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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宋)苏轼《念奴娇·中秋》
苏轼(1037-1101)的这首《念奴娇·中秋》相较于他写于同一时期同一地点所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来说,知名度稍低一点,但是这首词却是康熙年间《钦定词谱》所确定的词牌“念奴娇”正格的范例作品。全词上下两片共一百字,其中上片四十九字,下片五十一字,押仄韵。
《钦定词谱》对每个词牌范例作品的认定首先着眼于艺术形式,其次关注词牌在艺术形式形成和使用过程中其思想内容的演化。好在苏轼的这首《念奴娇·中秋》不仅代表着词牌“念奴娇”格律形式的定型,而且其在思想内容上也具有承前启后的特征,所以谈词牌“念奴娇”风情的演化,笔者就从这首词入手,向上追溯,向下探索。
这首词写于元丰五年(1082)中秋,地点是黄州(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城东。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到这里已经三年多了。苏轼这次被贬历时七年,可见,元丰五年对他来说正是子夜般漆黑的年份。在这一年的春天,苏轼创作了五言长诗《寒食雨二首》,后来又以行书手书为《黄州寒食诗帖》。这两首诗属苏轼的诗歌代表作,该诗贴则是苏轼的书法代表作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两首诗集中反映了苏轼这时期日常生活上“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的贫病潦倒的情状,精神上“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也似苦途穷,死灰吹不起”的孤独、苦闷甚至激愤的情状。起初,苏轼对未来还是有些期待的,但是三年下来,到他写这两首诗时,他已经绝望了,所谓“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绝望到以至于他发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嘶哑的悲音。
但是词不同于诗。在整个北宋时期,即便出现了柳永、苏轼、秦观、周邦彦这样的大词人,词在文人的文学生活中依然居于从属地位,词或者只是如后来人们所戏称的那样叫做“诗余”,即词只用来表现风花雪月之类的生活,填词是文人创作诗这种严肃而正统的文学样式之外的一种消遣。而苏轼填写《念奴娇·中秋》时正值中秋佳节,即便是落魄中人,心情在这时候总还是会好一些的,因此苏轼这首词在风格上狂放不羁,洒脱飘逸,而不像他的诗《寒食雨二首》那么苦水泛滥,哽噎纠结。苏轼在中秋节想写点愉快的文字,他不用诗而用词的形式,这就说明,词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苏轼的文学实践活动中确实是从属于诗的。
虽然政治处境仍然凶险,但是佳节在此,为了排遣个人仕途挫折带来的苦闷,为了暂时冲出庸俗污浊的党争现实在他的心中所投下的沉重的黑幕,苏轼在词中营造了带有理想色彩的清空境界。词以“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起笔,直截了当的拉开高远无垠的中秋夜空,《寒食雨二首》中那种现实的逼仄状态在这里则荡然无存。接着,苏轼由晴空写到明月,“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月辉从天上铺泄下来,整个苍穹都沉浸在清凉之中。苏轼用“清凉国”指称月宫,不同于以往人们用清冷、凄清之类的字眼描写月宫,——中秋节距离初秋的所谓“秋老虎”的炎热时节并不远,清凉总是令人惬意的。月宫中的琼楼玉宇,乘飞鸾自由来往的仙女们,多么清凉惬意的仙境啊!虽然下阕“我醉拍手狂歌”一句以直白的方式把词人的理想拉入虚无的酒醉状态中,而且意志显得消沉起来,但是接下来的数句直到词尾,苏轼激情澎湃,不仅化用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诗句,还把李白那些出尘的歌行中的意境化为词人自己的艺术空间,词的格调迅速上扬到脱俗而豪迈的地步。
