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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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兴起。1919年上半年先后出现两大小说社团：一是以矛盾等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文学研究会”，二是以郁达夫等为核心的浪漫主义小说流派“创造社”。其中，现实主义小说发展更快，影响更大。
现实主义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产生诸多分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支是发轫于鲁迅的“乡土小说”。乡土小说自觉实践鲁迅小说批判“国民性”的创作观，并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碰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作为文化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思辨性文化特征，从而有别于矛盾、赵树理等全景式展现旧中国农村面貌的农村题材小说。
乡土小说的创作方向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乡土小说的主流是废名、台静农、王鲁彦等居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批作家创作的用笔严肃的小说，而沈从文创作的笔墨相对“轻松”的“湘西小说”虽是“非主流”，却在后来逐渐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本文将在分析“湘西小说”思想内容特征之后，简要探讨这种特征之所以能够出现的两大原因。
一、“湘西小说”中湘西人的“从容”
湘西是一个地理概念。狭义上看，湘西是指当代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云贵高原东侧的武陵山区，是以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辖吉首市和龙山、永顺、保靖、花垣、凤凰、泸溪、古丈七县。但是，历史上的湘西是广义的，也就是今湖南西部地区，包括今张家界市大部，湘西自治州全部，怀化市全部，以及邵阳市、常德市一部分，共二十余个县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说的世外桃源位于晋代的武陵郡，也就是今天武陵山区东侧的常德地区，在广义湘西范围内。笔者本文所要探讨的沈从文“湘西小说”中所描绘的湘西也是这样的大湘西。
湘西西部有云贵高原，北部有鄂西山地，东部是广布的湖汊，南部东南部是雪峰山脉，这些就使得湘西相较于湖南其他地区，相较于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来说，来得更加闭塞。“湘西小说”首先所要表现的就是相对闭塞的湘西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那落后的文化，其次要表现的是湘西人渐进性的文化觉醒状态。
“湘西小说”给我们展示的湘西人生活的最鲜明特点就是“从容”。
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之一。《边城》以湘西的一个小镇作为湘西的缩影，描绘了湘西风物的这种“从容”状态，表现了湘西人的这种“从容”面貌。
不管外边的世界怎么“折腾”，不管外边的世界怎么精彩，湘西的山和湘西的水年年都那么和谐，山泡在水里，不染尘埃，水绕着山流，不起波澜。“山路如弓弦”，“溪流如弓背”，数千年来却从未看到过任何一支从湘西射向外边的箭；湘西的水不是不可以深，但是即便那水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它依然是“清澈透明”的。山上有树，或高或矮，或疏或密，都长得规规矩矩，树上有鸟儿，从不惊慌失措的乱飞。
优美的湘西风景永远是透明的，它终年散发着清新的气息，而在这样的风景中的人们也都是率真的、善良的，他们就如同湘西那些野塘里的鱼虾，与湘西的一水一草共呼吸，因而湘西的人情也是从容的。首先，日常生活是从容的。人们年复一年的以善良的方式编织着自己生老病死的过程。店铺永远是那些店铺，年年的货品没见增加也没见减少，年年的生意都是那样不好也不坏。渡口只有一条小船，摆渡的人是固定的，渡河的也总是那些人，给点过河费和不收过河费的“争执”一天又一天以相同的方式发生着。其次，爱和悲伤也是从容的。围绕大自然的女儿翠翠的爱情，杨兵马为翠翠的母亲殉情而死，天保和傩送跟翠翠的“三角恋爱”以及爱情的悲剧，顺顺跟翠翠爷爷发生的矛盾，以及翠翠爷爷的死，天保的死，傩送的下落不明，等等，一切不如意都有条不紊的发生着，而且好像所有的错都可以原谅，好像谁都没有犯什么错，一切对和错就跟季节更迭没什么区别。
沈从文的其他“湘西小说”也是如此。在《萧萧》中，主人公萧萧简直就是喝着湘西的风长大的，心理世界像湘西的小溪一样可以被一览无余，在山坡上“污辱”了她的花狗可以污辱得非常体面，像“剪刀一样”的婆婆一点都不令人生厌，“未读子曰”的族长虽然很“专制”却并没有人感到不舒服，他们和萧萧一样都是湘西山水的化身。在《柏子》中，船夫柏子虽然赚钱不多，但是花几个铜板他就可以去偷妇人，妇人很大方的收了他的钱，“交易”进行的顺顺当当。可以说，湘西人所有的“罪恶”或者缺点都被湘西的原始山水给溶解掉了。
