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为水

云树连天沧海东，吾家近地是瀛蓬。

尘蒙短发终何济，早向滩头学钓翁。

——苏京《上寺望海》

一

清顺治三年（1647）隆冬，北上皇城朝觐的苏京坐在牛车上，心里既惶恐，又怀着一丝期冀。他必然会想起四年前的那个春天，黄烘烘的日头挂在黄烘烘的西天之上，夷齐墓碑上的字铁画银钩，冷冰冰阴森森逼视着他。他拼尽了全力把脑袋撞上石碑，人懵了，牙折了一粒，血顺着额头流淌进眼睛。在血红的世界里，他看到李自成的剑拔了出来。

没有寒光一闪，没有一了百了。

“此北京人望也，务留之以系人心。”在部下的劝阻下，闯王冷笑一声，把剑放回鞘中。命令将苏京严加看管，用槛车拘束了四肢，裹挟去往京城。

同样是通往皇城的道路，不过那次是东去，这次是北归。李自成和崇祯已经被大地所收纳，如日中天的是那位坐在金銮殿上的新天子。

一路风餐露宿，蹒跚而行。绕过萧索的齐鲁山区沟壑，涉过干瘪瘦弱的冰冻河流。

牛车和槛车一样摇摇晃晃，天气一样的寒冷和凄怆。

风就像牛角尖刀一样呼啸着刺痛神经。

二

苏京（1592-1653），字殿卿，号临皋，安东卫（现属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街道）人。他在晚明的仕宦经历如此：崇祯丁丑年(1637），成为有安东卫以来三百年间出的第一位进士。初任河南杞县知县，任期三年，考核政绩卓异，时称“中州循良第一”。后升兵部车驾司主事，庚辰年（1640）任武选司员外郎，钦命监督京营事务。辛巳年（1641）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甲申年（1644）崇祯帝死后，到南京，受命驻守庙湾，后督师扬州。不久归隐。

苏京先祖是泰州人，因明初从龙建功，被封昭信校尉，派驻安东卫，世袭百户侯。苏京的祖父叫做苏田，袭百户。苏京的父亲苏雨望，约是生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这个年份是基于王铎为其书写的墓志铭中“万历庚戌六月九日终，年五十有五”倒推所得。但是这个推算是有问题的，因为墓志铭中又说苏雨望在苏田随戚继光援闽后第三个月出生。戚继光援闽有两次，一次是在嘉靖四十一年七至十一月，第二次是在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到隆庆元年十一月——如此，苏田执殳从军的日期就出现了一个物理性的bug。

嘉靖三十四年，大明“倭患”愈演愈烈。《安东卫志》有载：“五月，倭舟一只登夹仓口岸，约六十余人，各持利刃，望屋而食。卫官合日照民兵共击之，战于转头山。倭败南遁至响石村，又击之，终不能剿。后遁淮，调兵四集始歼之。”六十多个倭寇居然能纵横于两省之间，而且杀戮千余人，由此可见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之差，简直匪夷所思。更有甚者，当年秋天有七十多个倭寇在浙江登陆后，掠杭州、洗淳安、入徽州、袭歙县、经绩溪、犯江宁，最后直逼南京城，甚至一把火烧了安定门。明廷调动数万重兵围剿，这股倭寇全数力战而死。此患历时八十多天，被害者累计四千余人。

非常之时当有非常之人，戚继光应时而出。嘉靖三十二年（1553），经张居正推荐，戚继光进署都指挥佥事，管理登州、文登、即墨三营二十五个卫所。这一年，他才二十五岁，血气方刚。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调任浙江任都司佥书，是年，召各卫兵户追随南下。所以如果是这一年苏田离家的话，应是随军驰援江浙，而非福建。王铎是大学问家，留下了一段经不起推敲的历史。也许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苏田确在嘉靖三十四年随戚继光南下，数年后才战死在援闽的战事中。

