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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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灵帝光和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东汉皇权被严重削弱，天下陷入诸侯割据状态。从这时到三国时代开始的黄初元年（220），可谓英雄辈出。袁绍、吕布、刘表、刘备、孙坚、袁术、曹操等等几乎同时登上政治舞台，他们都是响当当的大英雄，但其中可拔得头筹的无疑只能是曹操。曹操通过文治武功，统一了大半个天下，为魏代汉、晋代魏和晋完成天下一统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曹操感染我的并不仅仅于此，他一手挥剑，一手挥笔，在繁忙的军旅生活间隙，用诗歌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记录了他的军事生涯，也记录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忧伤，这才是曹操的真正魅力所在。——曹操是这一时期乐府诗“建安风骨”的开启者和代表性诗人。
曹操驰骋沙场三十六年，这里，我结合曹操刀光剑影的军事生涯和其“建安风骨”的诗歌艺术追求，从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慷慨激昂的功业情怀和壮心不已的暮年情怀等三个方面，也大约是三个阶段，谈一谈曹操乐府诗的行间春秋。
一、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184-199年）
曹操生活在东汉末世，国势兴隆的汉家皇朝早已成为年轻的曹操眼中那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了。
汉朝自建立之初就存在着外戚干政的现象，西汉后期又开始出现宦官干政的现象，此后，朝廷士大夫、外戚和宦官之间互相争权夺利。到了东汉的汉桓帝（146-167年在位）时期，宦官势力独大，汉桓帝被宦官控制，许多忠臣被排挤出朝廷，东汉的国势江河日下。汉灵帝（168-189年在位）时期，国家大政基本上都被宦官把持，政局更加恶化。为了弱化或转移士大夫、外戚和宦官之间的矛盾，统治当局发动了针对西羌的战争，战争持续了十多年，沉重的兵役和逐年增加的赋税压得老百姓直不起腰来。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全国大旱，许多地方甚至颗粒无收，走投无路的农民在巨鹿人张角率领下揭竿而起，史称黄巾起义。
为了镇压黄巾起义，东汉朝廷改革了地方行政机构，把原来的郡、县两级行政机构正式改为州、郡、县三级，赋予州的主官牧以军政大权，这为类似于晚唐藩镇割据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和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各州的牧拥兵自重，他们或互相勾结，或互相攻伐。不久，掌握朝廷大权的外戚何进集团与宦官集团争夺权力，何进死于非命，军阀董卓趁势率军进京，将外戚与宦官尽数杀尽，董卓执政。董卓执政伊始就放纵士兵在京城烧杀抢掠，同时，董卓执政也令各州牧眼红，于是各路诸侯相约讨伐董卓。
多年间无休止的混战使社会生产停滞不前，大量土地荒芜，瘟疫四处蔓延，人口大幅度减少。
曹操虽然也是汉末军阀之一，但是他有着深厚的儒学修养，具有一定的爱物爱民思想和忧国忧民情怀。他既忧虑纷乱如麻的东汉政局，又忧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他在军帐中写下了两首被明人钟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的著名的带有“建安风骨”鲜明色彩的五言乐府诗《薤露行》和《蒿里行》。
《薤露行》大约写于各路诸侯讨伐董卓的战事间隙，即初平元年（190），主要反映了曹操的忧国情怀。