湘西人的“从容”说到底是湘西地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的产物。湘西的闭塞可以说历时已久了。早在东晋时期，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曾经塑造了中国古代的一个世外桃源，地点就在湘西。武陵的一个渔夫发现了一处世外桃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人们“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桃花源记》中，陶渊明表明，故事是他听到的，不仅他本人，包括武陵渔夫都没有深入到桃花源人们的生活中去，其实，桃花源中不会没有诸如嫉妒、霸王餐、偷情等“罪恶”，只不过那些“罪恶”都被湘西桃花源那一尘不染的山水田园给原谅了，他们的生活形态应该跟沈从文“湘西小说”中所描绘的湘西人的生活形态是一致的。如果说，陶渊明创造了东晋时期湘西的田园牧歌的艺术世界，那么，这个艺术世界在漫长的一千五百年的时间里，就一路“从容”走来，一直走进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
二、“湘西小说”中湘西人的觉醒
当然，“湘西小说”中湘西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固然是“从容”的，但是这种从容已经开始出现缓慢的变化，这就是“湘西小说”所反映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湘西人生活的另一个特点——觉醒。
《边城》中有句话说：“一个人记得事情太多真不幸，知道的事情太多也不幸。”恰恰《边城》中的湘西人不仅记得的事情很多，知道的事情很多，而且经历的事情也很多，这就注定了他们不再如传统的湘西人那么“幸运”了。每天发生了许多事，但是《边城》中湘西人总是一如既往的几乎麻木的承受着，日子依旧静静的向前流淌，而翠翠似乎有点特殊。在一个暮色笼罩的溪边，翠翠独自坐在那里，她“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渡的人，就忽然想哭起来”，翠翠显然跟其他湘西人不一样了，也跟在渡船上摆渡的爷爷不一样了，她似乎并不很喜欢静谧的黄昏，不很喜欢幽雅的暮色，她感到了一丝凄凉，一份孤寂，她似乎对这种千年不变的生活感到了些许悲哀，到底是什么改变了她，翠翠自己还不知道，作家也没有明言。“月光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这时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太美了……她似乎为了等待这样的歌声”“沉默了许久”。“隔溪”的歌声湘西人时常听到，见惯不惯了，但是翠翠却似乎听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翠翠不很清楚，作家也没有明言。“隔溪”虽然不远，但是“隔溪”的歌声却在翠翠的心里产生了恍如隔世的感觉，其实那就是来自外界的召唤，来自外界的诱惑，虽然这种召唤暂时被湘西的风情给淡化了，虽然这种诱惑暂时被湘西的风情给稀释了。
《柏子》中，柏子跟妇人的“交易”完成了，“他的板带钱是完了”，不过柏子很兴奋，祖祖辈辈的男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拼死拼命赚点钱，一半用在自家的婆娘身上，一半用在别人家的婆娘身上，这在湘西是天经地义的。释放完自己雄性能量的柏子，一边兴奋的撑着妇人的船，一边“轻轻地唱着《孟姜女》、唱着《打牙牌》”，但是唱到“预定的《十八摸》便不敢唱了”。柏子为什么跟传统的湘西人有点不一样了？他怕什么？因为妇人正坐在船尾给她的小丈夫喂奶呢。柏子偷了一个吃奶孩子的女人，有什么好怕的，而在湘西，人们偷成年男人的女人都是正常的，柏子的这份“耻辱心”从何而来呢？柏子使船，从事湘西跟湘西以东地区的货物贸易，很显然，柏子的内心世界开始受到外界的缓慢影响。
湘西注定将要改变了，无论湘西人愿意还是不愿意接受。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当改变一旦开始，改变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这在《长河》中表现得最突出。《长河》的主人公夭夭乍看起来有点像《边城》中的翠翠，她纯真，美丽，善良，活泼，有时候也会傻傻的瞎想点什么，但是，与被人糟蹋了都能够默默接受的翠翠不同，当保安队长在夭夭面前表演荤段子，想借机占夭夭的便宜甚至想霸占夭夭时，夭夭觉得保安队长的表演“不太高明，有点傻相”，她毫不畏惧的抽身出去，然后她说：“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比起翠翠，夭夭更加不像湘西人了。夭夭之所以能够这样，这不仅与她比起翠翠来说更多的受到外界的影响有关，也与同样受到外界影响了的保安队长有关。传统的湘西人占女人的便宜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是纯真的友情发展的“意外”结果，而保安队长跟夭夭没有什么友情基础，他怀揣着肮脏的动机，他的肮脏灵魂是被外界改变了的，他已经不是传统的湘西人了。三黑子是个健壮硬朗的青年，“为人心直”，活跃，这些都是湘西人早先就有的特点，但是三黑子能够看出湘西开始出现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并敢于直截了当的与之抗争，对于保安队长，三黑子没有像夭夭那样用机智的方式躲避，而是直呼“我总有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显然，三黑子的斗争有从保安队长身上向外扩大化的趋势。
“湘西小说”从湘西质朴的风物风情写起，写到最后，湘西的山还是那样苍翠，湘西的水还是那样澄净，但是湘西的人开始不一样了，湘西也就将不再湘西了。看来，即便湘西的生活状态一成不变的延续了数千年，也依然要在近现代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影响下发生不可逆转的改变。
三、时代特征催生“湘西小说”
