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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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通常会被称为“孔孟之道”，狭义的“孔孟之道”应该是“孔子-子思-孟子之道”，而广义的“孔孟之道”则是指自孔子以来直到清末民初的全部儒家思想。我们这里谈狭义的“孔孟之道”中的问题。
子思（约前483-前402）是孔子的孙子，比孔子小了大约七十岁；子思的门人后来是孟子的老师，子思比孟子早生了大约一百年。狭义的“孔孟之道”在时间上的跨度大约是二百五十年，可分成孔子学说、子思学说和孟子学说三个重要阶段，子思是孔子学说和孟子学说的重要连接者。子思是怎样连接孔子和孟子的呢？我们这里仅谈儒家的核心理念“仁”，谈孔子的“仁”是怎样被子思发展，后来又被孟子进一步发展的。
“仁”，既是狭义的“孔孟之道”更是孔子全部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孔子学说中具有提纲挈领的“至尊”地位。
《论语》中，孔子在回答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等人所提出的不同问题时，他总会用“仁”来回答。他回答的那些金句，比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就是不仅要使自己成为君子和圣人，还要使别人成为君子和圣人；“仁者爱人”，仁就是博爱，既爱别人，也要自爱；“刚，毅，木，讷，近仁”，勇敢并愚忠几乎可以算是仁；“当仁，不让于师”，仁就是人们的老师，是一切行为的参照；“克己复礼，为仁”，仁不仅是个人修养的最高指标，也是实行礼治的思想指南，而礼治是实现仁的手段；等等。可以说，孔子对万事万物道理的求究，总要归结于“仁”。
不过，孔子对仁的全部理解都是为他的“克己复礼”大业服务的，目的是培养一大批符合这种需要的“君子”。孔子的时代，礼崩乐坏，以下犯上的现象非常普遍，但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基础还在，诸侯之间虽然时常发生争霸战争，但是他们都还打着周王的幌子。孔子也看到了以下犯上有时候也是有合理性成分的，但是他还是顽固的提出“君君臣臣”的要求，他要求人们要努力克制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逐步回复到西周时期的尊卑有序状态。他之所以顽固的要求“克己复礼”，原因在于他相信世人是可教的，是可以通过“礼”的教育达到“仁”从而成为“君子”的，所以孔子的一生中有好多年都带着弟子们在各国游走，“兜售”他的“仁”，条件允许时，他就安排一些弟子在各国“就业”，以便对“仁”的观念进行深入推广。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孔子的“仁”和“仁”所要实现的“克己复礼”是针对贵族各阶层而言的，是针对天子、诸侯、卿、大夫以及他们的子弟的，“克己复礼”就是要对上层社会进行全面整顿，使他们纷纷成为“彬彬有礼”的“仁者”。至于平民，孔子认为作为“劳力者”的平民是贱人，是天生要被“劳心者”统治的，统治阶级只需要对平民加强驯化就行了。而比平民地位更低的奴隶，孔子是不把他们当作人来看的。孔子尚未重视平民和奴隶造反对社会的巨大破坏作用和重塑作用，虽然“国人暴动”（前841年）早在三百年前就发生了，而奴隶破坏井田制使得周宣王（前828-前783年在位）晚年不得不颁布“不籍千亩”的诏令也都已经过去二百好几十年了。
子思在幼年时初步接触到了孔子的学说，后来他跟孔子的弟子曾参系统学习了孔子的学说，并根据时代需要继承和发展了“仁”的观念。
子思所生活的时代是战国早期，这时期，各国相继开始进行封建制度变法，各国国力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经过简单的兼并战争，“战国七雄”的战略格局逐渐形成。“七雄”国力基本相当，继续互相争战，谁都占不到便宜，无异于互相削弱。周王被进一步边缘化，但是周王毕竟还有一点实力，为了维持均衡以至于自己不会被别国灭掉，“七国”都忙着变法，通过缓和国内阶级矛盾，解放生产力，发展自己的国力和军力，没有哪个国家会去刻意讨好周王或者侵略面积不大的京畿地区。但是即便如此，孔子所倡导的“复礼”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了，于是子思退而求其次，他从维持现状出发，把孔子思想中的“中庸”进行升级改造，使之跟“仁”接轨，以替代人们不再相信的“克己复礼”。
子思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太平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子思的“中庸之道”。子思的“中庸之道”仍然是对上层社会安排的，不仅包括周王、诸侯、卿、大夫，还包含了作为社会中上层的“士”这一相对大一点的阶层。时代已经变了样子，不同层次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喜怒哀乐，子思要求人们让一切情绪消失于无形之中，接受“天”所确定的社会现状，你好我好，大家都心平气和的过日子就是了。什么是仁呢？子思直接说：“仁即中庸。”
