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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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倒腾古董，尽管知道这玩意儿象征着雅，而且趁钱，所谓盛世收藏嘛。我不喜欢是因为自己懒，嫌麻烦，搞明白是很费脑子加费钱的，不知道吃多少教训才能弄个一知半解，除非你就是溥仪，生下来就混在古董堆里，耳濡目染，假东西自然入不了法眼；我不喜欢的第二个原因是精神上有点洁癖，总感觉古董阴气太重，放在家里不合适，再值钱也觉得膈应得慌，就像里面寄托着多少个油腻腻的亡魂，会于萧疏的夜里释放出来四下漫游。
不是活人的东西就是死的。无论有多精美。
我不喜欢倒腾古董，可我喜欢看鉴宝节目，就像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潜藏着的赌博欲望，揣测一下古董的价格，欣赏一下藏宝人的喜怒哀乐，这种面对面的当代故事，有时未免让人唏嘘。看时间长了，我发现一条规律，就是所有的藏宝人都对自己的眼光有着十足的自信，都对自己的藏品的真实性和价值有着百倍的信心。都有着自己的一套道理，都对自己的道理深信不疑。可是事实是，越是如此，所谓的宝贝往往是赝品，尤其是强调“祖传”的那些瓶瓶罐罐以及以为是捡漏的那些珠宝瓷器。
我这几天翻看《日照县志》，清风不识字无故乱翻书，翻到“艺文”一章，几乎没有读到一篇好诗词，不是一头雾水，就是觉得陈词滥调或者俚俗皮毛，正应了俗语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譬如《唐诗三百首》放在案头，由于是优中选粹，读多了也会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像溥仪蹲古董堆里感觉差不多，可是，你再把《日照县志》里的诗往里一掺和，立马就会发现哪里不对头，精神气质上肯定是差了不止一点点。可是，写诗的人乃至修这本志书的人不会这么认为。所谓敝帚自珍，能够搜罗起来供纪念一个地方的，想必都郑重其事来彼此赞美过无数次的。
当今也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年与文化人打交道多了，批评的想法也就少了，因为你发现批评完了还是要做个和事佬，说上一通“我不是针对你”之类的虚伪的话，成为熟人了，他再狗屁不通你也得留下三分薄面。或者你忝列作协会员仙班，总不至于唾骂自己团体的领导是个什么蛋，笔下都是蚂蚁蛋糊涂蛋臭鸡蛋，你也未免会红着脸附和一声“对对对是是是好好好”之类。所以从上到下都笼罩在一种“若赞美不自由则批评无意义”的和谐氛围之内。文章写不进步，可以说，与这种风气大有关系。和藏宝人一样，都以为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千般锦绣万般美，而且说起道理来头头是道，在咸亨酒店里竖着指头什么宏观叙事非虚构多乎哉的，却缺乏比较，难以对自己以及文章准确定位，陶醉在所谓圈内人的彼此吹捧中，容不得别人挑毛病，即使做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样子，内心里怎么想不得而知。时间久了就会形成固化思维，文章无论从写法上还是境界上就再也提高不了了。这就是舍不得放弃和创新的后果。扩而大之，一个地方的文风也就是这么暗淡下去的。
我的上一辈人因为吃过苦，由思想深处的记忆化之为行动，就是注重囤积生活必需品，不舍得用新东西。比如备下几代人盖房用的木料砖石，将食品存放到发霉变质，或者把一个保温杯藏在箱子底下，时隔几十年拿出来仍旧光亮如新，如此种种。当代年轻人奉行消费主义，他们不会理解这样的行为，因为这个世界上好像有钱就会拥有一切，根本不用去想什么粮食和蔬菜，关心什么春暖花开还是瘟疫灾害。这仿佛又是两个极端，非左即右。孔老夫子教导我们要中庸，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但是，他的劝说是不中用的，也就是个耳旁风。因此，不断有人提出所谓社会“和解”的观念，又会不断被活生生的现实给阻断。周而复始，从一个事物的原点再次回到原点，人们的遗忘太快了。
