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边塞情怀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和西北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纷纷崛起，挑战中原王朝，边疆生活遂开始进入诗人的视野，起源于春秋时期的边塞诗得到了初步发展。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时期，帝国开疆拓土的步伐不断加快，汉族和塞外少数民族呈现出既相会斗争又相互融合的态势，加之朝廷鼓励士子通过建立军功获得功名，于是，边疆地区的军民生活受到诗人们的广泛关注，边塞诗呈现勃发态势，边塞诗逐渐成为唐诗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鲜明的一部分。

在边疆战争中，唐帝国经历了从攻势到守势的变化过程，加之士子们的出身、性格、建立军功的途径和军功大小不同，唐朝诗人的边塞情怀也就不同。通过梳理《全唐诗》，我们可以把唐朝诗人的边塞情怀大致分为四类：拥抱时代的进取情怀，热爱边疆的浪漫情怀，忧国忧民的感伤情怀，识透现实的批判情怀。　

一、拥抱时代的进取情怀

唐朝的历史接近三百年，开元、天宝之前是唐朝的盛世，元和时期也有过短暂的“中兴”，盛世和“中兴”能够给士子们提供建立军功的机会，因而，积极进取，拥抱时代的边塞诗大多出于这两个时期。

高适（约704-约765）是创作这类边塞诗的最具代表性的诗人。

高适自幼向往军旅生活。开元十九年至二十二年（731-735），高适北游燕赵，先后入朔方、幽州节度使幕府，天宝九年（750）、十一年（752）又曾先后入范阳、陇右节度使幕府。因军功卓著，天宝十四年（755），高适被朝廷拜为监察御史，“安史之乱”中，高适先后任淮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领兵参与平叛。“安史之乱”平定后，高适官拜刑部侍郎。在唐朝的边塞诗人中，高适取得的功名最高。长期的边塞生活和战争经历，加之身居高位，高适的边塞诗始终保持积极进取，为君分忧的功业情怀，比如他的代表作《燕歌行》。

《燕歌行》描绘了唐军与少数民族军队的作战之苦，特别是描绘了士兵的作战之苦和视死如归的战斗精神：“山川萧条极边士，胡骑凭陵杂风雨”，“大漠穷秋塞草衰，孤城落日斗兵稀”，“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为了使士兵的形象进一步鲜明，诗人又从两个方向入笔营造衬托氛围。一是描写将帅因醉心笙歌而轻敌，从而加大了士兵的作战之苦：“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二是描写士兵的家人思念生死未卜的亲人：“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燕歌行》礼赞士兵而贬抑将帅，这是诗人深入军旅生活的反映。如同士兵并不畏战争之苦一样，诗人也是不畏战争之苦的。诗在开头就点明了军人的职业操守，即报效君王，为国杀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由于开头这四句诗的基调很高，全诗所描写的士兵如火如荼的战争气氛和作战之苦，就显得壮而不悲，气势雄伟。

高适的其他边塞诗也都具有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情怀。《蓟门五首》如同《燕歌行》一样赞扬士兵奋不顾身的作战精神，所谓“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塞上》抒发了诗人“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的战争魄力；《塞下曲》发出了“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的豪迈声音。

唐朝盛世和“中兴”时期出现了很多这样拥抱时代，积极进取的边塞诗。李颀《古意》假借汉代事典表现了唐朝从军青年“黄云陇底白雪飞，未得报恩不能归”的誓死立功的意志；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赞扬了唐军将领“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的战争乐观主义精神；卢纶《塞下曲六首》之一刻画了一个强有力的射箭能够使箭头“没入石棱中”的将军形象；等等。

二、热爱边疆的浪漫情怀

有那么一批唐朝诗人，特别是盛唐时期的一批诗人，他们被唐朝军队开边战争的节节胜利所感染，荒凉酷寒的边疆在他们的眼中变得美轮美奂。他们流连在边疆，并不在意自己能否获得功名，却常常为奇异的边疆自然风光所吸引，久久不愿离去，他们的边塞诗因而具有看取生活的浪漫情怀。

