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地的回响

来自大地的回响

——《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日照民间歌谣》评述

东夷昊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是曹操《观沧海》一诗中的结句。从更为宏阔的视野来看，所谓“歌以咏志”表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意旨，其中还蕴含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就是因为有着“歌以咏志”的传统，当然，这种歌咏不只因为“幸甚至哉”，而是一切的“情之所至”，比如《诗经·园有桃》中就表达为“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有歌咏的传统，更有辑录的传统，远接《诗经》，近到摆在我面前的这本《日照民间歌谣》；从上古咿咿呀呀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到通篇语气词的《岚山号子》，放下书卷沉思之时，这些歌谣仿佛绵延穿过数千年的岁月，从大地的深处回响而来，如同一茬茬的庄稼一辈辈的人，在晨昏昼夜四季中轮回，在日月星辰云朵之下生生不息。

《日照民间歌谣》隶属于《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的第13部分。根据我的了解，丛书编纂之初，民谣部分并没有列入分册计划，历经几年修编，丛书面世之后，民间歌谣能够独立成册，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体量巨大不得不独立成卷；二是内涵丰富必须集中展现；三是编纂者苦心孤诣使其价值得以提升。这种分量和价值，不容忽视。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曾读过《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日照民间歌谣谚语》一书，两相比较，《日照民间歌谣》在内容和体例上有了新的变化，而且增补的部分属于“抢救性挖掘”，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民歌（谣）的传唱人已经逐渐凋零，而民歌（谣）这一民间文学形式随之式微，甚至包括有志编辑此书者，也面临着年龄和体力的困境。这也是整个中国面临的现实，就是民间语境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步，正在向大地深处逐渐退隐。

《日照民间歌谣》在编写体例上可谓中规中矩，通体按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1903—2002）先生所著《民间文学概论》中“民间歌谣”一章的分类法，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劳动歌、仪式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儿歌等。这样的编写方法，可以让读者一卷在手，无论是升堂窥室还是学术研究，读起来都感到严谨“板正”且传承有序。说实在话，我在准备起笔写这篇评论之初，心态很放松，认为民间歌谣分析起来不需要太高的专业素养和严肃的态度，但是通读一遍后，这种侥幸心理不得不收藏起来。不仅仅因为把认识提高到了对待文化遗产的高度，关键还因为这种分类的章法，体现了编纂者的认真和讲究。

我本日照“土人”，自小就受本土民间文化的影响，那些夏夜里轻摇蒲扇遥望银河时传唱的童谣，在记忆里是终生不能磨灭的，这也是我要写这篇评论的原因之一。这是我对自己的童年关照，而民间歌谣，恰恰也正是对传统文化的“童年关照”，因为它是文学之雏形、诗词之鼻祖。吟唱为歌，风传为谣，数千年前，古人采风而成就《国风》，吟诵而为《雅》《颂》，既成《诗经》而光照后世，并且引出了“思无邪”和“郑声淫”的评判标准乃至理论研讨。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源头所在，也是最为素朴的文学形式，也正因为官方的“采风”，所以风谣之道，一直没有在民间断绝，甚至衍生出一门谶纬学问来。但是，大多数的民间歌谣，反映的还是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场面，甚至通过一些低俗的语言来“释放多巴胺”，排遣生命的苦闷增添生活的趣味，尽管历代都有民间小文人甚至知名大文人试图润色加工，但是那种山野本色仍旧能够活脱脱跳蹦出来，泼生泼长，放声呐喊，显现出最为原始的生命力。

名为“歌谣”，实有“歌”“谣”之分。延宕至今，歌谣宛若长河流转枝杈横生，民歌和民谣分歧日久，已经是各具形式，各有分类，各有表达，甚至我们现在提及的民谣，一般代表的是一种现代的音乐表演形式，而非民间的流传。《毛诗故训传》中讲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中则讲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有曲谱的为歌，没曲谱的为谣，一个是要唱出来的，一个是要念出来的。但是由于习惯的缘故，“歌”“谣”联用，甚至直接就被统称为了“民歌”。《日照民间歌谣》中尽管辑录了一些有曲谱的民歌，但是辑录的大多还是没有曲谱的民谣。既然名之为民“谣”，即是说明在民间风传之久，连最初创作人的名字甚至都漫漶了，这也是和民歌有区别的重要一点。因为曲谱需要记录的缘故，民歌作者乃至传承者的名姓尚能保存，至于民谣，则只能是成为文字记忆或者口口相传的一种传说了。这就像我们记不得祖先在野地里的第一声歌唱，但是却记得自己的童年一样——彼时最具有生长的力量，最具备生命的热能——不过即便是自己的童年，也必将成为模糊的记忆。这是一种悲哀，就像书中《花纸匠》描写的巧匠用纸做出的精致世界一样“做遍江山好锦绣，一阵狂风万事休”，反映了消亡终究是事物的发展规律，心中的失落空茫；但这更可以变成一种豁达，民谣《万岁使金牛》如此道：“二月二，龙抬头，万岁皇爷使金牛。皇帝娘娘去送饭，走到路上砸了罐。万岁皇爷眯眯笑，半点事儿不埋怨。他说这是大好事，大大方方敬老天。”这哪里是描写万岁爷，明明写了一个庄户老汉的形象，而且皇帝娘娘万金之躯怎么可能跑到路上“砸了罐”？实际上这个“段子”来源于对民间木版年画的吉祥语“二月二龙抬头,万岁皇爷使金牛，正宫娘娘来送饭,黎民百姓五谷收”的改编。这正坐实了我们日照人性格基因里的幽默，连皇帝老儿都要调戏一番的（就像项橐对孔子的当面挑战）。而且砸了罐还能怎么办呢？倒不如当个意外的插曲，自己陶醉于自己的热闹。哭也一天，笑也一天，毕竟谁也不能替你过日子，干嘛自找不高兴。这就是民间智慧。如此心态，我们也就不必为“无名有实”的原创者们感到沮丧，既然作品是人类共享共有的成果，那么流传就是最大的褒奖。

