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网站用户
韩愈（768-824）和柳宗元（773-819）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作为“唐宋八大家”中“唯二”的唐代文学家，他们的名字常常被后人并在一起谈论，即所谓“韩柳”。固然韩愈和柳宗元在政治思想追求和文学艺术追求上是“同志”关系，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将结合时代背景、韩柳人生经历和韩柳的文学活动，从三个具有相互联系的方面来探讨韩柳的同中有异，即：同中有异的政治理想，同中有异的儒学观念，同中有异的文学追求。同中有异的政治思想源于他们同中有异的儒学思想，同中有异的文学实践则是为了配合他们同中有异的政治实践。
一、同中有异的政治理想
从贞观时期到开元时期，唐代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一直运行完美，“盛世”也接二连三出现。天宝、宝应年间爆发的“安史之乱”（755-763）砸碎了这种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此后，朝廷中的朋党势力、后宫中的宦官势力和地方上的藩镇势力分别夺取了一部分君主权力，君主与这三大势力一直在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大唐帝国如同一棵干弱枝强的老树，颤巍巍的站立在飒飒的西风之中。
唐德宗（779-805年在位）前期颇有作为。唐德宗的父亲唐代宗是宦官拥立的，在位期间宦官势力不可一世，唐德宗继位后严厉打击宦官势力，宦官伺机反扑。在朝廷中，唐德宗则剥夺了“安史之乱”平叛功臣郭子仪的兵权，为了安抚郭子仪的不满情绪，他分封了郭子仪的几位部将做地方节度使，这种剜肉补疮的措施进一步强化了藩镇势力。建中四年（803）爆发了藩镇发动的“泾源兵变”，唐德宗被迫任用宦官为禁军统帅保护皇室人员的生命安全，并委派宦官进入朝廷中枢，以防叛乱藩镇跟朝廷官员结盟。同时，唐德宗又仰赖其他藩镇镇压叛乱藩镇。此后，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愈演愈烈，而朝廷大员为了夺权也开始酝酿结成朋党，唐代的政治危机不仅回到了原点，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
韩愈、柳宗元分别于贞元八年（792）、九年（793）进士及第并入仕，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升任监察御史，柳宗元升任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监察御史），二人逐渐接近上层统治集团。这时候正是唐德宗统治后期即社会矛盾呈现激化趋势的时期，改革现实的政治体制，维护行将坍塌的“大一统”政治局面，是这时期任何一个意欲有所作为的封建官僚的政治方向选择，韩愈和柳宗元也不例外。在韩愈、柳宗元开展政治活动的唐德宗后期到唐宪宗（805-820年在位）时期，朋党问题尚不严重，韩愈、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主要是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
在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中，三公、六部、九卿等朝廷官员对皇帝负责，地方官吏是不可染指朝廷事务的，身在后宫的宦官更是不允许进入前庭的。韩愈、柳宗元倡导打击藩镇势力和宦官势力，其目的就是强化朝廷大臣的实权和君主的实权，从而恢复和维护以君主为中心的君臣治理天下的“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但是，在如何恢复君臣实权的问题上，韩愈和柳宗元的做法是有所不同的，柳宗元主张对藩镇和宦官一并打击，韩愈倾向于把打击的主要方向放在藩镇上。
年龄轻于韩愈，入仕也晚于韩愈的柳宗元更早进入了朝廷中枢。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驾崩，其长子李诵继位即唐顺宗。唐顺宗一反其父仰赖宦官和藩镇的国策，改为仰赖朝廷大臣，他继位不久就责成翰林待诏兼户部侍郎王叔文等实施抑宦削藩的政治改革，即永贞革新。王叔文迅速组织起一个包括翰林学士王伾、尚书中丞韦执谊、度支判官刘禹锡等忠诚于自己的革新团队，柳宗元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参与革新，而韩愈一年多前因得罪京兆尹被贬为地方县令，不在京城，加之永贞革新运动仅仅持续三个多月就失败了，因而韩愈没有参加这次革新运动。
革新运动刚刚开始，唐顺宗就于四月份因中风卧床不起，不能亲政。在唐顺宗允许下，王叔文、柳宗元掌管朝政，积极推行革新主张，这些主张主要包括：把各地藩镇垄断的盐铁转运大权收归户部度支尚书，把宦官掌握的兵权收归兵部尚书，整顿地方吏治，罢黜五坊宦官，裁剪后宫人员等。永贞革新立即受到藩镇势力和宦官势力的联合抵制，藩镇叛乱时有发生，而三个多月后，宦官俱文珍等逼迫唐顺宗禅位给太子李纯（唐宪宗），永贞革新被喝止。由于藩镇趁机跟宦官争夺权力，唐宪宗在宦官势力的夹持下，采取了进一步强化宦官权力的措施，既打击朝廷大臣王叔文集团的夺权行为，又打击藩镇势力。不久，王叔文等被赐死或流放，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从此再未进入朝廷中枢。
