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闲谈

听课走神。专家讲到乡村治理问题，说到了空巢以及习俗的渐行渐远，说到了费孝通的农村调查在当代失去了标本意义，乡村的溃散、乡情的遗失、乡音的遥远。还说到了农村的八零后、九零后逐渐成长为小知识分子，在自我认知上的迷惘，他们像是浮萍一样，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因此，乡村振兴这种美好的愿景面临着尴尬的局面——村庄老去，年轻的人成了无脚的鸟，年老的人成了土地的守望者。

这是当今面临的现实问题，可是很多年前有一位作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曾写了一篇叫做《青城之矢》的小说，内容是关于农民工情侣在城市流落的故事。彼时我对这种描写很不理解，认为写得很土，人物也不具代表性，只是反映了底层的郁闷和卑微。现在看来，作家的眼光是独到的、甚至是深远的，他提前预见了乡村的“归宿”，这个预见，比这位专家的研究早了二十多年。这位作家就是赵德发，他一直保持着对农村社会的洞察，关注、思考、书写。按照职务级别他算得上是一个“大干部”，可是他的身子却一直倾伏在大地上，直至长成了一颗大树，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反映着大地的律动。有些东西，很多人不是“不会写”，而是“不敢写”，而他很坦诚地写了，这就是品格。品格是需要时间检验的，不是互相捧出来的。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的是中国的乡村故事，讲好中国的乡村故事，必须基于对农村农民乃至农业的深刻见解，这是很不容易的，这不是书斋里捻断几根胡须就可以做到的。赵德发洋洋数百万字的文集出版了，这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为着乡村纪念的一面旗帜。

赵德发是莒南县人，莒南县和我的老家只有一河之隔，绣针河中间之北是我的村庄，中间之南就是莒南的团林。在我的印象里，莒南县的名人，赵德发先生是一个，郭晓冬亦是一个，而郭晓冬就是乡村年轻人奋斗的一个样本式人物，从一个在青岛的打工仔、一粒在下水道里掏泥巴的“青城之矢”，到全国知名的电影明星、到抱着北京媳妇回莒南办了个震撼全县的婚礼，这无疑是很多农村娃的榜样。但是，他是少数人，就像能够看透乡村的作家也是少数人一样，都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的农村年轻人还是陷入平庸，虽不至于沦为“穷二代”，但也不会成长为“农二代”，他们在城市的夹层里为生活和生存而奔走，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承载着太多期冀的甜美和太多失衡的苦涩——他们和家乡的联系只是户口本上的一个名字，他们甚至已经不再懂得播种收割乃至各种作物的名称，他们老家有着数百平米的宅基、有着数千平米的土地，却每日寄托于城市的收容，甚至买不起城市里的一个几平米的厕所。

我的老家和莒南县虽然只有一河之隔，风俗却大为不同。沿海一带已经越来越不注重那些“俗套”的乡村礼仪，而在濒海和内陆过渡带上的莒南，风俗至今仍然很重，有些乡村处置婚丧嫁娶的仪式还是一套一套地刻板教条。当然我们碑廓也多少受到沾染，比如虽不至于大操大办，但悄悄请莒南的戏班子来吹唢呐和跳艳舞也是有之的。逢到村有喜事，到碑廓来赶喜的也多是莒南境内的人，他们查好日子，四处打听哪里有喜事，得了准信，盘算好办喜事人家的底细，再雇上辆客车装上男女老少几十口子，去到人家放上一挂鞭炮，接着编段好话讨要喜钱。我结婚的时候就曾经遇到过，搬上两箱酒递上两条烟还不乐意，围在那里起哄。好在已不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赶喜的，那时候赶喜的如果不满意，会打着竹板随口编出一套变相辱骂主家的莲花落的，总之喜事不能沾了晦气，总是要满足他们的要求。当时在烟台公安局工作的伯父见到后火了，一顿批判恶风陋俗，把赶喜的人夹枪带棒弄了个目瞪狗呆以为遇到了“上边”的大领导，一干人等才压住了满腹牢骚悻悻然坐上车回去了自己境界，于是乎婚礼才得以顺利举行。

在我的老家有人“老”了的时候，也有莒南人跨界来“观礼”的，也就是看谁家磕头磕得好、磕得讲究。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着一段山东人磕头拜年的视频，惹来了不少骂声，说是山东人的辫子还没剃掉，说是山东人愚忠愚孝不可救药云云，我觉得这真是少见多怪，这种“礼”的传承在我们这里可谓司空见惯。虽然逢年过节给老祖磕头已是不多见了，可是在农村，基本的葬仪还是讲究的，比如什么人披麻什么人戴孝、什么人头扎白布什么人腰系白布，还是讲究的。这是“礼”，不讲究就是不讲礼，没礼数。不过随着乡村社会的逐渐式微，懂得这些礼数的人也越来越老、越来越少。在古代，儒家对葬仪的重视甚于对生者的重视，一部《礼记》，无时无刻不在讨论葬礼的问题，这也算是齐鲁大地的一脉文化遗传。只是齐鲁大地诸多农村的葬礼是各有千秋，各有传承，磕头是必须的，磕头的门道却是五花八门，什么三奠九叩，什么二十四拜等等，我记得在我童年的时候也是当热闹看的。一场葬礼，四里八乡都围拢来观看死者亲属磕头时的表情是否诚挚、举止是否合规，特别是对闺女婿那更是挑剔，要是磕不好头，那是极没面子的事情，会被人认为对岳父或岳母心意不诚，甚至会被戳脊梁骨或者被嗤笑一辈子的，这在过去也算是乡村特有的一种文化消遣。我姥姥去世那年，父亲去磕头，年迈的他遵着旧俗一板一眼地祭奠、致礼、磕长头，用得时间很长，以至于司仪和看客们都不耐烦了。其情其景使我满怀悲怆，一则为了姥姥的去世，一则是心疼身体不好的父亲，再则是心里如是想：父亲大概是用“礼”来诠释“孝道”的最后一辈传承人了吧？