岑参（约715-770）是这类边塞诗人的最杰出代表。

岑参天宝年间（742-756年）两次从军西北，先后为安西幕府掌书记和安西北庭幕府判官，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和帝国雄壮的军威使岑参深深爱上了西北边疆，边疆的日月星辰、城堞营寨、沙石草木对他来说都是那么亲切，他用浪漫主义笔墨描写了雄奇瑰丽的边疆风光，比如他的代表作《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以奇思异想的笔调描写了西域八月飞雪的壮丽景色。起首一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似乎给读者带来了景色萧杀的猜想，没想到接下来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顿时把西域拉到江南，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在这种基调的统领下，诗中的气候之寒和送别之愁都不再是人生憾事。西域是酷寒的，以至于“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但是没关系，大家饮酒听曲，不会在意寒冷，所谓“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诗虽然是因送别友人归长安而作，但是留恋边塞生活的岑参是不感到忧愁的，“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雪满天山路”如同神来之笔，用瑰丽的大雪覆盖了送别之愁。而最后两句“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看起来有诗人对友人离去的一些不舍之情，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帐中的酒还没有喝完，当友人离开了诗人的视野之后，诗人就会回到帐中继续饮酒，离别之愁旋即就会消失的。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用浪漫理想和壮逸情怀，赏玩西域的大雪，赏玩离情别绪，是诗人热爱祖国，热爱边疆生活，热爱人生的表现。全诗内涵丰富而宽阔，气势雄壮而磅礴，意象瑰丽而大气，意境鲜明而可感。《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因其出色的浪漫主义成就，历来被人们看作可以跟高适的现实主义杰作《燕歌行》并驾齐驱的盛唐边塞诗上乘之作。

通过边塞诗抒发拥抱时代，积极进取情怀，是岑参的毕生行为，其类似作品很多。《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为杜元帅判官》用浪漫的笔调描绘了蜀西跟吐蕃交界地区的“云飞不到顶，鸟去难过壁”的奇丽风光；《热海行送崔侍御史还京》描述了吐鲁番附近昼夜温差巨大的美妙感受，所谓“岸旁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灭”；《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向友人渲染了“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西域奇丽风情。

中唐之前的边塞诗，像岑参所作的这样赏玩生活的浪漫主义诗歌还有很多，王翰、王之涣、李贺都是大家。比如王之涣《凉州词》只爱“黄河远上”和“孤城万仞”的边塞奇景；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把西域音乐跟西域的“空山百鸟”、“万里浮云”、“沙尘”、“长风”等中原地区所没有的奇特景致相结合所描绘的西域风情；等等。

三、忧国忧民的感伤情怀

唐朝前期，国势昌隆，对外战争屡战屡胜，但是，胜仗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沉重的劳役和徭役的基础之上的，当统治阶级沉浸在战争胜利的喜悦中而无心顾及人民群众的巨大牺牲时，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就会滋生。“安史之乱”使唐帝国国势急转直下，唐朝中后期，帝国的边疆战争屡战屡败，庞大的得不到有效回报的战争支出只能由人民群众来承担，而失败又使统治阶级终日萎靡不振，陷入笙歌燕舞的自我麻醉之中，这就进一步加大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一些经常深入下层的边塞诗人，在日常的边塞生活中看到了帝国的危机，他们的边塞诗真实的反映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

虽然不是“专职”边塞诗人，杜甫仍然是忧国忧民边塞诗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本不是唐帝国边疆，“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乘机占领陇右，秦州遂变成唐朝和吐蕃的战事前线。“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被贬为华州（今陕西渭南华州区）司户参军，但那时候华州已经沦陷，杜甫被迫携家眷西逃，于乾元二年（759）秋天到达秦州。在被迫滞留秦州的三个月中，杜甫写了《秦州杂诗》二十首记录了他西来途中特别是他在边塞城市秦州的见闻，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老百姓遭遇的同情。

杂诗的内容非常丰富。

“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杂诗通过诗人对战乱的心惊来表现战乱对人民群众的侵扰之大。快要到达秦州时，诗人犹豫着不敢贸然入城，连身为官员的杜甫都要事先打探秦州是否有战事，生活在秦州的老百姓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秦州的关隘是显要的，但是秦州却是“莽莽万重山”中的“孤城”。谁能守住这座孤城呢？一旦守不住，函谷关几乎就可以算是边疆关隘了，诗人想到这些自然不寒而栗，发出了“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的忧叹。

“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诗人担忧秦州的安危，可是京城所在的泾渭流域大部分已经沦陷，老百姓正在遭受叛军的奴役，而自己进不能进为国分忧，拯救黎民，退不能退自谋生路，诗人一筹莫展。

“城上胡笳秦，山边汉节归”。诗人回忆起早先帝国与少数民族之间和亲睦好的情形，无法理解双方反目成仇的现实。这倒罢了，民族战争造成了“士苦形骸黑，林疏鸟兽稀”的人间惨状，诗人忧虑不已。

虽然是边疆了，但秦州的江山目前仍然在祖国的怀抱之中，杜甫知道，秦州东柯有一个峡谷，是人间胜地，“采药吾将老，儿童未遣闻”，他不敢入城，又没有回关中的路，他想在那个峡谷隐居算了。其实这是诗人的激愤之语，其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昭然诗中。