在永贞革新失败之际，韩愈被调回朝廷，任国子博士，两三年后兼都官员外郎，元和九年（814）更升任知制诰。虽然没有参加永贞革新的韩愈官员亨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韩愈的政治理想不是抑宦削藩，只是现实的情况迫使韩愈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唐宪宗仰仗宦官，抑宦不仅是对君主不忠，而且也是不可能有效的，而削藩却可以得到皇帝乃至宦官的支持，削藩可以在强化宦官权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君权和大臣的权力，不失为加强君主集权制度的一条权宜之策。
因此，韩愈不仅积极倡导削藩，而且亲自参加讨伐叛乱藩镇的军事行动。比如：元和九年（814），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十二年（817），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裴度欲率兵征讨，朝廷中多有大臣畏惧吴元济势力，劝谏裴度忍让。韩愈怒斥这些大臣，上《论淮西事宜状》，陈说平淮的方略和具体措施，力主裴度出兵，并主动担任行军司马。三个月后，裴度生擒吴元济，韩愈应诏撰写了《平淮西碑文》。淮西叛乱被平定，虽然宦官的威胁被减小了，但是君权和大臣的权力得到了提升。裴度获勋上柱国，进封晋国公，主持朝政；韩愈因功先后被升为刑部侍郎、兵部侍郎。
柳宗元、韩愈相继践行自己恢复君主专制体制的政治主张，柳宗元的失败看起来是唐顺宗突然驾崩所致，其实是宦官势力反扑的结果。韩愈汲取柳宗元的失败教训，采取借力打力的措施，有效的抑制了藩镇势力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加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
二、同中有异的儒学观念
韩愈和柳宗元都是儒家弟子，他们都奉行“以天下为己任”的“大一统”思想，努力参与社会生活，在为君分忧的同时践行自己“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本文前一部分所谈的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参与削藩，都是他们在自己的儒学教养指导下的社会活动。不过，韩愈、柳宗元对于儒学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这决定了他们在参与维护儒家所倡导的君主至上的行动中有着不一样的结局，柳宗元失败了，韩愈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
韩愈和柳宗元在儒学大方向上的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基于“大一统”的道统观。
韩愈在《原道》中详细解释了他的道统观。他认为，“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即治理国家以孔子的仁义思想为宗道，实现全民仁义的手段则是推行礼乐制度，辅以法律制度。作为臣子应怎样做呢？“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可见，韩愈虽然强调君权至上，但是他又不同于孔子的唯君权论，他反对君主过于干预臣子施政，其实其儒学思想中已有“君臣共治天下”观念的萌芽。
柳宗元在《时令论》、《论语辩》等文中阐释了他的道统观。柳宗元提倡“圣人之道”和“大中之道”，所谓“圣人之道”其实就是孔子的仁义之道，所谓“大中之道”也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这都是跟韩愈基本一致的。对于臣民犯罪，柳宗元假借帝尧的话说，“朕恭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恭”，他强调了君主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性，有意提升臣子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接近韩愈的君臣观的。
韩愈、柳宗元的道统观和道统观指导下的君臣观，是他们抑制藩镇势力，加强君权和臣权的政治行动的思想基础。韩愈有所成功，而柳宗元失败了，柳宗元之所以失败，是他试图把影响君臣权力的藩镇和宦官一并剪除，是树敌太多的缘故，柳宗元的失败并不是他的道统观和君臣观的失败。不过，柳宗元儒学思想中不同于韩愈的那些地方却与他的失败有关。
