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乡情更怯

又是年关将近，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各地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大意无非是鼓励就地过年，以减少人员流动。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有更多的交流方式来表达思念以及祝福——但是回家过年早已经成了中国人一年一度的仪式，这种仪式感并不一定出自单纯的思念，更多的是对传统的遵循，而传统的力量就是聚合族群，形式上的团聚代表的是文化上的认同——短信、视频、电话等手段代替不了这种聚拢的温暖甚至是感化，仪式感的丧失让人心难免有所失落，虽然日子和日子之间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无非是追随地球自转一周的旅程。

电视里的宣传片也不再像往年那样，大鸣大放穿金戴银地去渲染“过年回家”路上的点点温馨、种种困苦，以及巧妙利用皑皑白雪、绚烂烟花来烘托节日气氛，背景音乐总是煽风点火地让孤鸿游子潸然泪下——仿佛制作人恨不得把“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标贴贴到每个行人的脑门上去，让人感受到“我们的节日有力量”。当下，电视节目可谓保持了严肃地克制，在欢乐祥和的气氛里，不但鼓励不燃放烟花爆竹，还倍加小心地预防引爆人们肾上腺素的火花。

限流。由此进行的“正向”传播。这些举措反倒真的让人感到所谓的“年关”了。尽管有钱没钱都要过年，但是这个关口似乎更加让人默然，戴上口罩，保持距离，除了消极等待和乐观生活别无他法。故乡这个名词，因为愈发难以接近反而愈发清晰起来，成了游子游女们心头的痒。

我对这个年关的踌躇，不止是因为能不能回家的问题，似乎还有着类似鲁迅对于故乡的情结。“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这在表象上是乡愁的文字，但是乡愁并不单纯意味着思恋，里面自然也包括不满的成分，譬如犹豫、遗憾种种。昨夜收听了《南风窗》前主编朱学东的新书分享，他在谈到童年的时候，讲的都是那些回不去的蓝天白云、花草虫鱼，似乎那个世界孤悬于海外，真实存在过但又类似于虚构。我想，这可能是大多数游子的情结所在，我们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这个回不去，一是指时间的不可回溯；二是指所谓故乡其实和他乡没有什么不同，亦是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的聚合，充满着现世的幸福更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年龄上已经失去了童年，没法再去构建一个童话世界，所谓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规避整个世界。恶劣气候和突发疫情就足以动摇所有的想象，更遑论风起云涌的时代潮流。

我们不能总是以为自然环境的不可变更就是所谓原生态的乡村，我们也不能以此为蓝本来构造所谓的美丽乡村。就像人类从树巢走进穴居、从穴居走进草棚、从草棚走进土屋一样，居住的改善与文明的变迁同步，如果仅仅因为自己的童年发生在茅屋里，就把茅屋当成不可迭代的乡愁，那自然不合时宜。我的老家尽管远离城市，但是这几年工厂和高铁建设夯动大地的声音无时无刻不让人从梦中惊醒，面对川流不息的货车和遮天蔽日的扬尘又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到心灵的冲击和生理的窒息。我的上一代人，就固守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愿意接受迟早搬迁的现实。你可以作文章阐述这是出于对土地的依恋，但也可以作文章阐释这是出于守旧的固执。所以，每次回老家，在动员父母到城里居住无果后，每每无语，遗憾而又无奈。不过，我曾经也是一个固执地认为乡下代表了灵魂归宿的人。但详加考察，所谓“灵魂的归宿”不过是个伪命题，经历过了城市文明的便利，再回到农村享受田园乐趣不过是种姿态，很少有人能自我受虐到丢掉手机或者掐掉网络。相对而言，新派“城里人”回农村生活也不过是有闲阶级的新炫富方式，在民宿里推推石磨并不代表他从此就要以做豆腐谋生，而是一种浮夸的时髦，属于下乡当一天陶渊明就在可以城里炫耀一辈子的做派。

实际上，真实的村庄已经风烛残年。当然我指的是在城市和厂房边缘的乡村。那些在平原上相互隔阂的村庄迟早会形成聚落，有是因为人口的繁衍，有是因为人口的消失，这不是乡愁所能“愁”到的问题。

村里的老年人从摩肩接踵的重卡车群里来往穿梭，到村前残存不多的空地上聚堆晒太阳。因为土地已经或流转或征收，此刻没有秸秆或麦垛作为作物收获的背景，只有在脚边旋转而过的风和尘土。村庄是他们肢体的一部分，河流是他们血脉里的一部分，他们谋划着和村庄的共同生长以及死亡。而村庄似乎却因此叛逆，在日渐的建设中缓缓分解着，由此也带来了乡村社会精神上的解构。这不能简单地视为时代外在的压力造成，还源于代际人心的疏离，以及对有其他可能的新生活的渴望。

这让我心怀复杂。尽管老家不远，回家过年尚不至于被故乡拒之村外。但当此年关，念及能够回去的故乡里却有着心灵上回不去的隔膜，所以近乡情更怯，难免语无伦次。

2021.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