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祖先的视野下

2021年的8月即将过去，检点这一个月，除却周末外，每夜都要伏案到九点多，分析研判字斟句酌，但抽空躲忙，利用零散时间或夜半时光倒也大略读了七八本书。譬如奥尔罕的《伊斯坦布尔》、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略萨的《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刘羽权的《天变不足畏》，以及库切的《等待野蛮人》。

《伊斯坦布尔》把东方的乡愁描写成了东西交汇的“呼愁”，翻译的准确与否不好议论，总之这一种复杂的愁绪，仿佛是民族的一说新不新说旧不旧的外套，也仿佛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矫情，本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他偏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不可否认的是，作者看待一座城市的目光不仅来自于主观印象，还来自于历史的审视，也就是祖先视角的反照。在这条时间轴上，一切在前进一切又在落后，一切趋于光鲜一切又不可避免地腐烂。至于略萨《潘》则让我领略到了略萨毒舌的一面，也看到了制度化的组织力无往而不胜的秘密，这不是一部绝佳的小说，也不是略萨的巅峰之作，在对人性的剖析的方面甚至和库切的《等待野蛮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等》描写了一个边城的老官僚，本来成天除了应付公事就是寻花问柳，和野蛮人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世外桃源生活，但军官乔尔的到来打破了时空的均衡——神经质的帝国有着迫害狂的妄想，老是觉得总有刁民要害朕，也许是出于疆域和资源的需要，但总不至于是维护世界和平——而派出急于建功立业不惜罗织罪名踏着野蛮人尸骨往上爬的少壮派来替代老朽的昏聩的无所事事的桃源老人。和“潘”一样，这个老人居然爱上了自己的“工作对象”，并由此开始了快速人格分裂的进程。“潘”为劳军女郎举行军葬，老人则像是圣人一样为“野蛮人”辩护。这种荒诞之爱，以及庄重的仪式感，让人觉得既荒诞又歇斯底里。“潘”和老人无论是灵魂还是肉体都不是“干净”乃至圣洁的代表，这样的文学人物如此言语却没有违和感，我想这不是读者出于常理的同理心，而是作者叙述的魅力——说书人的一张嘴把听书的给带沟里去了。但这更加显现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崇高”一词的解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太阳底下也没有真事。

《等》的结尾是军队溃逃后，老人再次主动站出来恢复往日秩序，不过桃源经过这次劫难，已经知道灾难环伺。小说结尾是警句式的：“这不是我梦里所见。就像如今经历的许多事情让我感到很麻木；就像一个迷路很久的人，却还硬着头皮沿着这条可能走向乌有之乡的路一直走下去”。这段话的意义自然是耐人咀嚼的，有着多重含义。“不是梦”又是梦，无论是人类种族的和解还是冲突的消释，无论是意识形态的融合还是神秘铁幕的崩溃，追求的过程自然不是梦，但构想的过程何尝不是梦？而且不仅要面对技术难题，重要的是要面对人性的壁垒。就像乔尔和准尉虽然逃走了，但边城不会变成虚无之地而置之化外。

老人追求的中国式的田园生活，终究会被“文明”摧毁。从过去的文明探看如今的文明世界，从祖先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今天或者其他族群的当下，也许不是艳羡，而是长长的失望——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人心发狂。

老人的“内卷”不是源于无知。他的世界观倒有点类似于道家的知识点。但明知道乌有之乡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却为之，行为上又有点类似于儒家的做派。可见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思维方式以及行事方式上并无天壤之别，不过“各言其志也矣”。

码了以上许多，主题上还是没有贴近“在祖先的视角下”。其实原因是这样的，28日，也就是周六回到老家，在午饭时我先把手中的酒往地上奠了奠，这时忽然想到这种小仪式的意味。这种仪式其实意味着我的经历乃至思维方式其实一直盘桓在这片乡土。我一直生活在不超过老家百里之外的地方，而且一直以来，无论是狂狷还是内敛其实都与土地有关。因为土地的限制我不可能有上帝视角来平衡天下，因为经历的关系我的作品中不会出现大江大河。不仅是我，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几乎都是这样。我们远离京都，远离了喧嚣复杂的同时，也等于远离了当代的人文环境，远离了新潮的概念和影响。我们的叙事方式是贴着土地来的，而我们叙事的出发点来自于祖先神灵，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充满了敬畏。只要祖先的坟茔伫立在土地上，这份敬畏就挥之不去。坟茔本身就是一股力量，来自久远的过去，根植人们的脑中。于是我们做事情之前，首先想到的是“头顶三尺有神明”，这对无神论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矛盾。尽管我们知道中国人根子上不信神鬼，有的只是祖宗崇拜，但是在乡土生活的人，谁也不敢否定心中没有祖先的牌位所在，乃至否定他们仍在注视着你的这个魔幻般的事实。

于是我们的叙述，不禁有几分审慎的祖先视角，就像他们在冥冥中审视着我们，而我们又从他们的视角在现实中力图看清时代，尽管我们偏居海隅，而且时常沾沾自喜夜郎自大。

我现在觉得，承认自己是一个作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再认为必须著作等身、名扬四海才是。作家其实是一种生存态度：江湖没有远近，江湖就在我心。至于技术则不过是种表现手段，倘利用技术来谄媚或者行骗，那还不如相忘于江湖。

2021.0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