《秦州杂诗》淋漓尽致的表现了杜甫在“安史之乱”忧国忧民的情怀，其现实主义价值不亚于“三吏”和“三别”。

唐朝诗人以边塞诗抒发忧国忧民情怀的作品数不胜数。元结《贼退示官吏》痛心的描绘了叛军在广西边境争相掠夺大城市的“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的可耻行为；张籍《没蕃故人》描写了边境战争过后“无人收废帐，归马识残旗”的人间惨状；陈陶《陇西行》深切同情边疆战士战死后“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后方烈属；等等。

四、识透现实的批判情怀

唐朝的对外对内战争，无论是在其前期的“一路凯歌”中，还是在中后期的一路哀歌中，清醒的知识分子都是能够看清帝国的本质的，那就是，统治阶级在准备战争和追加战争的过程中总是残酷压榨老百姓，无论战争是否爆发或者爆发后的结局如何，受伤害的总是老百姓。这些诗人虽然也热爱帝国的边疆，但是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借边疆防守之机，大肆搜刮人民群众的行为。

中唐诗人张籍（约766-约830）就是敢于批判现实，敢于控诉统治阶级的边疆暴行的清醒的边塞诗人之一。

唐宪宗（805年-820年在位）后期，在藩镇割据、宦官擅权和牛李党争这三股绞索的共同发力下，唐帝国在经历短暂的“元和中兴”之后，遂疲于应付乱象四起的内政，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则趁机起事。漠北的回纥南下占领蒙古高原南部，并开始染指河套地区；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北上，已经侵占了唐朝广阔的陇右地区；南诏也叛乱，并向东侵占了剑南道南部；此外，契丹也在东北地区崛起。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自唐宪宗时期开始，直到唐代灭亡，历代皇帝都忙于应付边境战争，但是却屡屡吃败仗。战争大大加剧了本来就已经不堪其苦的劳动人民的负担，人民群众不仅要献出所剩无几的口粮为战争提供补给，还要把家中的几乎全部男子送上前线充当炮灰。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晚年的张籍有时受诏参与检视边境地区的战事，有时主动到边疆游历，深切感受到了边疆战争给老百姓特别是妇女带来的深重灾难，写了许多边塞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征妇怨》。

《征妇怨》借汉代官家与匈奴的战争间接反映了唐朝官军与契丹叛乱武装的战争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诗从受难最深重的下层妇女入笔，揭露现实的力度自然更加有力。汉朝汉匈战争起初互有胜负，后来汉朝胜多败少，汉朝大多数军属妇女只是呆在家中思念和担忧从军的生死未卜的亲人；中晚唐时期朝廷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基本上都是唐军失败，有时候甚至是全军覆没，军属妇女既不能呆在家里，也不能到烽火连天的前线为亲人收尸，她们只能到郊外为亲人招魂。《征妇怨》前四句就从总体上描写了这一惨状：“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后四句则选取了一个妇女典型进一步揭露战争的残酷和罪恶。都说母因子而坚强，但是，一个年轻的妇女正怀着孩子，她在郊外一边为丈夫招魂，一边为自己的未来泪如雨下，她不仅无力养活自己和孩子，而且即便她能把孩子拉扯大，这孩子又何尝不重走他爸爸的路子呢？张籍对边境战争的估算不可谓不准确，张籍死后，唐帝国的边境战争一直持续了近八十年，直到帝国灭亡，而《征妇怨》中那个遗腹子成年后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批判统治阶级因内政不休而引发的边疆战争，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这样的边塞诗创作贯穿唐帝国的始终。盛唐边塞诗人刘湾《出塞曲》借一个从军少年的经历揭露了“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的统治阶级发动战争对人民群众所设的骗局；中唐边塞诗人李益《五城道中》表现了军人因赏罚不当产生的反战情绪即“寝兴倦弓甲，勤役伤风露。来远赏不行，锋交勋乃茂。未知朔方道，何年罢兵赋”；晚唐边塞诗人李山甫《兵后寻边》描绘了“卷第朔风吹白骨，柱天青气尽血啼”的边疆人间地狱状况；等等。　

纵观唐朝接近三百年的兴衰史，扩边战争和守边战争如影相随。《全唐诗》是唐代接近三百年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其中，边塞诗是最丰富多姿的一部分。帝国的兴衰，影响了战争的结局；战争的支出加剧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群众横征暴敛的程度；士子们建功立业的热情也会因自身情况和边境战争的走向而发生变化，部分头脑清醒的士子甚至走向帝国的对立面。因此，唐朝的边塞诗抒发了诗人们的不同情怀：或者如高适一般拥抱时代的进取情怀；或者如岑参一般热爱边疆的浪漫情怀；或者如杜甫一般忧国忧民的感伤情怀；或者如张籍一般识透现实的批判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