苏轼从自己失去自由的黑暗现实出发,描绘月宫的清静自由,抒发自己对自由的渴望之情,这是“板着面孔”的诗的功能所不能实现的,而词作为“诗余”,做到了这一点。当然,苏轼在通过这首词写清凉和自由的同时,也赋予了词牌“念奴娇”以同样的情感内涵,那就是对美和自由念念不忘的追求。这不仅使词以“豪放”的面孔有别于传统的婉约词,也为词作为文学体裁向定型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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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至宋代有不少词牌是从唐代教坊曲中的曲牌演化而来的。唐代教坊曲中也有曲牌“念奴娇”,苏轼对这个曲牌的体式没有作任何改动,直接把它作为词牌填了《念奴娇·中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由于后一首存在个别不合格律习惯的字,前一首遂被《钦定词谱》定为词牌正格代表作。把词牌“念奴娇”的诞生归于苏轼名下,原因在于中晚唐直到五代时期没有人依据曲牌“念奴娇”填过词。
不过,笔者查阅《全宋词》,发现在苏轼之前倒有一个词人曾填写过“念奴娇”,这个词人名叫沈唐。他的词是这样的:
杏花过雨,渐残红零落,胭脂颜色。流水飘香人渐远,难托春心脉脉。恨别王孙,墙阴目断,手把青梅摘。金鞍何处,绿杨依旧南陌。
消散云雨须臾,多情因甚,有轻离轻诉。燕语千般,争解说、些子伊家消息。厚约深盟,除非重见,见了方端的。而今无奈,寸肠千恨堆积。
沈唐的生卒年,史书没有记载,但是,名相韩琦(1008-1075)有一首诗《次韵答沈唐太丞应祈雨足》。宋代没有“太丞”这种官职,但是太常寺的属官中有“太宰”,“太丞”可能就是“太宰”,已知沈唐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及第,不久被授官太常博士,一年后,沈唐调到楚州幕府任幕僚,之后不仅再也没有回朝到太常寺任职,而且一直都在地方上任幕僚:嘉佑三年(1058)调滑州,治平四年(1067)调福州,熙宁六年至八年(1073-1075)任渭州签判,此后再无信息。这些经历显示沈唐年长苏轼很多,苏轼创作两首《念奴娇》的元丰五年(1082),沈唐即便没去世,也应该超过七十岁了,甚至沈唐任职记录的最后年份1075年有可能就是他悬车致仕即七十岁的年份。重要的是,沈唐《念奴娇·杏花过雨》中所抒发的男女相思之情“意致缠绵,迷离惝恍”(清代黄蓼园评语),符合一个人青壮年时期的情感特征。我们考查沈唐《念奴娇·杏花过雨》词的格律形式,和苏轼所用的是一样的,都是唐代教坊曲曲牌“念奴娇”。
总之,沈唐是中晚唐之后,苏轼之前首先填写“念奴娇”的人,那么《钦定词谱》为什么不把词牌“念奴娇”的首创者定为沈唐呢?我想这大概与苏轼的名气远远高于沈唐有关吧。而即便撇开名气,笔者在这里也不主张把词牌“念奴娇”的首创权赋予沈唐,因为沈唐所填的《念奴娇·杏花过雨》在题材选取、情感表达、意象使用等方面都还是五代时期“花间派”的老路子,不能适应北宋时期词作为崭新的文学体裁正在从艺术形式和题材开拓两方面走向“别是一家”(李清照语)的发展趋势。很明显,苏轼的《念奴娇》反映了词的文体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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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念奴娇”中的“奴”字是古代女子特别是年轻女子的自称,那么“念奴娇”应该是女子的撒娇用语。在苏轼的《念奴娇·中秋》中,“奴”字当然不是指年轻女子,而是指美和自由的理想境界,“念奴娇”就是指词人对于那有鲜花、美人,可以充分享受自由的乐土的向往。苏轼是把曲牌“念奴娇”直接“拿来”创制词牌“念奴娇”的,他不仅格律没作调整,连名字也直接移过来了。不过,在曲牌中,“念奴”却真的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名字。
中唐诗人、宰相元稹(779-831)有一首长诗《连昌宫词》,其中有这么几句:“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燃烛。春娇满眼睡红绡,掠削云鬟旋装束。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这几句诗描写了一个名叫念奴的歌姬那娇美的容颜,曼妙的舞姿,出色的歌喉,以及泛滥的情感。元稹在诗中自注道:“念奴,天宝中名倡,善歌。每岁楼下酺宴,累日之后,万众喧隘,严安之、韦黄裳辈辟易不能禁,众乐为之罢奏。玄宗遣高力士大呼于楼上曰:‘欲遣念奴唱歌,邠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人能听否?’未尝不悄然奉诏。”元稹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天宝年间皇宫宴会上歌姬演唱教坊曲的情形。我们从中可以想象,有一首曲子或者就是乐师为念奴专门谱写的,或者由于念奴唱的最出色,以至于成为念奴专用的招牌曲子,就是说,曲牌或者本来就是“念奴娇”,或者就是后来改为“念奴娇”的。
