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语梦华

在世界读书日当夜，我读完了张炜的散文集（或言之为笔记体著作）《芳心似火》，算是以实际行动来完成读书日的仪式。这是我今年在记录读完的第53本书，而往年我可能会写一些读书的文章应景，今年则没有，因为今年算是真读书了。这与营造一种氛围、铺张一种情绪是不同的，因为真正的读进去，需要的是艰难的投入而非做做样子，需要钩沉探幽，需要穷极追索，需要反刍乃至呕吐，唯有如此才能杜绝主观、观其大概。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是有问题的。从生理的角度说，如果你刚吃了一通韭菜大蒜就和人交流，那你读的书再多智慧再高，吐出来的气也是一股臭味，不可能是其臭如兰的那种“臭”。当然这是一个玩笑。我认为这句话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人的天生气质和遗传基因，过于重视文化的塑造和熏染。据我的经验，人在青少年时期三观一旦形成，往后的学问和经验都是对此三观的再解释而非重塑，除非有着撕裂性的事件发生彻底颠覆，否则华者自华、恶者自恶、美者自美。这样讲话有点唯心和主观，但是，事实如此。周处的故事之所以到处讲，是因为他的唯一性而不是普遍性，如果具有普遍性，就不用作为正面教材了。我说的是大多数，大多数的恶是不可逆转的，这与非黑即白的论点也并非一致，因为当恶上位的时候，出于对强力的敬畏服从乃至膜拜，会使人颠倒黑白。在这样的环境下，“华”反而是一种罪。于是有了嵇康的大锤、刘伶的锄头。你能够说生铁的冰冷和酒醉的秽物是“华”的一种吗？能够说诗书里存在着一个世外桃源吗？

我的答案是悲观的。所以我说要做一个达观的悲观主义者。当你认识到读书不是一种皮相而是一条修行之路、一条荆棘之路，很少人会去主动戴上荆棘的王冠。

当然，书和书也是不同的，就像人和人不同一样，就像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叶子一样。即便是同一个人写出的书，期间也会因为时间和认识、因为经验和实践、因为年龄和技术而变化，即便看起来风格一致。所以今年我的读书虽然芜杂，但是有一点是贯彻的，就是如果读某位作者的书，就要尽量搜罗他不同时期的作品来比较，比如王小波、托卡尔丘克、卡尔维诺、科塔萨尔；再就是尽量搜罗一个系列来比较。这样，就看到了一个人的写作之河也看到了时代演变中文字的流向和心灵的走向。也因作为这样阅读，才会避免因某部作品而对作者产生直观印象，譬如我在读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时因读出了陈腐感而厌倦的时候，《看不见的城市》突然让我耳目一新，激发了写书评的兴趣。今年陆续写了八篇书评都是因为有了感觉才动笔的，否则硬写的话难免流于油腔滑调或者溜须应景。

托卡尔丘克的写作方式让我一度惊叹，就像略萨《绿房子》给我的意外。她从点开始描写每一颗星，直到汇聚成一条星河，这是一项大工程，而且她要找到第四人称叙述的努力也是让人耳目一新。但是如果我们将读过书的经验汇总起来考察，就会觉得她的这些努力有迹可循，甚至不那么新奇了。只要是利用文字来表达，或者艺术传达，就必须服从文字的传播规律，无论是正写反写顺序倒叙由点到面由面到点，还是追求旁观者观点上帝视角，最终落实的还是阅读转化。所以，老老实实地平铺直述不是笨拙，相反可以视为大巧若拙。如果你看多了先锋小说当代小说甚至某些解构文体的实验作品，你就会发现语言是最终落实的东西，你讲故事也罢，拆散故事也罢，结构问题也都不是问题，就像上面我说过的，颠过来倒过去就是那么点东西，拉长一点几百万字，写短一点几百字，可能效果却是一样。读者不傻，写作者有脑子，读者也有自己的脑子。特立独行的作者自然会有特立独行的读者。

这些日子参加集中学习，有一个环节是观看专题电影，因为阅读养成的毛病，以至于在观看时将影片从叙述方式到技法拆解来分析，突然就像顿悟一样，认识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西方小说其实不是文字语言而是视觉语言。我的这种顿悟可能在大学课堂中只是平常的一个现象解说，但于我意义重大，如同揭开了一道久萦于心的谜题。写作没有秘密可言。只有不读书的人才会去迷信那些秘密。