安东卫百户苏田从库房里检点出祖先传下来的盔甲，仔细检查修补，密密匝好长枪的璎珞，细细将宝刀打磨，作别身怀六甲的妻子，和二弟一起踏上了漫漫征途。

这一别，他再也没有回到安东卫。三个月后，儿子苏雨望出生。

苏田失踪二十年后，苏雨望踏上了寻找父亲骨殖的旅程。他借经商之机寻遍江南，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最终还是踪迹全无。某日中途遇大雨，苏雨望突然崩溃，跪倒在泥泞之中号哭：“天不祚苏氏，降割以祸我家，胡不克报憾？且何面见先人？！”此后苏雨望把经商所得全部购买了书籍，发誓让后代不再从事行伍，而要致力耕读传家，这才塑造出了他的儿子苏京。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故，他执政期间的政事人事均被清算。戚继光被派往广东授以虚职而被彻底边缘化，但也正是这段赋闲的时光，让他得以从容收拾起笔墨，撰写了一系列军事著作。三年以后，戚继光辞官回乡。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八日（1588年1月5日），一代名将戚继光病逝于蓬莱故里，朝廷无片言只字抚恤。这些历史的细节被黄仁宇记录到了《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但他只说了戚继光的一些故事。英雄的光环下，却没有投射出像苏田这样的一些基层武官的生活生存。大历史中小人物阙如。

苏田死在哪里，死在何年，当时人不知道，现代人更说不清。只可想见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一派大雾弥漫，在涂画成鬼怪的倭寇驱逐下，明军四处溃散，人马相互践踏，荷塘及稻田里到处是扑腾着寻找生路的兵卒。苏田目龇决裂，举刀反扑而去。如鲤鱼在瀑布中逆流而上，如渔舟在风暴中劈波斩浪。无数的刀刃。纷零的碎肉。祖先的铠甲裂成条缕，头盔剁成碎银。

血沃熟了土地，骨头长成了树木。

三

崇祯帝一直受着焦虑的折磨。

作为天子，他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事必躬亲，可谓勤勉至极。当一个人过于注重细节就会缺乏对全局的掌控，于是会更加焦虑。焦虑会让人多疑，以至于他除了自己，对谁也信不过。他在位十七年，平均每年要换掉一个“无能”的首辅。言官殷殷规劝：“陛下求治之心愈急，则浮薄喜事之人皆饰诡而钓奇；陛下破格之意愈殷，则巧言孔壬之徒皆乘机而斗捷。”，可崇祯帝依旧在用人方面跟着感觉走，自命英明神武，不可逆了龙鳞。

《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把明亡的责任归咎于“气数”，甚至更进一步推给朱翊钧，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受这句话启发，黄仁宇写了《万历十五年》，分析了由于明神宗对皇帝这一职业的消极怠工而引发的蝴蝶效应是如何使一个王朝崩溃的。

明神宗的消极怠工，表现之一就是取消了延袭明初的平台召对，直到崇祯登基后才恢复。所谓平台召对，是皇帝每日定时召见高级官僚商讨国是的一项制度。崇祯将制度做了向下延伸，对于中下层官僚的奏报他也都要接见，“敢有壅蔽阻挡者，以奸欺论斩”，因此被大臣赞颂曰：“召对臣下的传统废弛很久，皇上励精恢复，真是圣朝第一美政，天下何忧不治。”特定情况下，平台召对亦如当今公务员面试，是崇祯帝从中遴选心腹的考场。被优选的当然是那些没有背景且胸怀抱负的文臣，稍加宠信便可令其感激涕零、肝脑涂地。“天下第一美政”其实是驭人术的障眼法，使得许多纸上谈兵的辩才得以崭露头角。杨绳武曾是其一，苏京亦曾是其一。

崇祯十一年（1638）冬某日，翰林院庶吉士杨绳武在召对时“谈吐如流，画地成图”，崇祯帝便觉得遇到了匡世能臣，擢升其为右佥都御史、顺天巡抚，1642年，由于崇祯催逼，洪承畴仓促出战，被清兵围困于松山。崇祯再次召对杨绳武，听其一番慷慨陈词，便赐其尚方宝剑总督辽东、宁远诸军，出关解松山之围。杨临阵才发现此时已无军可督，且自保尚难，遑论救洪。结果次年杨绳武困病而死，洪承畴被俘降清。