唐代教坊曲主要流行于上流社会,有限的曲牌的控制权归宫廷乐师,歌姬接受他乐师的系统训练,演唱曲子也就一直是以口耳相传作为传承的方式,利用曲牌另外来填词尚没有进入文人的书房。随着唐末宫廷政治环境的险恶,教坊曲逐渐衰落,加之后来五代十国时期的长期战乱,教坊曲除了一部分被文人继承和改造成词牌之外,其他的就只有其曲牌名而无曲谱了。我们今天通过元稹的介绍,了解到唐代教坊曲中有个以歌姬念奴命名的曲牌“念奴娇”,加之后来沈唐、苏轼使用这一曲牌填了词,可见唐代曲牌“念奴娇”的曲谱流传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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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提供的这些信息对于词牌“念奴娇”的诞生非常重要,它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是祛除脂粉味儿。教坊曲“念奴娇”是一种艳曲,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唐代宫廷生活的糜烂。而五代时期虽然没有人用“念奴娇”填词,但是作为五代时期主流词派的花间词人所填写的那些词都仍然保留着教坊曲“念奴娇”的冶艳特征。虽然词早在李白那时候就有零星创作了,但是“花间派”词跟教坊曲“念奴娇”思想内容的传承关系反映了词的诞生跟唐代教坊曲存在重要联系这一文学现象。其次是直面现实生活。元稹的时代早已远离“安史之乱”了,大唐虽然也有过短暂的所谓“元和中兴”,但是大唐继续走向衰落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因为“安史之乱”能够爆发的两大根源藩镇割据和宦官干政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更加严重,而且朝廷中的牛李党争也开始萌芽了。元稹的《连昌宫词》就是通过追忆“安史之乱”前的宫廷生活,试图揭示“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和教训,以给他所生活的当时的时代提供教训。
苏轼在创制“念奴娇”时,主动驱散了“花间派”乃至沈唐词中的脂粉气,把词的题材从不接地气的宫廷生活,狭隘的妇女体态描写,糜烂的冶游生活,引向广阔的人世间以及空中,引向对男女内心真实情感的描写,引向高雅的关乎美和自由的人生追求。可见,元稹“信息”的第一方面的意义对苏轼的影响很大。然而,苏轼创制词牌时所填的这两首《念奴娇》词虽然碰触到了历史,也碰触到了现实,但总体上还只是从自身遭际出发,抒发个人的人生体验和人生追求。借助空灵的笔调和太空、大海等意象,固然可以使空间广阔了,但深度却不足,也就是没有像“念奴”的故事那样碰触到时代最本真的生活,没有像《连昌宫词》那样做到以古讽今,借古鉴今。
从题材上继续开掘,赋予词牌“念奴娇”以直面国运功能的,从格局上继续营造,赋予词牌“念奴娇”以历史生活的广度和现实社会生活的深度的,当然只能是豪放派词人,而不能是卿卿我我的婉约派词人,而完成这一使命的是南宋中期的豪放派词人陈亮(1143-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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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陈亮,我们往往会想到辛弃疾(1140-1207)。辛弃疾是公认的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的最具代表性的继承者,文学史上把两人并称为“苏辛”,此外,文学史上历来又把辛弃疾的同时代人陈亮作为“辛派词人”。从总体上看三人的豪放词创作,这样的词派界定并没有问题,但是这三人的作品仍然有很大区别。辛弃疾比起苏轼来说更多了许多英雄气,这里暂时不谈,我们只谈陈亮相对于辛弃疾的不同之处。陈亮的词虽然不及辛弃疾的许多壮词那般慷慨激昂,但是陈亮的词在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刻度上是超越辛弃疾的,就比如他的《念奴娇》词的创作吧。
