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的书桌

人与人的缘分是很奇妙的事情，有的分别只当是平常，不料却会是暌违几十年，有的甚至会是一生。所以有时候有些话没有讲出来会成为毕生的遗憾，有些话讲出来了却因为时间的发酵而有了不同的模样。

我和刘家欣先生的上次见面应该是在二十多年前，那时我尚年轻，他亦是正值盛年，文字方面的交往也并不算多。那时我在虎山乡是一个世事茫茫两不知的税管员，他则在政府宣传办搞新闻报道以及文字材料。虽然都是码字的，但是性质不同，共同坐下来谈天说地的时间也不算多，也因为我当时更注重的是内心的抒发，他注重的则是这片土地上的人物事件以及历史过往，这是两种不同的走向。所以，同样都是在建筑方块字，我们建构着不同的建筑物，有的关乎温饱，有的关乎神灵。这也就导致人生有不同的走向，唯一相同的是，我们都不精于谋取安身立命之道，所以他最终藏身深山成为一个看守仓库的人，而我游荡半生还没有找到人生的终极方向。

昨日在去后合庄北山寻友的路上，才知道他就驻守在那里，于是顺便访问。他驻守的仓库位于一处山腰的阳坡，四周为黑松林和竹林包围，显得隐蔽而清幽，办公室是几间石屋，上面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屋子里采光不算好，因为仓库管理的要求室内不能有明火，所以也没有生炉子，更是显得清冷。于是寒暄之后，大家站到院子里的黄泥地上，晒晒太阳，闲聊消失了的时间。这时间其实不用言说，早已经通过头发的花白和眼角的皱纹做出了证明。通过聊天知道，这些年来，他没有中断过对当地历史人文的甄别研究，而且写了很多文史类的文章，俨然像是一位隐逸的高士，居处民间的专家，就在这三间茅草覆盖的石屋子里，久历春秋寒暑，修道以证正果。我现在已经明白他这样的人存在的价值，他们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出于对土地的挚爱，仿佛带着使命一般为土地书写，书写它的过往，描述它的当今，笔下留存下外部世界所忽略的本土样本。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样本就是所谓的山神和土地的口述，有着大地的性灵所在。

三才天地人，所谓人才，是立于天地中间的代言人。知识多的说得多，知识少的说得少，无论多少，都很重要，里面有着自然和族群的精神图谱。这也就是民间书写的意义所在。

山风阵阵，松涛声声，竹影拂地。

刘家欣先生说起一件事情，说是他在碑廓帮忙的时候，我的父亲曾经对他谆谆教导过，而且当时想通过他给我带句话，但是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再见面，所以这句话他没有带成。他告诉我：你的父亲让你不要写文章了，他说自己就是被写文章耽误了。你的父亲还说，如果不是如此，他可能会比任何一个战友都有出息。比如在政法口当一把手的苏某张某董某等人。

我一时感到愕然，无法描述当时的心理感受。这迟到了二十多年的口信，早已经失去了当时的意义，可是现在听到，还是品味出了不一样的味道。我那时候也并没有成为作家之想，就是爱好而已，父亲盼望我所谓的出息，可能也就是在体制之内混个一官半职吧，好像那才是正道，不能“不务正业”。我知道，父亲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爱好文艺，无论是国画还是传统乐器都能捣鼓个一招半式，可是一个农家娃没人提携指引，也就只能维持在一招半式之间了，但在农村，这就算是很厉害的了。父亲后来的苦恼也由此而生，觉得是这些业余爱好耽误了自己的“发展”，所以没能当官。

我那时候也并不知道当官有什么好，甚至觉得像乡镇党委书记这样的“大干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知道腆着个肚子喝酒念文件，这样的生活没有丝毫意义。我当时之所以写东西，是为了找意义，十几岁参加工作，面对成人世界一片茫然，无可倾诉，单纯为了记录所思所想，为了将整个郁屈憋闷的青春期通过文字发泄出来，稀里糊涂的也不知道写作的最终边界会在哪里、到哪里。这些日子我在读赵德发先生的《我的乡村教师生涯》，其中说到他为了成为作家而焦虑得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只是觉得当时自己写得就是老子天下第一，任谁说不好那也不好使，发表当然好，发表不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父亲会因此担心。其实仔细追究一番，他的心意里恐怕不只是担忧我“玩物丧志”，更深层的担忧可能是怕我“说错话”，从而更加没有“前途”（其实，我现在也才明白过来，事实上我也的确也因此走过几条弯路）。