历史总是在重演。1641年崇祯召对苏京时，面对侃侃而谈的苏京，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杨绳武。“昔之大患在奴虏，今之大患在流寇……”“松、杏为东北之藩篱，松山失则畿辅之藩篱不固，鲁、豫为西南之门户，汴警则畿辅之门户不严”，苏京洋洋万言每一句都说中了崇祯心事。召对后，特地赐宴以示恩宠。壬午年(1642），李自成率大军围困开封，京城震动。李自成在河南坐大之处，苏京正在杞县任上，“清赋锄奸，能声大著。时闯寇入中州，公治守具独完”（苏京墓志）。清人彭孙贻《流寇志》中亦有苏京发二百五士骑袭破袁时中义军的记载，可见苏京和义军交锋有一定的经验，这应是当年六月崇祯再次召见苏京的原因之一。苏京在召对时条分缕析，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说得头头是道，不由得不让崇祯言听计从，于是任命为御史，监督延、宁、甘诸军，总制军务，催促孙传庭及早出潼关解开封之围（《明史》卷二百六十二“诏御史苏京监延、宁、甘、固兵，同孙传庭星驰出关”）。地理上杞县距开封一步之遥，以苏京地方上的声望，在兵员和粮草上也可就地便宜，应该是崇祯称许苏京的另一主要原因。

崇祯帝给了苏京充分的权力，谕旨：“兹特发出尚方剑一口，著选差能干的当官一员，星驰前去，传与监军御史，勒催孙传庭立刻督兵力解汴围。一应大小将领敢有胆怯违拗者，许该督请剑立斩，续具奏闻；若该督身自恇懦，贻误军机，致汴城失事者，即著监军御史一面署理军务，一面速将该督绑解来京，同剑进缴。”苏京于六月二十二日“谢恩后即刻束装就道......自真定由山西抵潼关，转西安府，守催秦兵。”（苏京《为进缴敕谕事疏》），十月，在《赐尚方宝剑到军前收贮日期奏报疏》又报呈：“去后于十月初六日午时兵部差官锺漳、孙世华赍到尚方剑一口。”

尚方宝剑寒光四射，正大光明却也包藏祸心。它挂在苏京腰上，悬在孙传庭的心头。孙传庭当然明白，自从上次入狱之后，自己就已经是个活死人了。

苏京督促孙传庭甚急。孙传庭在士卒未练、粮草不济的情况下仓促出关。是年八月二十八日，秦兵（孙传庭部）开拔东进，九月二十二日入豫，二十八日前锋到达洛阳。这段路程中，苏京看到“自潼关至洛凡五百里......城邑破碎，人烟断绝”。他在写给崇祯的汇报中说“臣与督臣斩荆披棘，涉水跋山，时歇颓垣败壁之中”，期间更有八天大雨如注，平底水深数尺，导致人马车辆寸步难行，“裹干糇以疗饥，斫湿薪以供爨”，后期保障难继，使得战机有所贻误。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人间惨象震撼了苏京的心灵，连日的瓢泼大雨、低迷的士气则更加让他清醒的认识到了真实处境，甚至理解了孙传庭一度按兵不发的苦衷。但他代表了皇帝的权力之手，并不能表现得过于仁慈和同情。虽然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这位只比自己小一岁的将领其人格魅力和耿介的性格令自己刮目相看甚至暗暗赞赏，但是自己如果显得偏袒，则会导致皇帝的疑心更为加重，被定性为结党营私。

他明白这个道理，孙传庭何尝不明白。孙传庭在写给兵部尚书的信中说到：“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明史·流寇传》里有如此一段议论：“庄烈（崇祯帝谥号）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这说明崇祯帝的性格是有缺陷的，不能知人善任，而且不能用人不疑，以至于反复无常，“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人心在领导核心层就已经溃散了，大臣们明哲保身，攀比摆烂。真正的匡时能臣反正都是一死，只能怀着必死的决心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用死来表达忠诚。

四

孙传庭(1593-1643)，字伯雅，又字白谷，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初授永城知县，天启年间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赋闲近十年之久。崇祯八年（1635）还京任职。九年，调任陕西巡抚，筹集资金建立“秦军”，会同洪承畴镇压农民起义，擒获“闯王”高迎祥，稳定了陕西。