诗以“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十个字开篇，直截了当的表达了曹操对汉灵帝重用外戚何进的不满情绪。其实，东汉皇帝哪里是心甘情愿重用外戚的呢？强大的西汉灭亡于外戚王莽之手，东汉的哪一个皇帝能不清楚？只是，整个东汉时期，宦官势力一直压着皇帝，朝廷士大夫力量弱小，皇帝不堪依靠，因此，皇帝只有同时依靠外戚，才有可能牵制宦官。东汉末期，除了士大夫、外戚和宦官，又出现了州牧割据势力，皇帝已经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依靠哪一方势力，他基本上就是谁得到了就是谁的菜。当然，讨伐董卓之初的曹操尚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机会和愿望，他以“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批判何进误国，是着眼于何进无能终于招来董卓之乱，曹操接着评论何进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进一步表明，曹操只是看不起何进，那么曹操之所以忧国，所针对的自然也就主要不是何进。
曹操心忧天下，心忧皇帝，主要是针对正在祸国殃民的天下公敌——董卓集团。在《薤露行》的后半部分，曹操写道：“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杀主”说的是中平六年（189）董卓杀死少帝改立献帝的事，“灭宇京”说的是在天下诸侯这次共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临行前放火烧毁了京城洛阳。皇帝不在京城，跟亡国没什么区别，袁绍、韩馥、孙坚、袁术、刘岱、张咨、曹操等讨伐董卓的目的是夺回皇帝，匡扶朝纲，不做遗民，具有儒家情怀的曹操的这种目的性应该比其他军阀还要明显得多，自觉得多。曹操站在洛阳的废墟中，想起商朝灭亡后微子路过殷墟时的悲容，哭诉道：“瞻彼洛城廓，微子为哀伤。”
《蒿里行》写于《薤露行》之后数年，大约是在建安二年（197）或三年（198），当时，虽然董卓已死，但是天下诸侯之间的混战正酣。诗回忆了诸侯混战的最初迹象，即数年前各路军阀讨伐董卓时心怀异志的情形。诗在反映了曹操的忧国情怀之际，更突出了他的忧民情怀。
关东群雄讨伐董卓，军事进展顺利，但是，董卓之乱尚未平定，各路军阀便私心泛滥。特别是当董卓被各路军阀包围时，无人愿意首先发动进攻，所谓“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大家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便在董卓被剿灭后作为逐鹿天下的资本。《蒿里行》中所说的“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虽然说的是袁术早就有自立为帝的愿望并于不久前公然在淮南称帝的丑剧，其实袁绍、公孙瓒、孙坚那时候也都没有掩饰自己的称帝欲望。曹操为此感到震惊和悲哀，他震惊的是心怀帝王之梦的人竟然那么多，悲哀的是汉朝的根基将会因此被军阀们拔除。当然，曹操更悲哀的是老百姓将会在今后漫长的军阀混战中继续流徙和死亡，他在这首《蒿里行》中描绘了老百姓未来的遭际：“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想到老百姓将要面临的这种惨状，曹操无限伤感的说：“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痛恨军阀们这种“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的卑鄙现象，力量比起那些军阀相对弱小的曹操率领自己的三千人马独自向董卓的部将徐荣发动进攻。曹操虽然没有在《蒿里行》中表达他的下一步计划，但是我想，他在批判各路军阀讨伐董卓夹带“私货”的时候，在自己率先向敌人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想到：今后若干年，他将要独自扛起剿灭各路叛贼，解救黎民于水火的历史重担了。
历史果真如此。建安元年（196）曹操奉汉献帝迁都许昌之后，遂于二年（197）和三年（198）先后讨伐已经称帝的袁术和结盟袁术的吕布，并驱逐了袁术，处死了吕布，不久，曹操趁势基本上统一了淮河流域。到官渡之战前，曹操已经占据了今陕西、河南、江苏全部或大部，及安徽一部，曹操在占领区召唤逃亡的民众回乡，组织发展生产，巩固经济，使首都许昌在位置上成为统治区的中心，在战略上成为“大后方”。
《薤露行》和《蒿里行》作为写实作品，不仅弘扬了乐府诗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诗中所透露的曹操忧国忧民的政治情怀，正是“建安风骨”的思想基础。
二、慷慨激昂的功业情怀（199-209年）
《三国演义》丑化了曹操的形象，把曹操描写成“乱世之奸雄”，其实这是与史实不相符的。《三国演义》中屡屡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曹操常以周公自许，以周公辅佐周成王类比自己辅佐汉献帝，虽然这种类比并不太贴切，因为周成王时期是西周政权初创需要巩固的时期，而汉献帝时期是东汉政权行将就木需要挽救大厦使之不至于倾覆的时期。总的来说，在维护汉家正统方面，曹操是当仁不让的。他呕心沥血发展经济，振兴军事，亲自领兵四处出征，以图逐步恢复汉朝的朝纲，真是既有苦劳，更有功劳。