纵观《日照民间歌谣》采集的四百余首民间歌谣，其传承演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与齐鲁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密切关联甚至相互重合。有相当的民谣词曲内容相近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譬如《花喜鹊尾巴长》《小白菜（小菊花）》《小老鼠上灯台》《五更调》《数九》《对花》《孟姜女送寒衣》《棒打鸳鸯》等，在中华民歌曲库里都有类似篇目；另外采集的时间节点侧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与当时评书和广播剧相关的唱段比比皆是，演绎了评书内容中的三国人物和隋唐英雄以及如《对花》里提及到的八仙过海、梁山伯与祝英台、萧何月下追韩信、穆桂英挂帅等桥段，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遣词造句上文学描述痕迹明显，这与当时的文学热潮不无关系。但此后，尤其是九十年代后，民歌的内容再无实质性发展，虽然民间文人屡有创作，只是因为“文胜于质”的缘故，显得有些造作，创作的痕迹太深，因而影响了传播。同时随着传媒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向往已不满足于《说岳全传》等传奇，而是有了新的追求，于是民歌创作的空间也就局促了，它的“土味”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需求。

从《日照民间歌谣》记录的反映来观察，日照的民间歌谣集中爆发期在抗战至建国初期一段，篇幅几乎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日照民间这一时期新民谣的集中爆发，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息息相关，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得民歌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当然会自然“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随着《东方红》《浏阳河》《八月桂花遍地开》等民歌传遍全国，余波所及，日照当然不能例外。在这段历史时期，民歌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也切实反映了穷苦百姓的觉醒和得到解放的喜悦。这些歌谣用事实证明了我们日照的百姓在民族危亡之际并不是愚氓顺民，而是真心实意起来闹革命打鬼子翻身求解放，可谓胸中有大义，脑中有思想，手中有力量。“中央军退了三千里，剩下的队伍当了汉奸，从那时咱们的家乡就被鬼子占。谁是救星，谁是坏蛋，明眼的人们都能分辨”（《回想起八年前》）。妇女们《蒸饽饽》、唱着《纺线谣》《纺织小调》，《向纺车要衣》补给前线，或者唱着《放足歌》《妇女求解放》，参加识字班《一心要去抗战》；男儿们则或者《扛起锄头奔山岗》唱着《开荒歌》和《春耕小调》保卫粮食和春耕，踊跃《支前当模范》或者《参加八路军》，去《除汉奸》《打泊里》《打开灵山堡》《打倒日本鬼》。《刘黑七》《活捉朱信斋》等篇目补充了抗战史中的细节，《可恨的日本鬼子“三光”政策》和《哭亲娘》等痛切的讲述，给和平年代的人们提供的也不只是一个时代读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深刻的历史经验使人永难释怀。不过要是按照产量而言，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尤其是那个特殊年代产生的“民间诗歌”应是铺天盖地，在世的知情人更是比比皆是，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诗歌终究为历史封存，虽然在字里行间仍旧有踪迹可寻。

如果刻意从历史传承的角度审视，《日照民间歌谣》采辑的文本可以按照时间顺序以及相近内容进一步作一整理。譬如时政大类，可按照时间的迭代来排序，把反映前清遗老不剪辫子的《看看谁有前后眼》和反映袁世凯称帝“改朝换代”的《举人翰林瞎了官》等历史篇目再加筛选归类，使之脉络更加清晰；再譬如仪式大类，可以将反映结婚风俗的《滚床谣》《戳窗棂》《铺被歌》《铺新床》甚至算上《赶喜歌》放到一起，这样会显得内容条理更为紧凑，阅读感受更舒服些。当然，瑕不掩瑜，作为一名评论者，总是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点毛病的，要不就显得好像自己不高明。如此多的篇目，失踪的作者，不断修饰演变的内容，很难予之逻辑理顺。