崇祯十一年，清兵入塞，孙传庭赴京勤王，被赐予尚方宝剑督军。翌年升任保定总督，但不久因陷入政敌内斗不得施展抱负，遂以失聪为由请求辞职。这种“不成熟”的做派逆了龙鳞，违悖了帝意，忠诚度遭到了深度怀疑，因而下狱。崇祯十五年（1642），因起义军气焰嚣天烽火燎原无人能用而勉强获释，任陕西三边总督，重新招募秦军。崇祯帝在资金和人力上照旧未给予充分帮助，只是勉励他要“做一个有办法的干部”，能无中生有当然更好。钱粮在天子眼中是小事，面子才是大事，要不了敌人的命我还要不了你的命？

和洪承畴一样，在尚方宝剑的催促下，孙传庭仓促出（潼）关入河南。十一月，郏县一战，秦军在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失的情况下大败，溃兵纷纷逃回关内（《明史》：是役也，天大雨，粮不至，士卒采青柿以食，冻且馁，故大败。豫人所谓柿园之役也）。苏京且不能随之入关，不得已滞留河干，上《监军告竣疏》奏缴剑绶。《疏》中说：“秦师自西遗之后，微臣无可监之军，伏请明旨定夺。”“臣以数月奔驰，百般苦危。一战之余，竟成瓦解。就使督臣扼要潼关，收拾余烬。”孙传庭亦为之上疏云：“监军御史苏京者，与臣晓夜从戎，数濒险危，而竟罕成效。臣不特上负君父，抑且下负僚友。又何以敢以臣一身生死之局，再累台臣西去，为勉留河干，以侯明旨定夺。盖溃卒尽去，无军可监。一入潼关，自有监军御史金毓峒等。”

从两人相互回护的词句中看，他们已经在实战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向皇帝汇报时彼此给足了体面。但，这可能正是崇祯所不想看到的。

在等待了一个月后，闰十一月十一日，苏京移驻东明，差改河南巡按。

又过了一个月，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鲁南，清兵用红衣大炮轰溃安东卫城墙，大加杀戮，苏京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儿子在此役中以身殉国。苏雨望的书香之梦被战火焚毁了，苏京在国恨家仇的悲愤之中，不可避免地披甲上阵。

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苏京在河南募集标兵四千余人加以训练。此后，用计挑唆袁时中与李自成两部义军内讧。五月，袁时中绑架了李自成的心腹刘宗文献给苏京，并斩杀李部一员大将。李自成大怒，发誓报仇，率步骑二万余擒杀袁时中。苏京处死了刘宗文，收容了袁时中溃部，更加成为闯王的心头之恨。

兵祸稍息，六月，苏京建贡院于河南辉县苏门山，补因兵火延误的河南乡试，“事前为筹措资斧，事后为代买卷烛”，使得大乱之中保留了河南的读书种子，是科选士后有三十余人登第。

九月，孙传庭被加督师、兵部尚书衔，再次被催促着出潼关进剿李自成，不料在汝州之战中又被击溃。孙传庭领数千溃兵从孟津渡黄河，由黄河北面经垣曲入潼关，谋图东山再起。《明实录·崇祯实录之十六》中记载“传庭与杰数千骑走河北，遇巡按御史苏京，京曰‘君自为计，我当据以实闻’”。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苏京此番话展现了一种慷慨的担当，似乎也显示出在历尽劫难之后，他对崇祯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孙传庭能够两度辞官，充分说明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不是一个官油子。所以苏京的这番话，肯定会让他感受到知己之情。

当即泪别。

孙传庭入潼关后坚守不出，令崇祯更加怒不可遏。十月初六日（1643年11月16日）潼关被义军夹击攻破，孙传庭战死，全家殉难。两天后，尚不知消息的崇祯帝命削夺孙传庭督师及兵部尚书的官衔，并下诏令他“戴罪图功自赎”。

可是孙传庭却再也不会听他的瞎指挥了。

孙传庭没有像洪承畴和吴三桂那样，因为时势、内讧、身世而投往敌方，他经过了牢狱之灾、经过了出生入死、经过了服从的荒谬、啼血的委屈，最终成就了大明王朝祭坛上的牺牲。以至于《明史》中用了一句颇具感情色彩的话，说是“传庭死，而明亡矣”。

五个月后，崇祯来到了煤山歪脖子树下。皇宫里横七竖八躺着被他杀死的皇亲国戚公主宫娥，衣襟上写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他至死没有原谅那些忠心不二的牺牲者。