苏轼之后,辛弃疾、陈亮之前,重要的豪放派词人在包括“念奴娇”之内的各种词牌的豪放词创作上,都有苏轼那样的清旷特色,只不过随着时代延后,他们豪放词的清旷中逐渐熔铸进去了一些现实生活色彩。笔者这里只对他们所创作的《念奴娇》词作简单描述。
苏轼之后好多年,才有著名的豪放派词人填写《念奴娇》,首先是叶梦得(1077-1148)。叶有两首《念奴娇》,一写中秋宴客,“万顷孤光”之境,“江海平生”之叹颇有苏轼两首《念奴娇》和散文《赤壁怀古》的斧凿之迹;一写登临北固山感怀,“千茎雪”、“一笑吞穷发”等也未脱苏轼“大江东去”的窠臼。难怪近代学者俞陛云评叶梦得“颇似东坡”。接着是朱敦儒(1081-1159)。朱留下来六首《念奴娇》词,这些词或描写与“天影相接”的“闲云”,或描写“画楼残角”的呜咽,或写“插天翠柳”,或写“凌云独志”,整体上没有离开自身的身世感叹。张元干(1091-1161)是豪放派大家,是苏轼到辛弃疾之间的重要过渡人物。《全宋词》收有张元干三首《念奴娇》词,第一首抒发词人身居“暮云千里”之外的孤独,第二首抒发词人中秋之夜聆听山猿长啸的凄清之情,第三首则是带有玩味意味的题图词,三首词整体上甚至向婉约的路子上回归。张孝祥(1132-1169)是堪与辛弃疾、张元干鼎立的三大壮词词人,他存世的三首《念奴娇》中,《洞庭青草》从景物描写入手,抒发爱国情怀,比较贴近现实生活,另外两首则回复到个人身世之叹了。
接下来看辛弃疾的《念奴娇》词。《全宋词》收录辛翁《念奴娇》词四首,分别为《登建康赏心亭》、《书东流村壁》、《西湖和人韵》和《赋雨岩》。第一首是怀念安石的,可惜不是立足现实,锐意革新的王安石,而是谢安石(东晋宰相谢安),辛弃疾回忆谢安什么呢?不是谢安匡扶晋室的历史功绩,而是谢安携妓隐居东山的情事。第二首感慨自己蹉跎岁月,乃至于华发早生。第三首似乎词人年岁更大了,词人感慨自己不再具有如同王献之在小妾桃叶那里所表现出来的“处士风流”。第四首感慨很深,但是提到现实生活中的“往事”却欲言又止,而且词人还以“真闲客”自居。辛弃疾是爱国词人,一度还参与抗金战争,他的《念奴娇》词没有完全走出苏轼“清旷”的孤芳自赏的士大夫框框,这与辛弃疾的高官身份有关,辛弃疾即便有什么对时政的真知灼见,但是政治斗争的激烈使他未必愿意表达出来。而且,辛弃疾中晚年的生活也算锦衣玉食,甚至醉生梦死了,这固然与他的抗金愿望不被朝廷重视而自我“放逐”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南宋中期士大夫追求富贵生活已经成为时尚,像辛弃疾这样的抗金派的生活志趣都不能跟南宋早期的岳飞、韩世忠他们相提并论了,何况那些主和派呢?其实这正是大宋走向末世的标志。担忧政治算计,醉心于物质生活享受,这使得辛弃疾后期的词逐渐远离社会生活,辛弃疾的《念奴娇》不能践行元稹“信息”所昭示的直面现实的价值观取舍,那么,“念奴娇”这一词牌怎样完成这个任务呢?且看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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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存世有两首《念奴娇》。第一首《至金陵》描写江南春色,却始终不忘北宋沦陷区“中州”,发出“冷落不堪惆怅”的悲壮,这已经把辛弃疾之前的豪放词人从虚无中寻求人生寄托的感怀给否定掉了。第二首《登多景楼》更突出,笔者在这里对其作简单分析。
词的内容如下: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清代学者冯煦在《蒿庵论词》从这首词中的“因笑王谢诸人”的“忠愤”出发,评此词为“痛心北虏”,这是非常精当的。
陈亮出生于宋室南渡后不久,少年时代就喜欢谈兵论政,抗击金兵以恢复中原的志向在他少年时代就形成了。当时,抗金图存还是南宋的基本国策,但是待陈亮长大并以举子身份进入太学攻读的乾道四年(1168),宋金再次和议成功。虽然北伐复国不再成为南宋的国策,但是宋金双方在前线的军事对峙还是长期维持着的。陈亮《念奴娇·等多景楼》作于淳熙十五年(1188),是他视察京口(今江苏镇江)的防务时所作,词中提到的“多景楼”就在京口。词人登上多景楼,眺望长江北岸,回忆历史上这里发生过的北伐故事,认为此处在当前形势下正宜出兵北伐以一举收复失地,并非如朝廷中的当权派所认为的仅可作为防御金人南侵的天然屏障。全词虽然通过谈古论今营造了辽阔的意境,但是,挺拔的笔力立足最鲜活的现实,这使得全词彰显出来的陈亮的英雄气概,与早前的豪放派词人醉心于山河养性,天空陶情,是迥然不同的。