建安前期，天下虽然分裂为好多块，但是在势力上能够跟曹操有的一拼的首先是实力超过曹操的北方的袁绍，其次是实力跟曹操相当的南方的孙策（孙权），至于被曹操视为可以跟自己并称英雄的刘备尚未取得立足之地，而已经占据一方的刘表、刘璋、张鲁、马腾等都是曹操看不上眼的庸碌之辈。人们常说柿子捡软的捏，但是已经四十几岁的曹操急于统一天下，他决定先啃硬骨头。
建安四年（199）夏曹操部署军队，于建安五年（200）秋与袁绍在黄河中游南岸展开决战，史称官渡之战。官渡一战，曹操根据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的性格特点，经过精心谋划，以奇兵偷袭存于乌巢的袁绍粮草，最终以少胜多，击溃袁绍主力，袁绍北逃。曹操乘胜追击，相继占领了冀州和青州，袁绍在绝望中病死。袁绍死后，其残余势力有两股，一是占据并州的袁绍部将高干，一是出关投奔乌桓的袁绍的儿子袁尚、袁熙。
建安十年（205）冬末，曹操北征高干，在大军翻过太行山时，曹操挥笔写下了乐府诗《苦寒行》。曹操在诗的开篇以夸张的笔法描绘了太行山凛冽、萧杀的暮冬之景：“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虽然风景如此不堪，但是字里行间却看不到曹操对太行山的厌恶之情，相反，诗句所透出的是他战天斗地，建功立业的雄伟气魄。萧杀的太行山绵延于冀州和并州之间，铺在太行山崇山峻岭中的是气凌万仞、志在统一天下的曹操那巨大的身影。“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迷惑时归路，薄暮无宿栖。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不怕太行山中的恶水，不怕太行山中的夜色，不怕迷路，不怕没有宿营的地方，不怕疲劳和饥饿，曹操的宝剑直指太行山西北：前进，向并州前进！《苦寒行》通篇显示了慷慨之气，显示了曹操的悲壮情怀，这是“建安风骨”的核心内涵之一。
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平定并州，稍事休整，即于次年春末夏初出发征伐乌桓。大军翻越燕山时，正值雨季，山路上有许多积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曹操通过当地向导，改走一条久已断绝，但“尚有微径可寻”的路线行军。七月，大军出了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附近），“堑山堙谷五百余里”。当曹操大军于八月份到达乌桓老巢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以南二百里处时，乌桓单于踢顿及袁尚、袁熙兄弟才发觉，遂仓促组织军队迎战。曹操督阵，派大将张辽指挥先锋部队出战，一战即打败乌桓，斩杀了踢顿。随后曹操解散了乌桓政权，这不仅解除了乌桓对关内的潜在威胁，而且彻底肃清了袁氏残余势力，巩固了北方。
在班师回许都的路上，建安十二年（207）十月，曹操登上冀州碣石山（在今河北乐亭县，已没入渤海），想到自己已经统一了半壁河山，如能一鼓作气，乘胜前进，远征孙权，统一天下将指日可待，曹操不禁心潮澎湃，他随口吟咏了一首四言乐府诗《步出夏门行·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海水、山岛、草木、秋风，以及日月星汉，都是眼前之景，这种写眼前之景的诗歌在过去尚未有过，因而这首诗是中国最早的完整的山水诗。但是，曹操并未满足于描绘眼前之景，那浩瀚动荡的大海，正是诗人踌躇满志的情怀；那挺拔雄伟的海岛，正是诗人屹立在碣石山上的身躯；那葱葱郁郁的草木，正是诗人身后那密密站立着的军人；而那秋风动地而来，掀起滔天巨浪，这不正是曹操大军排山倒海的军威吗？大海吞吐着的那鲜红的太阳，大海倒映中的那灿烂的群星，不正是曹操胸怀中容纳着的天下吗？《观沧海》这首写景诗写出了曹操的霸气，阳刚之气，这也是“建安风骨”的主要内涵。
建安十三年（208）夏天，曹操率军南下，欲夺取荆州，并饮马长江，平定东南。八月，荆州牧刘表病死，曹操收降继任者刘琮，随后占领江陵，与孙权、刘备联军对峙长江。按照当时的军事实力，曹操拥有陆军八十万，而且又收降了荆州的数万水军，孙刘水陆联军只有数万人。而那时正值秋末，多刮偏北风，有利于曹操水军南渡长江，却不利于孙权水军北渡。曹操对打败孙刘联军充满信心。