关于家庭教育方面，我不记得父亲当面劝说过我不要写作，我记得他“管”我的那些事情，无非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因为执拗被他踹了一脚，以及上初中时他因为我逃学而对我的训斥，好像就这两件记忆深刻。由此想到，我今天被人称为“老师”“作家”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成为这样的人。在当年，我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流氓或者社会盲流，因为不求上进而退学，至今在那个依傍在绣锦河畔的小镇上做点小经营以糊口求食。我更不知道学习不好胡乱上个学从此就会背负上一辈子“工人”的身份，从此无论是开会点名还是晋职升级都会矮人一头。写作不会。是的，写作不会。你能写到什么程度，那是心灵的问题，不是官职的问题。当然可能有了官职，赞美会更多些，可是诺贝尔他不这么认为。文章的尺度，是人心的尺度，这是所谓的“有出息”衡量不了的。

站在庭院里，我想起了阎连科写过的一篇文章，叫做《你其实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其中写到他因为文章“离经叛道”而收到老家县委书记的电话，告知他“你其实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他说：“当我得知我是那块土地上最不受欢迎的人，我有三天都待在家里没出门。我不觉得这是一句可笑的话，也不觉得是一个人的酒后之乱言。它是那块土地上的正强音，是那块土地的态度和立场。这个时候我开始思忖我的写作和我与那块土地之关系。我发现那块土地完全可以没有我，而我却不能没有那块土地和村落。”他在接近花甲之年，仍旧像我一样，面临着“你不要写文章了”的困境。可是，一旦有了开始，又岂是自己能控制得了的吗？

苏轼在《洗儿诗》里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是他本人就不是这样的履行者，搞得自己一辈子奇奇怪怪。父亲的口信，要表达的也有这层意思吧，可是人生那么短，忽忽二十多年就过去了，我还在这里不知道为何写着，似乎冥冥中受着一种神秘力量的控制。

养儿费心哪。他踹我一脚是让我知道父辈的威严，他斥责我逃学是怕我不走正道，尤其是让我选择上高中还是职业中专时，我选择去上职业中专他没有拦阻，我现在想来，他的心里应该是失望的，觉得木已成舟。就像如今的我，在对待大女儿的学业问题上，心理是一样的。我们在青春期总以为父母不理解自己，总以为自己为人父母后会不一样，可是天道循环，临到自己了，才会真正理解父母的苦心。自己不努力，没人能够救你。养儿费心，养女儿更费心，你要从小呵护她培育她，唯恐她受人欺负或者受人蛊惑，唯恐她学习不好才艺不高，可是，并不是人人都会“成功”，就像不是每个男孩将来都要当领导是一个道理。你的心是煎熬的，可是，他（她）不知道，都在强调“你为什么不理解我”，却缺乏沟通的技巧。结果搞得双方都很累。

我记得自己也曾经说过“中国人就知道把理想寄托在下一代人身上”之类的话，临到自己，面对这句话真的是五味杂陈。孩子永远是父母的牵挂，即使参与不了他们的人生进程，但是，孩子的心理，父母其实都知道、都明白，也都因之着急而焦虑。人的阅历多了，小聪明是不过眼的，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阎连科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提到在自己六十岁那年，反对他写作的家里人才和他达成了“和解”：“哥哥又如父亲一样用嘱托的语气对我说‘你都六十了，读了不少书，以后你在外面想做啥你就做些啥吧。’母亲说‘我已经八十五岁了，你在外面写啥都行，只要注意身体，只要每年都回来看看我和这个家。’然后……然后呢，忽然我一身轻松，又无言语，仿佛真正久别的人重逢一定无言样。”能够真正包容你的，还是亲情。真正的感情，必然蕴含在包容之中，那些不能包容你的，必然是薄情寡义乃至无情无义。

再过几天，是清明假期。我会回老家去，但我不会把刘家欣传口信的事情和父亲说的。刘家欣传达到了，完成了他的任务，尽管时隔多年，就像是战争结束后没有收到停止进攻命令的士兵，他总是要尽自己的使命。我还在写作，父亲至今没有当面表示过反对，现在当然更不会，就如阎连科和家人的和解。时间证明，我走的路即便不对，但也没有走错。有的人在飞速发展的大时代里会感慨“偌大的世界，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那么要我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要你心里安宁，“读书随处净土，闭户即是深山”，怎么会安静不下来呢？你只看到一张书桌的形制，心里没有它的容积，它又能在何处安放呢？

20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