正确处理君臣关系只是儒家弟子积极进取的一个方面，如何处理“天人关系”也直接影响着儒家弟子能否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中唐时期存在着儒、佛、道三派思想的激烈斗争和相互融合。在“天人关系”上，韩愈融合了儒与道，柳宗元则融合了儒与佛。这是二人儒学思想上的最大分歧。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对鬼神“敬而远之”和“人定胜天”的儒家思想，韩愈的天道观或者“天人关系”观似乎比先师们要落后。韩愈在《上考功崔虞部郎中》中说：“此时惟念以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趋时，而偃仰一室，啸歌古人。今则复疑矣。未知乎天况如何？命竟如何？”显然，韩愈认为人的努力是要从属于天命的，他甚至为此感到苦恼。韩愈怀疑人的能力超越天命，但是他又心犹不甘，所以他也鼓吹人要努力，只是一旦遇到挫折就要认命，不可强为之，为此，他在《天说》中要求人们相信天的公正性：“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
从这样的思想出发，韩愈在尚未进入上层集团之前安贫乐道，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独善其身”是道家思想的一部分。永贞革新时，韩愈没在京城，我想即便他在京城，他也不会赞成革新派把矛头同时指向宦官和藩镇的，因为虽然当时病中的唐顺宗反对宦官，但是太子（唐宪宗）却依赖宦官，“天子”、“天孙”会让韩愈左右为难的。正因为如此，韩愈晚年参与军国大事之后，他的目标紧跟着皇帝的目标，那就是只削藩，不抑宦，尽管韩愈也知道宦官势力干扰了君权的集中。
柳宗元不相信天的存在，他在《天问》中说：“斡维焉系，天极焉如？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在“天人关系”上，柳宗元认为，一方面天是天，人是人，毫不相关，另一方面，人可以利用天（自然）达到自己的目的，天（自然）可以通过人的改造而变得更美好。为此，他在《天论》中说：“天与人相交胜，还相用。”这其实与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是相近的。
从“天人相分”观出发，柳宗元对于永贞革新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不相信宦官、藩镇那些扛着天命大旗的恶势力能够阻挡“人”的进攻。当然，柳宗元迅速失败了。
失败之后的柳宗元意志消沉，他没有像传统的儒士那样用道家思想修养自己以待复出，他不相信自己此生还有复出的机会，竟然醉心起佛教来了。柳宗元的选择使我想起道家始祖老子的话——“弱之胜强，柔之胜刚”，老子还以舌头和牙齿为例解释道，人老了舌头不会掉，牙齿却会，原因就在于舌头柔而牙齿刚。韩愈虽不算柔，但刚柔相济，事业才小有成就；柳宗元则一味的刚，至刚则折焉。所以，柳宗元晚年信佛，实在是他找不到通往道家的路的缘故啊；同时，打击柳宗元的唐宪宗痴迷佛教，其周边的权臣都是佛教迷，柳宗元信佛似乎还有向“政敌”妥协的意味。
韩愈对柳宗元信佛很不以为然，甚至感到痛心。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以《论佛骨表》怒斥唐宪宗对佛教的虔诚行为。韩愈认为，佛教有碍儒家大道的推行，也有碍生养之道，不利于国计民生。对于唐宪宗痴迷佛教，韩愈甚至在文中诅咒唐宪宗。唐宪宗大骂韩愈居功自傲，欲杀韩愈，后在众臣求情下，贬韩愈为潮州刺史。韩愈以同样的理由反对柳宗元信佛，他是实在不理解柳宗元啊。无论韩愈的儒道相济，还是柳宗元的儒佛相济，说到底是他们践行儒家刚健有为观的过程中带有个人色彩的思想取舍的结果。
三、同中有异的文学追求
文与道的问题，实质就是文章服务于社会的问题，即文章要反映社会生活，干预社会生活，引领社会向先进的方向前进。孔子“诗言志”已经开始接触文与道的关系；魏文帝曹丕的名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更有自觉的文道观；而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原道》中则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观念。
然而自刘勰以来，文以明道的观念并未得到有效落实。不仅南北朝后期到初唐时期的文章追求靡靡之音，与天下走向“大一统”，社会正积极向前发展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而且即便到了盛唐时期，文章也不能很好的反映蓬勃向上的国势，以至于大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前迷失了方向。韩愈、柳宗元所在的中唐时期，拨乱反正，恢复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是时代命题，然而当时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文体仍然是六朝延续下来的追求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文章的说理乃至教化功能得不到发挥。于是，韩愈、柳宗元倡导“文以明道”。韩愈于贞元九年（793）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
