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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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客将归一登台
杨大功在中国史上可谓名不见经传，甚至生卒年份不详。我推断的他的出生年份，来自于《安东卫志》中记载的“万历庚戌年”杨如松家一株花的盛开。
大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初秋，总兵杨如松家庭院内一株鸡冠花蓬勃盛开， “蕊阔尺许，其形如扇，其色如朱”，观者无不称奇，认为是祥瑞之兆——花开时节，杨如松的孙子杨大功出生了。
杨如松给孙子起名为“大功”，并不意味着后继有人“大功告成”，而是引用《尚书·大诰》中“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这段话，寄托着对江山的一份担当，亦寄托着对家族的一份厚望。
这一年，中国的史书上并未有大事记载，而在世界史上能称得上大事的，也无非是在法国年仅九岁的路易十三登基——在当今中国，这个名字代表着“人头马”，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身份，所以说这是一件大事也不为过。至于这一年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波兰骑兵攻占了莫斯科，利玛窦、黄宗羲去世，李渔、袁宏道出生，和泛滥的人欲对比，那都是小事一桩，根本没有可供炫耀的资本。所以，杨大功的出生虽然有着鸡冠花的烘托，也不过是历史当中的一个小小泡沫。能够记载的，也就是当地的志书，而这些志书，修订的时候都曾是被当成万世功业来郑重其事对待的，现在都落在尘灰堆里了。消费时代，人们无暇顾及言辞背后的意义，新鲜感都是转瞬即逝，何况那些一板正经的面孔。
杨大功并没有为大明朝建功立业，他在三十七岁的时候，在清朝考中了进士。当年日照县有两位顺治四年（1647年）丁亥科进士，一个是他杨大功，官授山西武乡知县；另一位叫做相启运，巨峰镇相家楼人，官授湖北房县知县。顺治四年，天下初定，四方未安，大清律刚刚制定完善，残破的江山百废待兴，这两位知县当时是到任履职还是挂名另有使用，没有记载可循。
光绪十一年编纂的《日照县志》中如此描述杨大功：“杨大功，字襟海，以进士授山西武乡知县。屡经师旅，供应有方，而民不扰，三载告归，囊清如水，日与乡里把酒，二疏之风未远云。”不足五十个字，可谓相当的客观。
我对杨大功这个名字的认识最初来自于一首诗，这首诗是当年他辞官回乡后在烟台山脚下写下的。诗文如此：
城头晓角动清哀，
送客将归一上台。
惨淡三山寒雨后，
微茫孤雁薄云来。
黄榆白苇歌始咽，
画槛层楼梦屡猜。
昨夜天风吹蚤雪，
漫劳乡思怨残梅。
我读了这首诗后，很有感觉，觉得比安东卫志中记录的那些应酬词句要强了百倍，其中能看出情怀，也能品出诗人的修养之深。诗境的烘托层层递进，让人进入到一种时空茫茫的境地，可谓有声有色、有情有景，更有怀抱寄托。
这是一首送别诗，有友情的惆怅，也有着家国的感慨。
有了这五十几个字，加上县志里的几十个字，杨大功留在书籍中的记载好歹凑齐了一百多个字，这还不够发一条微博的字数。一百多字，也足够可以认识一个人。所谓“三载告归”，必不因为年迈病弱——四十不惑正当盛年，告归二字颇可斟酌。朝代更迭形成的心灵错位是很难弥合的，嘉定三屠的鲜血尚淋漓，头皮被剃刀修刮的尚铁青，屠戮和羞辱随时在发生，士的脸面和体面随时一败涂地，忠孝节义为谁？智信仁勇何为？这种良心的拷问比肉体的痛苦更为折磨人，让人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让人身不由己心如油煎。一身文武艺，市与帝王家，这一“市”，就把自己给贱卖了，成了阿猫阿狗婢妾奴才。
他一定会梦见对自己寄予厚望的爷爷。那位端正严肃的大明朝的武官。衣冠整齐，手持兵刃，怒目圆睁：以为你是勇冠三军的鸡冠花，谁料你成了摇尾乞怜的狗尾草！
他考中了进士，证明了自己的学问；他当了三年知县，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然后“囊清如水”辞官回乡，不再过问世事，唯有和乡党故交日日饮酒。县志中夸他“有二疏之风”，“二疏”出自一个汉朝的典故，说的是有姓疏的叔侄二人从帝王师位置上急流勇退，然后把御赐的养老金回馈乡里的故事。这几个字应该是暗喻了杨大功把自己的俸禄散尽以造福桑梓。