五

皇帝还是那个皇帝，苏京却不是那个苏京了。在于义军和自然的残酷战斗中，他开始产生了新的想法。也可能像是龙场悟道那样，九死得一生，他在河南这个道场发生了思想上的改变。促使他思想更进一步改变的是，被李自成俘获并招致深层的羞辱。

河南总兵陈永福曾在崇祯十四年（1641）某次攻防战中，用箭射中李自成的左眼。两年后，李自成当着他的面折断了一只箭杆，发誓不计前嫌，与其共谋大业。陈永福当即跪拜投降。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与崇祯皇帝的天恩难测相比，闯王给了他手足般的信任，怎不令人感恩戴德。为了献上投名状，他的儿子陈德“时为巡抚部将，见公（苏京）不疑，竟缚公以献闯贼”。此事发生在甲申年（1644）二月份。

李自成见到苏京，不免旧事重提。

李自成说：“刘宗文就是死在你手里吗？”

苏京默不作声。

李自成说：“你好计谋，唆使袁时中叛我。但临了怎样呢？我今日却不杀你，让你亲眼看到天命。”

苏京这一年五十二岁了。所谓知天命之年已过去两年，但是什么是天命，他突然觉得思维漫漶了，就像已经漫漶的疆土。难道真的要变天了吗？正如他漫漶的思维，这一段关于他的历史记载也是漫漶的。《明史》列传中这样记载：“十七年二月，贼将刘方亮自蒲坂渡河。巡按御史苏京托言塞太行道，先遁去，与陕西巡抚李化熙同抵宁郭驿。俄兵变，化熙被伤走。兵执京，披以妇人服，令插花行，稍违，辄抶之以为笑乐。叛将陈永福引贼至，京即迎降。”意即他在遭兵变受辱后投降了义军。而某些史料中亦有他担任李自成“伪官”的记载，如或被委任江西道御史、或河南巡按御史、或四川防御史等等，众说纷纭，难辨虚实。

“遁”或降都有悖于封建伦理。但是“天命”是儒家信徒的一道保护伞，“天命有常，唯有德者居之”。所谓天子一旦德不配位，就会被替代。这种观念，避免了贰臣的羞耻感，为“君子”以治国平天下为要务而自圆其说。李自成是个草莽人物，但朱元璋他不也是吗？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焉知李自成不是天命之所归？焉知从龙从虫不会成为开国元勋？

乱世之中，只能以命相搏、以运相赌。

书中说苏京当时只求速死，但李自成只是付之一笑，什么笑呢？漫笑。攻破开封以后，苏京被押解着跟随北上。途中“经夷齐墓，（苏京）以首触碑，血被面，折一齿。”

那天，黄烘烘的日头挂在黄烘烘的西天之上。

李自成丢掉了漫笑，板着脸拔出了剑，却没有挥下去。垂钓者不会轻易扔掉钓钩上的饵料。他要钓天下士子的心。至于你苏京想沽名钓誉，我却偏让你钓不成。

槛车摇摇晃晃，颠三倒四；春寒料峭，天气阴冷凄怆。

兵临京城，人慌马乱，押解的士卒对苏京的监看松懈了许多。苏京找了个机会逃脱，他没有北向去与皇帝共存亡，反而曲曲折折一路向南而去。逃亡途中，巧不巧又遭遇了冤家对头苏见乐。苏京巡按河南时，苏见乐因犯法被苏京监禁，等候处理期间逃脱投靠了义军。出乎意料的是，苏见乐见到苏京竟当即下马跪拜忏悔，原来其入狱后，曾遣人送银两到安东卫苏京家求情，被苏京之子苏敷生婉拒，并晓以大义，使苏见乐自愧弗如。在苏见乐护送下，苏京逃出义军控制区，几经波折，于甲申年（1644年）三月回到安东卫，旋即隐居云台山。

就在他逃亡的路上，甲申丁酉（三月） 初九，大明空荡荡的宫殿里传来一个声音：“苏京哪里去了？”