“文以明道”是韩柳从刘勰那里“借”来的，但是其意义并不是刘勰的原意，也就是说，韩柳要求文章所要明的道不是刘勰所倡导的传统的儒家之道，而是要明中唐时期方兴未艾的加强君权，加强君臣治理天下的权力的特定的道。韩柳直接明确了时下文章的思想主题，“明道”就是明时下之道，使人们能够认识时下之道，接受时下之道，明道既要显示时下之道，又要达到教育人们，引领人们，完成统一思想，改造现实的任务，因此，柳宗元说“文有二道”，即“辞令褒贬”和“导扬讽喻”。
那么，怎样实现“文以明道”呢？也就是怎样改变骈体文不能明道的现象呢？韩愈、柳宗元大力倡导古文运动。所谓古文运动，表面上看，韩柳要求为文要学习先秦散体文的质朴风格，即所谓复古；其实，古文运动的实质却是立足现实并走向未来。
在思想内容上，韩愈、柳宗元反对散文阐释先秦那些过时了的经义，要求结合现实社会生活阐发先秦儒家典籍的要义，即赋予儒家传统经典以当代意义。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要把书读活，要活用传统文化，要把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实践相结合。创作实践中，韩愈紧抓自己的古文观，无论是表状、书启、序跋、祭文，还是记传、论说、碑铭，无不紧扣现实生活，选取那些有利于弘扬君主专制和君臣共治的现实生活进行描写、抒情和议论。韩愈的散文基本上都是围绕政治话题来写的，始终注意文章的讽喻性。柳宗元的散文有两大类，一类是像韩愈散文那样，以文反映现实社会，批判现实社会，提倡基于新时代的儒家道统；另一类则是描写山水的小品，这是韩愈所不曾有的。柳宗元的山水小品虽然描写的也是现实生活中本来就有的山水，但是其逃避现实政治斗争生活的倾向也很明显，这是柳宗元在践行古文运动思想性方面不同于韩愈的地方。
古文运动立足现实，走向未来的特征在语言风格的追求上也是鲜明的。韩愈提出“惟陈言之务去”，反对使用古人的语言，要求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口语，始终把创新作为语言功夫的第一要务。为了达到创新的目的，韩愈甚至要求人们写文章时要有意做到“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刻意营造出瘦硬峭拔的文风。
韩愈自己的散文大都雄深雅健，狂妄恣肆，浩气磅礴，势如破竹，颇有孟子散文和先秦纵横家散文的特征。比如其《论佛骨表》，用雄辩的语言论述了佛教传入中国与古人长寿与否的荒谬性；然后列举唐宪宗倡导佛教对当前国家削藩运动和稳固民心的不利性；说到激愤处，韩愈认为信佛会影响人的寿命，其实就是变相的在诅咒唐宪宗；但接着韩愈说自己愿意代替君主承担西天佛祖的惩罚，这固然是忠君的表现，但是其批判唐宪宗的语气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论佛骨表》通篇不用一句传统的骈文，气势依然宏大，通篇不用传统经典上的陈词，总是以最鲜活的时代语言来写，说服力更强。此外，韩愈在诗歌上也践行自己古文运动中的主张，即以险、新、奇为宗，呈现出“以文为诗”的特征。他把自己旺盛的主观意识，纵横的才气化为狠重、怪险以至于有油滑倾向的诗句中，有时候甚至以丑为美。骈文历来以诗兼文自居，韩愈的散文和诗歌是韩愈双手所持的两把匕首，同时刺向华而不实的骈文。
柳宗元虽然没有明确的关于古文语言风格方面的言论，但是他在创作实践中是遵循韩愈的相关艺术主张的。他的论说、议辩类散文同样善于思辨，且风格凌厉，语言晓畅且气势逼人，比如其《封建论》，从尧舜禹谈起，阐述了封建的产生，封建在实行过程中的逐渐落后，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郡县制在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时期艰难的实行过程，最后矛头直指当时藩镇割据对郡县制的破坏，批判藩镇割据是历史的倒退。柳宗元的寓言散文虽然用语温和了许多，但是也都是有针砭时弊倾向的，虽不同于韩愈的散文，倒也属于后人所说的“嬉笑怒骂”的范畴吧，属于讽刺小品，与韩愈的散文有异曲同工的批判效果。至于柳宗元数量很多的山水小品，那是柳宗元仕途失意之后的自我疗伤之作，作品的批判性和奇崛的艺术特征固然大大减弱了，但是其语言却是从口语中提炼的，优美，婉转，算是践行了韩愈艺术语言观的某一方面吧。
韩愈、柳宗元生活在政治动荡的中唐时期，面临着扭转乾坤，恢复大唐盛世时期君主集权制的历史任务，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中去。但是，由于韩愈、柳宗元的儒学观中分别掺杂着道家、佛家的成分，因此他们在政治活动中的取舍便有所不同，结局也就不一样了。而他们对古文运动的提倡和略有不同的创作实践也是为他们的政治活动服务的。虽然本文分三个方面论述了韩柳的同中有异，即同中有异的政治理想，同中有异的儒学观念，同中有异的文学追求。但是，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并列的，总的来说，他们的儒学观念是本，政治理想是他们儒学观念的社会实践，而他们的文学活动则是配合社会实践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