舍不得，可能会阻碍社会的进步以及创新的潮流，可是，过于舍得，又会造成新生事物成为空中楼阁没有立足之地。所以，新生虽为重要，传承忽视不得。《逍遥游》里的鲲鹏看似荒诞，可是通过“化生”，一条肥鱼能够飞向天空，就是因为厚积而薄发，因为不断突破自我。
舍不得，可能是因为节约，更可能是因为贪欲。是出于囤积的占有。舍得呢，不止因为天性潇洒，更可能是出于无知。所以，单纯来比较这两个词语，并用来写一篇文章，会很有难度。写好了有深度，写不好也就是泛泛而谈，就像我以上说的一样。但是，如果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用其中而行之，肯定会于人生于文章有所裨益。
再举几个例子吧，还是从《日照县志》中采取。光绪十二年版的《修志凡例》讲到：“古迹最忌附会......余若小儿山、会稽山、湣王台、秦王碑、驻兵岭、徐达碑之类，不无传讹.....”说明修志的人好像还是开明公正的，提到的这些地点本来就有被民间穿凿的嫌疑。但是，读到《食货·物产》一节，说道：“狐，妖兽也”，又说道：“兔，《论衡·奇怪篇》云，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而出”，如此种种令人喷饭，好像他就不“传讹”似的。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大清帝国的臣民们还在相信这么荒诞不经的祖宗转述，难道就没有一个人观察过狐狸或兔子的真实情况吗？还是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缘故？好像不只是因为不相信西学的缘故。好像也不只是因为民族自豪感的缘故。
修志的人也许不会明白，为了科学昌明几个字，这片古老的土地在未来多少会流多少血，而且，从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皇帝了。
仅仅为了让国人不再相信兔子是用嘴生出来的，居然就要走那么远的弯路。其实，老百姓又有什么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兔子是怎么生出来的吗？写到纸上成为定论也改不了自然法则，更替带不了众目睽睽的眼睛。遑论那些不让老百姓明白的丧权辱国的一张张条约。
这就是舍不得自己的顶戴就得付出命和江山的代价。这就是历史的取舍。
《日照县志》卷一疆域一章中，说道：“烽火山，后改为凤凰山。有村，名上原。通淮扬大道。明杨椒山宿此。”这段话，解释了多年来我心中的一个疑问，那就是杨继盛（杨椒山）当年夜宿凤凰山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上原，应就是今天的涛雒镇上元村。凤凰山属磴山余脉，所以后来许瀚书写的杨继盛诗碑立在磴山也就有了合理解释。
2018年，我曾在《故城安东》系列散文中写过这样的场景：“大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十月初九夜，杨继盛夜宿磴山脚下。夜凉衣薄，寒湿露重。于空庭之中和店家的彻夜攀谈，让他心中多了几份江湖之思。旅店主人对人生的洞彻让他感喟不已，于是写下一首诗，叫做：羡君堪作王家瑞，愧我徒为食禄臣。不是未酬忧国恨，愿披蓑笠结东邻......时隔400多年后的今夜，我在遥想杨继盛由诸城去往南京的那条路......在这条古今交叠的道路上，苏轼从海州去往密州赴任而成就了豪放的词风，杨继盛从密州奔赴金陵就义而成就了忠臣的美名。这条道路啊，一头通往文学，一头通往人间，风光万里，又劫波万重。我想，那条道路，就是今天的这条道路。无数人影憧憧于时空暴雨之中辉映于每一个雨滴，最后砸落红尘。”
我至今对杨继盛的传记没有了解全面，可是我知道，他才是真正懂得舍得的人。
现在的广告很矫情，说什么“舍得，是一种大智慧”，但是，如果要舍出的是生命，你真的还能故作潇洒地去玩弄什么“大智慧”吗？我想，都是舍不得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