这句话说明崇祯对监军御史最后的期望呢还是对被文官阶层背弃的失望呢？说不清。

多么空洞的一句话。

十天后，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攻陷北京。

六

崇祯死后，苏京继续南下。

四月，抵达金陵，改授南明官职。十一月，受命驻庙湾以御江北，后又改督师扬州。

在南明为官的这段时间内，苏京无所建树，偶有记载的是九月份曾奉旨开列殉难缙绅名册并捐金助建“旌忠祠”。这种情况侧面说明了“被囚偷息生还”者，受到了政治上的排斥乃至审查。加之南明朝廷虽小，却继承了大明遗留下来的所有毛病，党争愈演愈烈，在“忠奸誓不两立”的模糊而庞大的话语模式下，不特苏京，很多重臣也被边缘化，不但难以融进政治核心，而且看不到个人和国家的前途未来。

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科举出身的苏京不得不放弃其鸿鹄之志，反观一下自我。那时正是《桃花扇》的年代，但是苏京并没有进入这部名曲之中，而是悄然离开了这台相互倾轧的人体绞肉机器，把悲剧描写留给了南明那些粉墨登场的人物，善居士，以及弱女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是精神层面的原因，有无在大顺政权担任“伪”职难以自辩是行为方面的原因。再三思量再三斟酌之下，当年冬他离开庙湾，回到安东卫山林之中。

安东卫西南约五十里处，有村名叫罗家峪（明末称作“白马庙”），崇祯十六（1643）年，莒州曹武生托白莲教为名，宣扬“日月复来”，聚众千人于此起事，这是明末农民起义燎原火势之外的一朵小小火苗，但是顺势而发，也使得淮北一时火光四起。崇祯十七年（1644），义军攻陷赣榆县城，接着挥戈北向，攻打军事重镇安东卫。赋闲在家的苏京不甘寂寞，“出囊金数千，备衣甲军需，阖卫绅士馈行粮。遂同指挥王名世、千总赵必显、流寓生员益都石有威等搜集乡勇得千人往破之，战于白马坡，贼溃，馘斩千级，曹贼匹马遁，安东赖以全。”苏京的军事才能又一次得到了发挥，可惜的是为了保家而非为了卫国。

他已失去了他的国。

后续有个插曲。莒南大店义士庄鼐和曹武生相约，准备率七百义军冒充“官军”进入安东卫城做为内应。青州府清军得到情报，星夜赶到，驱散了庄鼐的队伍。由此地主武装形成合流，苏京联合涛雒丁允元集中乡勇在薛家河与曹武生决战，曹武生大败，在龙王头村投井而死，其部属千余人，悉数被乡勇屠杀。庄鼐则重新聚集力量，直接到丁允元老家村口扎寨，准备一雪前耻。丁允元只好举家逃到海岛避难。恰好本家丁耀亢（《醒世姻缘》《续金瓶梅》作者）来访，见“空宅无人，残书满地，户不扃也”，遂慨然居中调停。他只身入庄氏大营，和庄鼐吃了顿酒，“痛饮高歌，与盟而散”，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退了这股义军。草野相聚，不过片刻，从此丁耀亢渡海而去（事见丁耀亢《航海出劫始末》），庄鼐则藏进五莲山深处。后来有传说庄鼐只身刺杀多尔衮未果，销声匿迹，不知所踪。

和丁允元一样，为避祸，苏京移居云台山中，和同年担任御史的王燮比邻而居。后又遇到明总兵高进忠率残部入驻。三人于顺治二年（1645）六月，上表清廷请求归顺。清廷回复：“江南既入版图，天下一统。朝廷方招罗俊杰广示包容。总兵高进忠并文官王燮、苏京抒诚归顺，良可嘉悦。”

苏京在云台山盘亘数月后才启程进京，仲秋时节，还曾在墟沟留下一块“明二苏避难处”的石碑。前文提到的王铎书写苏雨望墓志铭一事，亦发生在此年十月。

王铎和苏京同岁，但两人从何时交集并不确切。两人既不是同乡，又不是同科。王铎30岁进士及第，苏京到了45岁才考中进士，而且官职上王铎要比苏京高许多。但从现存的诗文唱和看，两人的友谊非同一般，苏京巡按河南时就曾收到过王铎对之赞赏的赠书。甲申十月，王铎已是清廷少保，如果当时能受苏京当面请托的话，唯一的解释是，当年仲秋和家人过完团圆节后，苏京即启程进京归顺，并与王铎重逢，才有了十月份的文字和刻石。