一个小地方出一个进士，那是他们家族的荣耀，可以用来炫耀五百年的。可是杨大功这个进士，官当了没几年就撂挑子不干了，这的确不好炫耀，甚至写出来也有点尴尬。但是我们这种功利性的定位，衡量不了一个自由的灵魂。他已经把人生的趣味看得比名缰利锁更为重要。
他站在烟台山上，天上有孤雁，身畔有白苇，又是秋天时节。他应该想到了自己出生时的那个祥瑞之兆。
元人姚文奂咏鸡冠花云：“何处一声天下白，霜华晚拂绛云冠。五陵斗罢归来后，独立秋亭血未干。”
杨大功的归去来，像极了这首诗。
既雨山如醒
宋琬（1614～1674）出身于莱阳官宦世家，他的父亲为了大明而死节，而他则和杨大功一样，选择了在清朝应试入仕。《安东卫志》中收录了他的一首诗叫做《登阿掖山》，至于他在什么时候到的安东卫、登的阿掖山并无片纸可凭，只能推测也许是因访杨大功而路过此地。
杨大功和他是同年的进士，都是顺治丁亥科（1647年）。但是和杨大功的退却隐逸不同，他为了一个“君子儒”的声名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而奋斗了一生。从名动京师被誉为“燕台七子”之一，到勤于政事为民称颂，再到身陷囹圄江湖飘零，直至最后幽愤惊悸而卒，历尽坎坷，用人生经历完成了一位士子的身路和心路的历程。寄托于大化，身居于蜉蝣，毕其终生，一直纠葛在鼎革正朔的矛盾之中。
他的父亲宋应亨，为了保卫明朝的残土，在莱阳城内“平巾箭衣”，驱家僮与清兵巷战。“家僮死者三十余人，应亨项中一刀，被执不屈，以死。”可是宋琬不但当时保全了性命，最终还投向了仇雠，吃上了鞑虏的俸禄。这是修齐治平的使命感还是当官的欲望，是生命价值的体现还是一笑泯恩仇的宽容，这些矛盾，作为宋琬来说，必也是打不开的心结。
宋琬如此记述了自己登阿掖山的经历：
未雨山如醉，既雨山如醒。遥遥水云间，苍翠无时定。
我携筇竹杖，扪萝践危磴。平穿鸥鹭群，幽造鹿麋径。
高峰矗层霄，突兀有余劲。鸣鼓云色摇，吹箫谷声应。
僧房山鸟栖，松际孤烟凝。薄暮投石床，阑干醉复凭。
他把阿掖山比作了一个酒鬼，把自己比作了一位仙人。把山间比作了桃源，把石床比作了人世的避难所。在诗人浪漫色彩的吹嘘之下，三百多米的山居然有了矗立云霄的高度，云气扶摇山鸣谷应，宛然超尘脱俗一境界。
未雨山如醉，这山不知道什么原因自己把天青色的甘醇喝了个酩酊；既雨山如醒，等世俗的风雨袭来它才发觉自己的身世飘零。于是“遥遥水云间，苍翠无时定”，恍惚，缥缈，虚幻，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宋琬看到的阿掖山是他心中的山，这座山不管是叫做阿掖还是叫做蓬瀛，无非是一个代号。他入了山，并不证明心就此沉潜了下来，他拄着拐，一路担心着山精树怪，抱怨着危峰高耸，感叹着何时忘却营营，幻想着在薄暮时分找个地方歇下来。这种行人的心态，在诗中表现得惟妙惟肖。
他也是一位逆旅行人。偶然把指爪留到了安东卫这块雪泥之上。
这让人不由得不对照杨大功写的那首《烟台山》，也许宋琬为了访同年而来赋《阿掖山》一首，杨大功为了送好友宋琬而去赋《烟台山》几句。宋琬的这首诗更像是应景之作，杨大功的却有了寄托。两首诗，表现了两个人的格局和意趣。
杨大功吟出了“惨淡三山寒雨后，微茫孤雁薄云来”的句子，既引申了风景的寥廓也隐喻了人生的孤独，与其说是自白，不如说是对友人的劝勉——一只孤鸿的担当，让人倍觉凄怆。所以，“不如归去，做个闲人”罢。
如果我的猜测没有错，杨大功的“诗谏”则不为多余。宋琬虽然称臣于清廷，但内心自有一番世界，国恨家仇，这些都是永难磨灭的内心伤痕。比如他写的《舟中见猎犬有感》：“秋水芦花一片明，难同鹰隼共功名。樯边饭饱垂头睡，也似英雄髀肉生。”就很能说明态度。还有暗讽时事的黑色幽默：“茅茨深处隔烟霞，鸡犬寥寥有数家。寄语武陵仙吏道：莫将征税及桃花。”也表明了自己对时政的不满。
宋琬于顺治十七年（1661年）被自己的侄子诬陷通匪，下了大狱，籍没了财产，直至十年以后，于康熙十一年（1672）“投牒自讼，冤始尽白”，才再次被清廷启用，授四川按察使。但第二年就因吴三桂兵变惊悸而死，终年五十九岁。
康熙七年（1668年）7月25日晚，郯城县发生了8.5级地震，地震波及江苏、河北十几个省及朝鲜半岛。郯城、莒城夷为荒野，马鬐山崩，屋楼崮坍塌，地裂无算。安东卫“城池悉毁，圮为平地。”从此一蹶不振。
当年的一片废墟之上，青烟扶摇直上。黄海波涛呜咽着冲刷着海上碑，所有经过的行人足迹已经渺茫，当年衔旗而来的青鸾早已消失无踪。大地的悲苦隆隆和应着涛声，似乎在追祷着安东卫何时重生。
那一年，宋琬奔走在鸣冤的路上，杨大功站在白地里哀嚎。
2018.1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