古迹最忌附会......余若小儿山、会稽山、湣王台、秦王碑、驻兵岭、徐达碑之类,不无传讹.....”说明修志的人好像还是开明公正的,提到的这些地点本来就有被民间穿凿的嫌疑。但是,读到《食货·物产》一节,说道:“狐,妖兽也”,又说道:“兔,《论衡·奇怪篇》云,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而出”,如此种种令人喷饭,好像他就不“传讹”似的。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大清帝国的臣民们还在相信这么荒诞不经的祖宗转述,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观察过狐狸或兔子的真实情况吗?还是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缘故?好像不只是因为不相信西学的缘故。好像也不只是因为民族自豪感的缘故。

修志的人也许不会明白,为了科学昌明几个字,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未来多少会流多少血,而且,从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皇帝了。

仅仅为了让国人不再相信兔子是用嘴生出来的,居然就要走那么远的弯路。其实,老百姓又有什么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兔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吗?写到纸上成为定论也改不了自然法则,更替带不了众目睽睽的眼睛。遑论那些不让老百姓明白的丧权辱国的一张张条约。

这就是舍不得自己的顶戴就得付出命和江山的代价。这就是历史的取舍。

《日照县志》卷一疆域一章中,说道:“烽火山,后改为凤凰山。有村,名上原。通淮扬大道。明杨椒山宿此。”这段话,解释了多年来我心中的一个疑问,那就是杨继盛(杨椒山)当年夜宿凤凰山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上原,应就是今天的涛雒镇上元村。凤凰山属磴山余脉,所以后来许瀚书写的杨继盛诗碑立在磴山也就有了合理解释。

2018年,我曾在《故城安东》系列散文中写过这样的场景:“大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月初九夜,杨继盛夜宿磴山脚下。夜凉衣薄,寒湿露重。于空庭之中和店家的彻夜攀谈,让他心中多了几份江湖之思。旅店主人对人生的洞彻让他感喟不已,于是写下一首诗,叫做:羡君堪作王家瑞,愧我徒为食禄臣。不是未酬忧国恨,愿披蓑笠结东邻......时隔400多年后的今夜,我在遥想杨继盛由诸城去往南京的那条路......在这条古今交叠的道路上,苏轼从海州去往密州赴任而成就了豪放的词风,杨继盛从密州奔赴金陵就义而成就了忠臣的美名。这条道路啊,一头通往文学,一头通往人间,风光万里,又劫波万重。我想,那条道路,就是今天的这条道路。无数人影憧憧于时空暴雨之中辉映于每一个雨滴,最后砸落红尘。”

我至今对杨继盛的传记没有了解全面,可是我知道,他才是真正懂得舍得的人。

现在的广告很矫情,说什么“舍得,是一种大智慧”,但是,如果要舍出的是生命,你真的还能故作潇洒地去玩弄什么“大智慧”吗?我想,都是舍不得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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