但我还是宁愿相信苏京的赴京之路是在冬天，周天寒彻，玉龙飞舞，大地上的辙痕通往天边。四下空茫无着。

牛车停到了皇城根下。苏京的后半生由此开始。

七

苏京仕清后，先被授陕西道监察御史兼茶马事务，顺治三年（1648），试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庚寅年(1648）改任真定巡按，辛卯年(1651）又改授建宁兵备道福建按察司佥事，癸巳年(1653年）故于任上。敕授文林郎，晋授奉政大夫。

苏京决定仕清是基于什么考虑，今人很难揣测。一是我们缺乏古代士人的文化基础，很难有同理心；二是时移世易，再难用明朝的剑去斩清朝的官。杨绳武、孙传庭、苏京都曾佩戴过象征皇帝意志的尚方宝剑，但那毕竟属于过去了。我们从纸张上得到的明朝印象并不一定符合那时的实际，我们所说的党争也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而且晚明心学的兴起使得士子精神得以重构，从理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更加注重自身的修养和生命的圆融。臣子一旦有了自我意识，封建纲常的根基就会被撼动。从各个方面考量，苏京的圆通应该是受心学的影响。苏京和丁允元俱师从海州倪文纯，地缘关系上，想当然会受泰州学派之流风波及。

但历史不能想当然，无论怎么解释，文化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项，但是人的行为是。就像你不能解释说苏京降清纯粹是文化使然，难道他就没有光宗耀祖保全生命的私字一闪念吗？在迹不在心，所以民间才有“忠奸难辨苏之亨”的说法。无论如何，一个人的忠心能够分成两份，怕也只有当事人能了解其中的苦辛。

君子择善而从。但是这个“善”，是性命堆叠起来的，是鲜血浇灌起来的。王铎、苏京择善而从看似响应了儒家的理论，但仔细推究，又无从查考。何况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只是人的一种感情倾向，而非理性划分。

浙大教授周明初曾有过这样的分析：“在一个儒家传统思想占统治地位，大一统政权又很稳固的时代或社会里，士人们的心态通常表现为自觉地维护‘道统’和‘政统’，并努力地趋近于这种理想的人格范型。但这种理想人格范型是很脆弱的。当一个时代或社会进入大变动时期，政治局势、哲学思想、社会风尚等方面的变化常常会引起士人心态的变化，从而破坏这种理想的人格范型。进入政治组织结构中的大多数士人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职责，失去了政治角色应起的作用。这种现象在晚明时期尤为显著。”在明史中，苏京算不得一个大人物，但从他身上，我们也看到了周明初所言的晚明士人的某些特征。

在清朝为官，苏京照旧是勤勉的。在江南道监察御史任上，依然认真履职不徇私情，甚至敢于弹劾满族官员，于是“直声益振”，以至于被人衔恨，而向清帝告发他当年在南明声援扬州、抵抗王师一事。苏京大为震恐，“遂趋朝入觐。蒙太宗温旨慰劳，且曰‘若辈浮言，此前朝事，勿介介也’。”并将其改授真定巡按。苏京的心由此安定下来。龙椅上换上来的那个皇帝与换下去的皇帝明显不同，一个雍容大度，一个则显得神经质，高下立判。

在真定期间，苏京建了座曲梁东郭书院，公务之余，躬身其中讲学，“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并刻印了《笔山居艺》一书传世。

顺治八年（1651）五月，苏京在履职考核时为人中伤，明升实降，外放福建任按察使司佥事，建宁兵备道。他在赴任途中，回了一趟老家。经过兵燹尚未复原的安东卫此时又刚经过“榆园贼”的洗掠（《赣榆县志》记载：十七日破安东卫城，杀伤数百人，卫城为空），城隳墙颓，破屋烂舍，山川破败，家室凋零，睹之已无可留恋。

就像是谶语一样，他对家人说了如下一番话：“此行岂不返乎？我祖忠殁于闽，我享其报，今我复之闽，殆花落果实时矣。”冥冥之中，他似乎谛听到了祖父无声的召唤。

那缕孤魂太孤单了，那个忠魂太孤单了，需要亲人的陪伴。这也是苏雨望未能实现的遗愿。

在闽期间，苏京参与策划了会剿南明监国鲁王的战役，生擒平江伯张自盛，剪除了鲁王羽翼。他或许在这次战役中再次感受到了高深莫测的天意，原来和义军相斗无不溃败，和清军相斗无不溃败，如今和曾服务过的朝廷相斗却屡获全胜，看来天真的是变了。