而一旦统一天下，曹操将需要大批人才，这些人才不是将军，而是善于治理国家的文士。国家分裂已久，各割据政权都对自己境内的人才洗了脑，这些人才一时半会儿不会依附曹操。想到将要统一天下的大好局面和挠心的人才问题，曹操依槊船头，遥望对岸，吟咏了乐府诗《短歌行》。在《短歌行》中，曹操如同朗诵《诗经》里的句子一样表达了自己对人才的长久渴望之情：“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接着他写道：“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曹操由己推人，想到了贤者的苦恼，语气中不乏人才政策尚不够好的自责。而“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则形象的写出了曹操期待贤者的热诚。曹操向全天下的贤者发出发自内心的呼唤：“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虽然写的是曹操对人才的渴求，其实这又何尝不是曹操慷慨激昂的功业情怀的真情告白呢？
然而，天算不如人算，我们知道，孙刘联军通过“连环计”、“苦肉计”，施以火攻，最后打败了曹操，曹操损军大半，被迫北归，今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在这时候已经初具雏形。
三、壮心不已的暮年情怀（210-220年）
赤壁之战的失败，极大的打击了曹操，曹操由战略攻势转入守势，由军事至上转为军事、经济并重。既然短期内无法统一天下，那就要有长远打算，所谓长远打算，就是要扎扎实实的发展统治区的经济，扎扎实实的操练军队。于是，赤壁之战后，曹操在内政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制度。
曹操采取了相对比较开明的政治制度。首先是加强中央集权。在侍奉好汉献帝这尊菩萨的前提下，曹操废除了三公，恢复丞相，把三公的权力归于丞相，他自领丞相，把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其次是抑制地方豪强，打击自东汉自建立以来就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兼并行为，把没收的土地分给无地的流民或少地的农民，以减轻农民困苦，缓和阶级矛盾。再次是下达“求贤令”，用人唯才是举，打破汉代的门阀观念，用人不论出身和籍贯，一大批来自九州各地中下层的文武人才归于曹操门下。
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曹操主要实行了三个措施。一是屯田。在治下各州郡设置田官，实行军屯，这既解决了军粮问题，又做到了不扰民，不干扰农民对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生产的恢复。二是扶持农业。召回流民，合理迁徙人口，以充实编户，同时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劝课农桑，降低农业税收。三是节流。曹操批判东汉长期形成的奢靡之风，提倡节俭，规定贵族妇女不得穿锦绣衣服，官员不得同时拥有两双鞋子，他自己也以身作则，他的帷帐打满了补丁，他所睡的床是用败絮作填充料的，他临死前规定不得以金玉做自己的陪葬品。
军事上，曹操做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他从自己二十年的军事实践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总结战争规律，写成《兵书接要》一书，他还注释《孙子兵法》，写成《孙子略解》，两书均强调“兵以义动”，主张师出有名，这完全不是后人所骂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实实在在的战争原则，也是曹操的制胜法宝。第二件，就是严肃军纪，《通典·兵典》中收录的《魏武军令》、《魏武船战令》、《魏武步战令》等篇章，都详细记载了曹操对军纪严明重要性的三令五申。
有了这一系列措施，赤壁之战后仅仅数年，曹操统治区即政治清明，经济生机勃勃，阶级矛盾缓和，东汉的这半壁江山呈现出数十年来少有的“盛世”图景。这一切，从远的方面说，将有利于曹操的继承者统一天下，从近的来说，也能支撑曹操晚年的军事动作。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平定了西凉；建安二十年（215），他又夺取了汉中。汉中是四川的门户，曹操知道，如果从汉中出兵南下，占领四川，就可以顺长江东下，再度与孙权决战。然而这一过程将不仅是艰难的，而且要耗费好多年的时间，而这时曹操已经年过六旬，衰老和头疼病折磨着他。他常常登上高山，遥望着南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唉，如果能长命百岁，曹操也许就没有了这种忧虑，他就可以一步步的从容统一天下。
