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夷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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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非职业作家，更非专业人士，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相对会写得开一些，亦能够免受命题作文的困扰。但同样这种“异质化”的写作由于散漫无章，收敛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讲故事”方面，很难把握尺度，或者巧妙地将自己的思想贯穿进去。我曾计划年过五十的时候再碰小说，为的是多积累、多生活。不巧的是，在今年的七月，为了有点事做，闷在家中病休期间平均每三天就练习写一个故事，也算是攒下了几篇所谓的“短篇小说”。这和我的“间歇性写作发作症”还是比较一致的，因为非职业，自己往往连续几个月一字不写，但是要写起来又觉得没完没了，因为素材都积攒在脑子里，由一个线索引出就会“导呀导呀导出一头驴来”，等“导出一头驴来”之后，自己可能又会沉默一段时间，等着下一头驴，忘记上一头驴。如上所述，这种散漫的写作方式很难总结出经验来，以至于缺乏深度。而且向传统的写法转型，缺乏专业性的技巧辅助，属于盲人摸象，还需要一个过程，虽然你有故事，但怎么讲、讲得听众能否信以为真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等到自己摸索小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是超期服役，跟社会上自谋职业的“四零五零”人员一样，再就业是相当困难。新一代的小说家成长起来了，他们接受的学院派教育和新潮的思想我已经跟不上步伐；老一代的小说家还在占据文坛，他们老套的（或者取巧的）叙事方式还在沿袭甚至被视之为经典。你找到一些文学刊物的投稿启事，会发现“小鲜肉们”备受青睐，譬如《西湖》讲得就很委婉，就差明说“六十不死活埋”了。所以中年起步的写作者好像不是和新锐以及“大家”同一生活维度的人，而是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何况真如果是精英，早就应该出类拔萃了，用不着到中年再叫唤或者自我标榜——都成了柯镇恶了，就不必再希望有着郭靖一样的体力和学习能力。有些东西，比如经验，是个好东西，但也容易固化思想束缚手脚。很多边缘知识分子骂当代知识分子奉行“犬儒主义”，道理其实是差不多的，真正想住在桶里的人还是少数，所谓犬儒是对现实的妥协，为什么妥协？就因为年龄。是年龄让他们知道一时激情的撕裂不如旷日持久的修复来得更为实际。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步的时候用力太多就会消耗掉后半程的体力，但是起步的时候用力不多又会远远落于人后而追赶不过。真正的体力充沛者或“天才选手”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如我这样的庸才，在奔跑过程中只顾低头赶路而忘了抬头观看风景，当知道风景的妙处时，往往是走到了贫瘠之地，看到的又大多是人生的荒凉。所以，年轻人的热闹和光影以及激扬的荷尔蒙没有了，年长者的耐心和太极功夫又觉得过于油滑世故，轮到自己却又的确眼高手低写不出点出彩的东西，这难免困惑。
形容人到中年，往往说是到了“属驴之年”。其实真正的中年在形体上属驴，也就是蒙着眼睛转圈推磨，但是却不能如驴一般的嘶嚎了——因为知道嚎叫得再响亮也无济于事，你一定肯定以及确定压根儿就不是千里马，不用自己证明，时间早已经证明了一切——即使等你的价值体现在了阿胶上，你早已经不是你了。不过，我觉得作为一名七零后，还是幸运的，无论从历史观望还是从人生考量，都是幸运的。幸运地赶上了人民公社的尾声，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幸运的有过热情激昂的青少年时期，幸运地趟过“一切朝钱看”的滚滚热浪，幸运地经历过港台文化的“洗礼”，幸运地在“黄金十年”逐渐看清一些事实，更幸运的是赶上了“新时代”——这些“幸运”使我们的人生丰富沉着。我们看到过“小平你好”的经典画面，也看到过满街都是领袖像制作成的护身符。历史的螺旋状上升状态里，我们这些微小的生命，在随波逐流，沿着既定的轨道在涡旋渐渐老去。
我从小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这当然与血型与气质有关。我的大女儿在这一点有所遗传，她性格内向不善言辞，但表示意见时总是能切中要害，总显出一幅“看穿了”的样子。无论娱乐八卦还是社会新闻以及文学或影视作品皆是如此。我有时候就批评她：“人有足够的底气，才能够进行批判。”结果她对我的这个观点同样表示反对。这使我想起自己青少年时期也是如此，总是要提出反对意见以显示自我的不同。我经过了一个封闭的童年，几乎没有过渡就跌进了荒蛮的青春期，以至于自己在形成世界观的时候缺了温情和友善的一课，所以这也是自己悲观主义的一个源头，时刻和世界保持着距离和警惕，保持着说不。不知道为何，这却往往被他人当成“成熟”“有主见”。比如母校的学生会，某年开地区共青团表彰大会的时候，全校两个名额，偏偏分给了我一个——要知道那时我不过十七岁，留着长发，喜欢摇滚和截拳道，平日里抽烟喝酒闲逛，是一个浑身毛病的优秀青年。开会的时候，主席台上大讲，我在下面小讲，总之就是挑毛病挑刺凡尘不入法眼，我周边坐的不是大学生就是机关单位的，纷纷对我的犀利表示瞠目结舌，悄问客从何处来。我因此得到了一种虚荣感，感受到了一个社会批评家所存在的魅力。直到会议期间搞了一个插曲，中场休息期间，主持人建议大家主动上台献艺活跃气氛，师专的一个女大学生拿起麦克风清唱了一曲《沂蒙山小调》，这首歌使得我闭了嘴。我第一次听到如此动听的歌声，这让我在哓哓众生当中发现了一泓清泉，让自己明白了自己的无知。其实这也与那时候的风气有关，那个时代王朔和周星驰大行其道，大家都在无厘头和玩世不恭，但大家都忘了自己没有王朔和周星驰的资本，统统在东施效颦——有实力的人外露的从来都是冰山一角，他真正的底货却存在深海当中。
我不会喊出“青春无悔”这样的口号。每个人的青春都有足够悔恨的事件或情节。至少从时光匆匆的角度而言就足够令人追悔不已。我们也不可能穿越到几十年后，用未来的眼光来看待现在的自己甚而现在的时代，我们只能反思过去而不能反思未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心怀善良和宽容总不会错。即使语言转向粗鄙、文化转向僵硬、人际转向互害、人心失去温度，心怀善良和宽容总不会错。作为一个自觉的写作者，虽然不必把社会道义时时挂在嘴上，虽然不必把文章千古事时时摆在台面，虽然不必把衣服扒下来展示肋排上挂着的风骨，但是只要是在写作，就是一种态度。“四零五零”写作者的写作，处境虽尴尬，但是自我定位是明确的，这就是存在的优势。那些随波逐流的作家往往认不清自己所处的时间和历史的交汇点，而把文学当成了一门生存技能，写出来的当然也只能是些速朽的东西。
同样是“大江东去”四个字，可以是英雄豪情的勃发，也可以是对时光无情的叹息。在不同人的眼中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些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所谓的悲观主义出自天性，出自天生的悲悯情怀，通过读书和思考，一样可以用达观的心态来处理这些悲观的情绪。历史不会在乎我们这些微生物的浮沉，但是文字不一样，它是“元神”的躯壳，会以非物质的形式流传下去——但前提是，你得的确写得好，不吹牛皮，能引发心灵的共鸣。
悲观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而达观的悲观主义，就是世界观的正确打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