为了使自己的说教能深入人心，子思还把孔子的“信”升级为“诚”。“信”是需要眼见的，或者需要亲身体会的，别人告诉你的不可“信”；但是“诚”则带有一定的不自觉的“被告之性”，“被强制执行性”。怎样让人“诚”呢？子思把孔子对鬼神的“敬而远之”改造为“诚者天之道”，且“至诚如神”，别人告诉你的你可以不“信”，“神”告诉你的你就必须要“信”，而且对神要虔诚，对神告诉你的一切要以“诚”的态度发自内心的“信”。子思把孔子“仁”的观念中怀疑鬼神的成分发展成为充分的唯心主义世界观，通过麻痹人们的思想来稳定当时以七大诸侯相对“均衡”为状态的社会等级制度，从而保证周王的现状不至于继续被改变。总体上看，孔子的“仁”被子思“稀释”掉很多成分，使之成为“中庸”的结晶体。
孟子继续对“仁”进行“稀释”式淬炼，使之离开“中庸”式的平衡。
早先的诸侯争霸是建立在相对尊王的基础上的。孟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诸侯之间已经不再进行所谓争霸战争了，周王的象征性已经不存在了，诸侯之间的战争已经变为撇开周王的试图统一天下的兼并战争。诸侯国的数量年年在减少，到孟子中年时期，所谓“战国七雄”的说法也已经有点滑稽，争夺天下的似乎只在秦国和楚国之间以所谓“合纵连横”的方式展开，正在衰落的魏国和齐国通过努力也许能有一拼吧。子思时代维持诸侯相互制约性共存的社会局面不复存在了，帮助某个诸侯国结束九州分裂状态，迅速统一天下，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选择，于是，孟子把“仁”继续发展为“王道”的原则和手段。孟子的所谓“王道”，就是诸侯国的国君通过实行“仁政”以发挥本国潜力，从而实现“王天下”的理想。
孔子和子思的“仁”的观念都是不包括下层人民的，孟子亲眼看到了下层人民在改变国家面貌中的巨大作用，也深刻认识到，任何一个诸侯国仅凭统治阶级的力量是不能统一天下的，只有动员最广大的下层人民参与，才能无往而不胜。孟子的时代，各国的封建制度变法已经基本结束，奴隶这一群体已经很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群体了，农民、佃农、手工业者是下层人民的主体，而如果要动员下层人民参与统治阶级的统一大业，统治阶级就必须放下身段实行“仁政”。把身段放到什么程度呢？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既是社会变革的需要逼出的孟子的“民本思想”，又是孟子告诫统治阶级所必须接受的“战略”思想和“统一战线”策略。
为了配合“仁政”的实施，孟子还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国君有错却屡屡不听劝谏的，可以改立新的国君；把残存的井田全部改为自给自足的小农模式，以激发下层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减轻刑罚特别是废除多种死刑，以增加劳动人口；减轻赋税，以巩固新生的社会生产关系。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孟子的“仁政”观虽然降低国君的至高无上地位，提升了下层人民在参与国家治理方面的地位，但是孟子是反对武力的，既反对下层人民武力推翻不合格的国君，也反对各国之间动辄武力相向。孟子的所谓“仁政”就是希望某个诸侯国以民本思想治理国家，使国家迅速强大并符合儒家规范，从而对内驯服下层人民，对外使其他国家不战而降，最终统一天下。不过这有理想化倾向。
总之，所谓“孔孟之道”不是铁板一块，其核心理念“仁”在引领学说发展的过程中，是与时俱进的，是始终根植于不同时代的土壤中的。当然，“仁”和“孔孟之道”不仅在孔子、子思、孟子之间是与时俱进的，它们此后一直是与时俱进的。战国末期，法治观念深入人心，荀子就把“仁政”和“法治”相结合，即以仁执法，以法固仁。汉武帝时期，为配合武功方面的天下一统，董仲舒强化了荀子“仁政”的作用，适当弱化了“法治”的作用，并把“仁政”从华夏族扩大到四夷。南宋中期，为配合儒家神权与王权的结合，以愚弄被统治者，挽救南宋的统治危机，朱熹把“仁”融入到包含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礼教的方方面面。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亲眼目睹明朝的腐朽统治情形及其在人民起义中的灭亡过程，基本否定了统治阶级的“仁”，把“仁”还给了人民群众，三大思想家从而成为民主思想的伟大启蒙者。如同“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孔孟之道”也是流动的河，只有与时俱进，“仁”才会被新时代的社会大众所接受，以“仁”为核心的“孔孟之道”才会长期保持其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