清顺治十年（1653）二月二十二日，苏京卒于任上。

残山万里，怕梦中仍是蓬瀛。他在福建的月亮之下，不知对着安东卫那苍苍的阿掖山有着几多思念。那毕竟是故乡所在，是他这枚小小的果实诞生的地方。他无数次苦吟：

尚忆岚山口，孤帆入海年。

衔杯看蜃市，高忱对楼船。

多难余生在，浮名知己怜。

陇头今夜月，似为故人圆。

河边一枚果子轻轻落下，飘在他乡的碧波里，一路荡漾漂流，随波去往了汪洋大海。数月后，驻泊到海洲湾畔一片礁石滩上。

八

海州湾北部的海峡犄角之处，阿掖山向东延伸进了海洋。苍龙入海，露出了几块壁立的石头耸在乱礁当中。

苏京从庙湾回家游荡的日子里，一位老朋友从北方游荡而来，王铎。苏京又和王铎一起游荡到这几块石头面前。

高天无际，长波澹澹。如此美景，当然得写点什么。于是研墨铺毡润笔默思。

“星河影动，撼雪喷云”，苏京泼墨挥毫写下如此八个大字。

王铎微微思忖。“万斛明珠，砥柱狂澜”，他写下如此八个大字。

苏京和王铎面对着大海，此时虽未春暖花开，倒也值得相视一笑。

——这个场景当然来自作者的想象。实际上这块“海上碑”的最早刻勒的日期已很难考证，只能说是大约在顺治二年以后，也就是苏京隐居安东卫或者降清后归乡探亲期间。

“星河影动”代表着宇宙大化流行的规律，“撼雪喷云”则代表着壮怀激烈的心情。平静和不平静在海天交界处达成了某种和谐。至于“万斛明珠”，一般认为是在形容惊涛拍岸时浪花飞溅起的泡沫，但民间还有种说法，认为暗喻着“万呼明主”，可以有期盼复明或者山呼明主降世两种不同解释。至于所谓“砥柱狂澜”，当然是对英雄的敬仰和崇拜。这个砥柱，可能是形容苏京，也可能仅仅是种憧憬。但实际上，如果是王铎书写暗喻“万呼明主”的话，与他当时的身份及作为是不相符合的。他一直比苏京更为圆通——他对主动降清是如此自我辩护：“是上剥下，下亦剥上也。操锷而自剚其躬也，不克以天下为心。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以性命日待于汤镬之前欤？！”

话虽这么说，他们的灵魂却一直没有得到安宁，他们的潜意识里一直没有宽恕自己，以至于经常文过饰非过甚。

还是让我继续发挥一下想象吧。想象可以填补历史的那些空洞，虽然不能直达人心。

——1678年（康熙十七年），苏京安葬二十五年之后。时任安东卫守备阎毓秀循着当年王铎的步履，也来到这几块石头之前，他是在卸任之前来告别的。吴三桂在衡州登基的消息隐隐约约从风中传播着，天下兵戈再起，结果难以预料。

星河影动。撼雪喷云。万斛明珠。砥柱狂澜。他看着这八个大字。

笔画在海浪中浮沉，粗犷，豪放，难以磨灭。

于是心有戚戚焉，吩咐属下布置好笔墨纸砚。

难为水。

他写下了这三个大字。

观于海者难为水。

曾经沧海难为水。

他看到了海，也看到了一段被海水淘洗不尽的历史。

九

难，为水。

难为，水。

难。

为。

水。

“水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难为它呢？”

站在海上碑上的小女孩认真地问到。

万斛明珠铺溅在脚下。

她还太小，不了解朝代意味着什么，时间意味着什么。那些远去的古人，不过是一些童话中人。她不知道这汪洋大海的海水是苦的、咸的，是泪水的味道。她不知道这鼓荡层云的海风是呜咽的、是一去不还的。

她是我的女儿。

我拉着她的手，想了想，才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这是多么敷衍的一个答案呀。

2023.03.24

本文多有借鉴曹汉华先生《明清安东卫研究》，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