登上多景楼,词人极目四望,百感交集。在漫长的汉唐乃至北宋时期,镇江属于内陆,和平是其主题,如今这里的山川形势变得极其险要,根源却是因为这里是宋金前线,是南宋的战略缓冲地区,这怎么不令词人痛心呢!然而这样险要的江山现在却不被朝廷当作进取中原的凭藉,反而成了偏安一隅的屏障!偏安真的能长久吗?陈亮笑王谢等人干啥?王谢等人在六朝时期也算是英雄,他们仰仗长江天险,维持着偏安东南的政治局面,很不容易,但是他们根本不考虑沦陷的中原地区人民的亡国奴境遇,不思北伐,结果国破家亡。词人的咏古基本上是形式,他一刻也没有离开逼仄的南宋的现实国运。凭借有利的长江形势,加之江淮地区基本上还在大宋控制之下,组织北伐未必不能成功。而当前的朝廷是怎么想的呢?当权派前怕狼,后怕虎,连古时候祖逖那样中流击水的气派都没有了。
面对朝廷的不作为,陈亮不仅跟主和派是不一样的,甚至跟辛弃疾这样的主战派的做法也是不同的。
淳熙七年(1080),辛弃疾调任江西安抚使兼隆兴(今江西南昌)知府,次年,他投入巨资在上饶(今江西上饶)城郊的带湖开始为自己兴建豪华的园林式别墅。带湖别墅占地150多亩,依山傍水,“高处为屋,低处为田”(辛弃疾语),一百余间青砖青瓦的房舍分散在流水和一块一块田地之间,房舍间以长廊、长桥相通。带湖别墅的豪华,以至于同时期同样以巨资在武夷山下修建自己精舍的朱熹去带湖别墅做客时,竟惊讶的“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朱熹语)。辛弃疾和他的一妻五妾、九子二女、一百余名奴仆就生活在这里,他多数情况下不去官府,重要公务就在这里处理。别墅外,辛弃疾有数百顷田地租给当地农民耕种粮食作物和养殖猪羊鸡鸭,别墅内的田地则种植茶叶、莲藕、花木等用来观赏。住在如此豪华的别墅里,辛弃疾曾告诫他的妻儿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为此,他特地把别墅命名为“稼轩”,自己从此也就以此为号。辛弃疾亦官亦隐的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这就是辛弃疾的《念奴娇》词难以根植于南宋中期社会生活的原因所在。辛弃疾之“念奴”,至多是在念念不忘物质生活之“娇”的同时,念念不忘理想中的国家图景之“娇”而已,或者是抒发一些自己不被重用以至于北伐被耽搁的苦闷之情而已。
淳熙五年(1178),陈亮三次上书宋孝宗,痛斥奸臣当道,忠臣空谈,妨碍北伐大业的顺利推进,并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北伐措施,得到皇帝的赏识。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曾到上饶造访辛弃疾的带湖别墅,希望辛弃疾能够出来为北伐做事,但是辛弃疾只是陪陈亮饮了一日酒,发发自己的牢骚,鼓励鼓励陈亮,却并不愿意离开别墅。陈亮失望的离开上饶,就直接奔赴京口、建康,实地考察了宋军的防御工事,评估北伐的战略风险,并登上京口多景楼,吟咏了《念奴娇·登多景楼》。数日后,陈亮回朝,上书宋孝宗,把自己在京口的考察所见所感汇报给皇帝,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用兵之策,告诫皇帝“不须反顾”,直接中流取誓,努力北伐就是。陈亮并进一步建议皇帝“以太子监军,驻节建康,以示天下锐意恢复”,因为那时,宋孝宗正在筹备不久后禅位太子(宋光宗)的事,太子到前线监军,可以获取政治资本,有助于树立君威。陈亮可谓用心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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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词牌“念奴娇”在被苏轼从曲牌那里“借来”赋予其超越念奴事典,超越“花间派”词的崭新价值观之后,陈亮赋予其直面最本质的现实生活的功能,实现了作为“诗余”的词第一次可以跟诗一起站在时代生活的山头,把根扎进山石。苏轼在把词从脂粉气中拯救出来时,曾提出过“以诗为词”的口号,一代代词人在这一口号指引下不断进行词牌“念奴娇”的创作实践,直到陈亮对词牌“念奴娇”的填制,通过“以诗为词”实现词这一文学体裁的真正确立才落到实处。此后,也就是南宋后期,随着宋金民族矛盾的持续激化和蒙古族的崛起,无论是《念奴娇》词,还是以其他词牌所填的豪放词,都主动沿着陈亮《念奴娇》词所奠定的方向演绎着自己时代风情,豪放词迎来了它的辉煌的尾声,这就是南宋后期刘克庄(1187-1269)、戴复古(1167-1248)、刘辰翁(1233-1297)等人的词的创作,当然这已经不是探讨词牌“念奴娇”一是形式和思想内涵如何定型的本文所要探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