这几年，老家村里的老人就像一株枯树上的叶子纷纷凋零，丧礼也变得越来越从简了，这不只是因为移风易俗的功劳，也不是因为乡村文明达到了一定程度，而是人们越来越忽视了“礼”对乡村关系的维系。我对莒南人的“守旧”不报歧视的态度，但是莒南部分地区的风俗还是一如既往，比如媒人到现在还是要皮包和皮鞋，要知道所谓“兴”皮包的时候是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个“习俗”到现在居然没有改变。至于给姑姑、姑父送红裤头红袜子或者红桃子之类的“谶语”，也多是从那边流传过来。正因为风俗流传未泯的关系，所以至今还有过境来到我乡葬礼上“观礼”的村民。实际上，他们也不再过多评论谁磕的头好了，而是比较谁家请的戏班子好、开放、热闹，谁家人丁兴旺、有钱、风光。专家授课时也提到了这个话题，就是在他回老家给母亲置办丧礼时发现，当地农村的白事已经商业化了，甚至有专门负责哭丧的人。满堂儿孙笑嘻嘻地看着别人替他们哭，替哭的人越多越悲哀，就说明这家越兴旺越发达。专家为此表示了无可奈何的悲哀：怎么能够这样呢？他说。简直是礼崩乐坏。

我在中楼两年，发现这里的风俗又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比如婚礼，新媳妇都是大清早就过门，而且不用锣鼓家什叮叮咚咚地告示天下，室外设香案，摆放上香烛，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显得庄重而又热烈。这和我们那里敲锣打鼓迎亲，新媳妇中午以前再过门是不一样的。婚闹也少见，不像海边的人山猫野性的动不动就扒裤子砸鸡蛋扔大海——穿着西服婚纱很西洋，做起事来却很荒唐。中楼这里保留着莒地的文化，稳重、大气，有章法、有古韵。所以谁更“文明”，这是显而易见的。看一个地方对待红白事的态度，基本就可以判定这里的“文化程度”如何。只是，随着城市化和新农村的建设，随着年轻人的走出去和新媒体对思想的洗刷，乡村的风俗迟早会被陌生化，甚至简化到无以复加。仪式感最终成为简单的洞房，或者假惺惺的几滴眼泪——但愿这只是我的杞人忧天。

中楼还有一个风俗就是邻里之间不接山，也就是山墙不共用，户与户之间隔了一条窄窄的夹道。很多村子都是这样，往往让我想起“三尺巷”的传说，不过这些夹道也都没有六尺之宽，说明未必是谦让所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或许是为了防止产权纠纷，或许是为了防止邻人窥伺，或许是出于防火防盗的需要，更没有人能够回答个究竟。当然也有接山的，这两天处理了一个投诉，就是举报邻居翻修房屋把自己山墙震了道口子的问题，要求我们执法部门不准邻居翻盖新房。我到现场去看了，告诉了当事村民相关政策，告知这不是区级行政执法管理的范围，让他最好是走调解。我说：你们两家的邻居关系是改不了的，房子也飞不了的，你们这么年轻，这一辈人结下仇难免延续到下一辈人，为什么不能都退一步和解呢？好，两家答应的挺好，也到社区去接受调解了。可等我走了没多长时间，当事人电话打到市里区里，甚至打到他在外有头有脸的亲戚那里，再通过有头有脸的亲戚打给亲戚所认识的人脉圈，于是整个事情就变得纠缠成了一团。一道墙引起的纠纷，最终会演化到什么程度，我竟然无法预测了——当然也就认识到了那些不接山的村民的“智慧”。更认识到了即使一个村子再富裕，可是村民只相信人情能通行天下却不相信法治社会的规则，那么，这个村庄的文明程度也就大打折扣。

乡村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势必会通过风俗来作为载体。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十里不同俗”会逐渐成为一个陈旧的谚语。风俗迟早会成为一种记忆，甚至会被编纂成文字、造作成实物陈列到图书馆或博物馆里，只是风俗里面寄托的情感却很难触摸到了。新人对着红烛的对拜，亲人对着灵堂的叩首，或者含情脉脉，或者涕泗横流，这都是有着生命的温度的，这都是有着永恒的价值的。古代的人们为了情感的纪念而不断增加仪式感，现代的人们为了图方便却在不断做着减法，甚至让鄙俗代替了文雅。就像一道裂了缝隙的山墙，如果两家从此反目成仇，那么墙的裂隙会越来越大，他们动用的社会关系相互博弈也会越来越大，矛盾会越积越深，甚至仇恨会殃及后人。这不是墙的过错，这是风俗的失落。

2018.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