回过头来谈《芳心似火》。张炜是我们山东作家的领军人物，我在这里腹诽但愿他听不到，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业余的。《芳心似火》的定位很不好把握，因为它既是历史文化类的散文，又类似于《齐东野语》那样的笔记小品，夹叙夹议还夹神话传说文献经典，从古到今的花草树木，从今到古的事物人物，仿佛主题贯彻在书的首尾一再升华的热切“芳心”之中，但叙述却过于冷静和旁白，让“芳心”这一主旨黯然失色。这本书讲了齐国和莱国，讲了他们的关系和交融，讲了齐国的盛大和奢靡，但是总觉得在历史的交代中风烟弥漫甚至漫漶不清，比如地缘的定位成了方位上的描述，比如齐桓公过往的经历对性格影响的塑造，比如管仲其人的来龙去脉，似乎都是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来蜻蜓点水般点评，缺少事实铺垫。倒是第四章中的几个民间故事一如张炜式的生动，多了几道调皮的亮色。在豆瓣上我记了两处笔记，分别是“历史学家都不能轻易给历史下定义，作家更不要自以为是。书斋深处对过往的缱绻，缺乏广泛的阅读基础，也缺乏专业的研究，只是属于感性的电火雷石……十多年过去，再写齐国和莱夷，笔墨肯定又会有大变化。地缘不是方位，《芳心似火》里的历史观未免孤立存在，或者理想化浪漫化了。”也就是说，作为“齐东”之人“野语”则可，较起真来，还是要把历史交给专业的历史学家。

是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就像书中写的秦人击缶而歌，在现代化的声光电之配合之下，那种粗旷和勇猛、那种跃跃欲试、那种面向未来的呼和，多么令人动容。但那也已经成为了历史，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作家有那样的思考可能是妥贴的，换位到今天，作家则不会把“齐东”当做唯一的故乡。

是啊。我们是有故乡的人吗？我们是“齐东”的土著民吗？这个不确定的。数千年来的兵燹和天灾，赤地千里蒿莱荒芜，不断的移民和流徙，千年土地八百主，怎么敢断定我们就是当年齐国或者莱国人的后人呢？我和张炜一样目睹过临淄平原上排列的那些大王坟。那是一个落日的黄昏，它们的阴影投射在麦田里显得肃穆庄严，大王们在土地之下却已是骸骨无存。

和张炜对莱国的情结不同，他是对文明的追溯、对出身的骄傲、对往昔的留恋。而我这样的做人也比较业余的人，所处的水土也是业余的水土。我名义上的老家在鲁东南沿海，至于更老的老家从哪里来，其线索也是若有若无。这片沿海之地比张炜的遗憾更遗憾，他惋惜孔子没有到半岛之角，而我们这里和那里一样，是“圣人不到的地方”。但奇怪的是，却有一个圣公的传说，说是《三字经》“昔孔子师项橐”里的孔子老师项橐就是我们这里的人，我年轻时较真，找了一些资料查看孔子路线图，实在是没有找到证据表明孔子“乘槎浮海”是到海州湾来实现的，也没有找到他东行沿海却偏要在山路中落脚的理由。我们的民间传说说是七岁的项橐拦住了孔子“三难孔子”，令其拜服，但也惹来了杀身之祸，被红茅草身首分离。因此，不知何时有了一个小儿庙，后来称为圣公庙，延宕至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还搞起了红红火火的三月三庙会。但我的理解是，不管项橐是不是我们这里的人，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民风才是真正的“野”，而且不是“齐东”的那种野。因为在古代乃至更古的古代，我们这块海隅边陲从来远离文明的喧嚣保持着草野的自在。不南不北，不齐不鲁，不吴不越，在明朝设置安东卫之前，缺乏归属感，因此有着自己“莽”的秉性，甚至属于遗忘之地。不过此间中人蔑视权威蔑视文明自得其乐自以为是，拽点成语来贬义，叫做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这种心态，直到改革开放十多年后才有所松弛。比如我小时候就曾对喇叭裤高跟鞋流行歌曲这种自由化的东西深恶痛绝，觉得还是补丁裤子朴素。

我们不能回到“那里”。就像张炜不能回到齐国给齐桓公加油，我不能回到草莱为项橐抚平伤口。这些行为其实都是读书人的梦，在大言不惭的喋喋不休里，构筑了一座心灵的家园。让我们防止世俗的侵袭，保证灵魂的完整。

我想，这大概就是读书的终极意义。

2021.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