从《日照民间歌谣》采辑篇目的体例来看，大多数的内容为平铺直述的叙事体，很少有思想上的提纯。从风格和修辞手法来看，也鲜有灵活的比兴手法。民间歌谣中常用的双声叠韵以及顶真等技巧也很少见到。我认为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两篇，虽然“中心思想”并不明显，但表现手法上有一定的特点。比如《小茶树》“小茶树才发芽，我和姐姐去采茶，茶也香酒也香，我和姐姐去采桑”，其中顶真手法的运用使之朗朗上口；再比如生活大类里的《牡丹歌》，在修辞上就比较讲究，当然不是文人的那种讲究，而是源自生活的讲究，用“牡丹花，四月红。腊梅花，开五层”起兴烘托气氛，有条不紊地讲述了婚约、备嫁、迎亲、哭嫁、劝嫁的整个过程，而且描写细致穿插对白，无论是文理还是情感都可圈可点，直到收梢又描写了爹娘的不舍之态，整篇歌谣浑然天成，难得可贵的是有民间趣味而无文章酸气。但是，日照民间传唱者往往会在大篇幅的歌谣中充分运用排比手法，例如反映四季和十二个月以及花信风的变幻，兼之描写事件等语言铺展较长的几类篇目。再有，从朗诵角度来看，日照民间歌谣普遍偏重于用“eng”为韵脚，而且倒装句比较多等等，这些特点有待于方家从民俗角度加以分析解读。话说回来，尽管从修辞的角度看日照的民间歌谣多不讲究，但从语言的灵活程度方面看，还是有着自己的特点。比如形容女子皮肤好，叫做“脸白不花官粉钱”，你看，这长得白就是为了勤俭持家呢，可谓从娘胎里就懂事；再就是明人不做暗事，实话实说。《劝郎参军歌》里的女子规劝丈夫不要贪恋床第，直戳戳挑明“到后来，亡了国，就是有儿也枉然”，自有一股子侠气。《玉美人》则通过叹息“生下男养下女替不了生死，不过是到后来添土上坟”，表达了封建制度下一个弱女子生命个体的清醒。还有类似“庄户人有三怕，天灾人祸儿长大”（《三字谣》）种种，这些都是民间智慧的体现，却往往缺少了一种意境上的委婉。语言张力方面，更不会运用谐音或者双关来表情达意，这可能源于北方人特有的耿直，不像“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般的含蓄蕴藉。

《日照民间歌谣》中反映出的思想情感当然不只是抗战至建国初期的火热炽烈。日照偏居海隅，历史上相对封闭，从“歌以咏志”的志趣方面来看，也不无小农的狡黠甚至势力，比如《嫁乡长》就以攀附为荣，说是“小丫丫，快点长，长大了，嫁乡长。乡长身上背着枪，大鱼大肉他先尝。身子吃的大胖胖，养个儿子也壮壮”；再比如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闲来无事唱个歌》中不无得意地唱到“如今二公婆，已经都死了，轮到我当婆婆，可得捞捞梢，大鱼吃了小鱼羔”；还有《小家人送饭》中，二婚的小媳妇因为送饭不中吃挨了丈夫打，尖酸而又熨帖地唱到“也不知丈夫吃饱没吃饱，只见他两头尖尖像个大碌碡”，体现了又得人身依附又感到郁闷憋屈的复杂心态；另外还有反映男尊女卑内容的“大米，捞干饭。俺爹吃，俺娘看。馋得小孩啃锅沿”（《编提篮》），尽管这些世故民情已经都成为了过去时，但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风俗，成为了比影像记录更为生动的“非虚构”作品。

由于民间歌谣是口头文学的原因，劳动号子一类歌谣形诸文字之后难以再现其原汁原味的生态，这其实也给编纂文字资料带来了新的挑战，比如如何利用新媒体挖掘整理甚至抢救性修复以保存下声像，而不仅仅是保存文字。例如岚山的《满江红》《牵牛调》等都明显经过文人加工，但是《岚山号子》没有，因为它是“无词之诗”“乏韵之歌”，很难用文字来记述。也不仅仅是劳动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缺乏影音记录，恐怕我们从文字中再难体会到的真正的民歌风韵和民谣的风姿了吧。这种曾经最具生命力的文学形式，日渐失去滋生的土壤，如今在墨香中相见，难免令人唏嘘。

本拟按照体例对各大类进行详解，但该书序言中已面面俱到，不便画蛇添足絮絮叨叨，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来说其大概。宇宙肃穆，理屈词穷。唯记得在一声声童谣里的成长，有些记在书里，有些并没有记在书里，什么“和啦和啦冷冷，小狗等等”，什么“拉豆拐，做豆腐，你一碗我一碗”以及关于本土地理的“大湖小湖马家湖，电线杆子一溜核”，犹在耳边，却已无迹可寻。当下我坐在这燠热的夜色深沉里，遥遥听见它们翻山越岭而来 ，怎么又不能让人热泪盈眶。

2020.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