谁不渴望长命百岁？曹操也不例外。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写了一首乐府诗《精列》表达了自己长命百岁的愿望，他写道：“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愿螭龙之驾，思想昆仑居。思想昆仑居，见欺于迂怪，志意在蓬莱。志意在蓬莱，周孔圣殂落，会稽以坟丘。会稽以坟丘，陶陶谁能度？君子以弗忧。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曹操在诗中幻想自己乘着“螭龙”遨游在“昆仑”和“蓬莱”仙境，与天地共存。由于曹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忧伤的说：“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人生自古谁无死？传说中的那些不死之人都是虚妄的。自古帝王都渴望能够长生不老，永远享受富贵，但曹操在这首诗中渴望长生不死，是完全不同于先前的那些帝王的。那些帝王渴望长生是自私的，他们仅仅是为了延续自己的肉体和精神享受，而曹操渴望长生，却是因为他统一天下的大业未竟，他为此因衰老而忧虑，这是英雄的渴望，也是英雄的忧虑。《精列》另辟蹊径解说了长命观，抒发了曹操渴望天与寿年，以便他能够统一天下，建立历史伟业的忧时之悲，贤臣之悲，其慷慨之气比早前的诗歌更多了几分悲壮，读来令人唏嘘。
人总是要死的，暮年的曹操当然知道自己的余生已经不长了，他尊重自然法则，但是，他又认为，凭借修养身心总还是可以增加数年生命的。多出来的这几年生命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他认为，如果能多活几年，只要勤勤恳恳，部署周密，他就能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想到这些，曹操不仅不再因暮年和多病而忧伤，相反他“壮心不已”起来，他要用永不停止的理想追求和乐观奋发的战斗精神，永葆自己思想上的青春。于是，曹操挥笔写下了令后世慷慨之士击节的千古名作《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首“傲气横语”，笔夹风雷，激昂高亢的四言诗一扫东汉中期以来萎靡不振的诗风，逼真展示了一个暮年英雄“梗慨多气”的风骨，奏响了“建安风骨”的最强音，千百年来，这首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老当益壮的创业者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虽然在短时间内组织实施大规模的统一战争不现实，但是曹操晚年还是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自己“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生命观，完美的执行了自己的“暮年计划”。建安二十二年（217），六十三岁的曹操亲自率军南征孙权，在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县北）大败孙权，迫使孙权求降，并在表面上奉北方政权为正统。建安二十三年（218），曹操率军进抵汉中，与刘备在阳平关（今甘肃宁强县境内）激战并取胜，虽然曹操尚不具备乘胜追击刘备入川的能力，但是此战也打消了刘备的北上图谋。建安二十四年（219）正月，曹操再次亲自西征刘备，与刘备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激战，双方互有胜负。为了尝试入川，同年七月，曹操从汉中移兵到南方的樊城（今湖北襄阳樊城区），试图从东边进攻刘备，襄樊会战，曹操打败关羽，关羽在撤退的路上被孙权擒杀，此战打乱了刘备的战略，并成功的拆解了孙刘联盟，极大削弱了刘备的实力。
我们常常把曹操作为三国人物，其实，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去世之后，魏、蜀、吴三国才相继建立。作为军事统帅，曹操手中所握的宝剑是属于“建安”的；作为著名诗人，曹操手中所握的笔抒写的是“建安风骨”。以上，我从三个阶段展现了曹操丰富多彩的军事生涯；同时也分三个方面总结了曹操诗歌忧国忧民、慷慨激昂和壮心不已的“建安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