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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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几千年来，它载歌载舞，兴之叹之，赋之比之，流传至今居然丝毫不减损其颜色，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那些旷野里的吟唱或者哀叹以及祝祷，居然超越了竹简和蒲草，最终坚强无比地攀援进帛书和纸张，安详地以汉字的形式展览于眼前——字体是繁是简已不重要，解释是长是短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超越了各种物质载体，铭刻在民族的记忆里了。那春秋时期的一声“於乎”，宛在耳边，那编纂者的良苦用心，得到了无量回应。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是在“诗”还没有成为“经”的时候，仲尼总编为此书写的总结。孔子的这种认识是基于“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是在大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层面作出的。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说，如果单篇计较过去，会发现很多有趣的地方，而某些持“严肃文学”的态度者，甚至应提出对《诗经》大幅删改的主张——可是啊，这个《诗经》啊，它啊，呵呵呵呵——已经成为了“经”、成为了高大上的象征，再不能够容人上下其手。
《国风》反映了风土人情，展示了世俗画卷，是整部《诗》中最为活泼佻达的部分。其题材多样，看见什么就吟唱什么，想到什么就念叨什么，细究起来有些描写自由恋爱的诗行，读起来是有点“精神污染”的，什么躲在墙角小树林私下约会啦，什么“佼人僚兮劳心慅兮”啦，什么“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啦，至于《野有死麕》这样的范文甚至一点也不避讳情欲描写——当然，道学家有别的读法，要怪也只能怪我的思想不纯洁吧。
说实在的，在我年过四十始读诗时，我曾一度怀疑自己有可能是读了一个假的《诗经》。古人的情感世界之绚烂开放，你真的是想象不到。而这些的确是精神脆弱的卫道士所接受不了的——既然不能烧也不能删改，那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之，那就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也——鲁迅之所以对“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愤怒，不是因为诗不美，究根到底还是因为道学家的戒尺和面孔，让叛逆的少年感到了迂腐和禁锢。但是说句公道话，朱熹作为理学家被批判了那么些年，在我读诗的经验里，在解诗的方面，他还算是通达的，在形而上的方面还不是那么离谱。我的这种比较，基于读“诗”不应只读一个版本或一个译本，因为时代的变迁，再渊博、再优秀的播火者也不能传达出作品的原貌，甚至连最初的的编纂者孔子也不能。我们所能理解的程度、所能理解到的高度，还是基于自身的修为程度，这个，是任何译者不能给予你的。
《诗经》是堙没不了的。没有谁能够撼动它的根基。包括屈原、建安、李杜、贾岛、苏辛，凡此种种也不过是浸淫其中的蚍蜉。诗经是中华民族一切歌咏的渊薮，一切诗词形式的源流，它的一咏一叹，形成了造化万千；它的一言一句，被历朝历代反复引用。辞赋、迁谪、招隐、应酬、送别、抒怀，甚至一个词语就能让后世得之而生发，直至茂密成丛林。而且这片丛林根系相挽、密不可分，还在继续生长和蔓延。
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丛林。这是诗的根。
这是我们的精神之家园，也是我们的精神之失乐园。
2017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