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及二十世纪初爆发的辛亥革命，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的方式。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先后通过立宪和革命的方式拯救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展开了拉锯式的斗争，这种斗争主要发生在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大小城市，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但是斗争的最大成果是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诞生准备了领导核心。
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斗争对中国农村的影响远远小于城市，对湘西这种偏僻地区的影响就更是微乎其微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及其之前，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首发于湖北，湖南距离湖北不远，理应尽快受到影响。实际上湖南确实也很快就响应了湖北的革命，但是无论是湖北还是湖南，乃至于其他各省，所谓革命其实就是孙中山以松散的方式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诞生于封建阶级内部的新军阀的联合“革命”，这些新军阀盘踞在人口相对集中、物资相对丰富的大中城市，所以革命也就以大中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的起义为主要方式，只要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封建新军阀控制住了大中城市，一个省也就被控制住了，小城市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基本上直接接受省里下发来的政局改变了的公文就是，而像湘西这样的闭塞地区，甚至连公文都不必发下来呢。鲁迅先生的著名小说《阿Q正传》、《药》、《风波》等都典型的反映了辛亥革命的这种自上而下却不能发动群众的革命形态，阿Q到城里转了一圈，就认为自己是革命党了，而他眼中的革命就是“咔嚓”砍脑袋，以及抢秀才娘子和象牙床。华老栓明知道被封建政府处死的是以解救劳苦大众为使命的革命党，却依然要用革命党的鲜血蘸馒头给他的儿子治病。
“湘西小说”继承了鲁迅小说对落后国民性的描写和刻画，并通过这种描写和刻画来反映辛亥革命没有影响到偏僻落后地区的这种事实。在湘西，没有什么人谈论过辛亥革命，革命跟湘西人的生活没有什么联系，无论大城市里发生怎样的枪战和改朝换代，湘西人都是如几千年来一样按部就班的劳动交租子、娶亲生孩子、赌博偷汉子。《夜渔》中有几句话形象的反映了湘西人跟外界的辛亥革命的关系：“天上的彩霞做出各样惊人的变化。满天通黄，像一块奇大无比的金黄锦缎”，“他们照往日样，各据着一条矮板凳，坐在院坝中说笑”。在《贵生》中，五爷正心满意足的在床上搂着新人金凤做梦，不料桥头杂货铺被人烧了，没人思考失火的原因，鸭毛伯伯对五爷说：“这是命，五爷，这是命。”
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引起军阀割据的恶劣后果，资产阶级被迫跟北洋各派军阀进行军事混战，但是这种混战仍然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占领大中城市作为主要目的，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并没有被资产阶级所吸取。而在资产阶级跟北洋军阀以及资产阶级内部各派的混战中，西方列强纷纷介入，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中国革命的前景越发暗淡起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入研究辛亥革命，深入研究中国社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略勇气和战略定力走进乡村，走进中国每一片贫瘠的土地，与她只能依赖和必须依赖的工农大众同呼吸，共患难。中国共产党当然忘不了湘西这块土地。贺龙是早期觉醒的湘西人代表，两把菜刀把湘西引向火热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湘鄂西、湘鄂川黔等革命根据地都囊括了湘西地区，湘西的大部分县都是革命老区。
作为沈从文后期“湘西小说”代表作的《长河》就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湘西和湘西人的巨大影响。小说写的是湘西辰河两岸的悲欢和社会变化。小说的开头就直接把湘西人的变化交待出来了。这里盛产柑橘，陌生人来到这里，买与不买都可以尽管吃，这看起来似乎是湘西人传统好客的特征，其实不是，由于战乱，柑橘卖不出去了！很明显，外界的风云变化深刻影响到了湘西。除了前文提到的夭夭、三黑子、保安队长，小说中的几乎每一个人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如，有的孩子考入省立师范学堂，“待到暑假中，儿子穿了白色制服，带了一网篮书报，回到乡下来时，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之忱。母亲每天必为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当早点，培补元气，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乱说。”受了一点“现代”教育的儿子竟然使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都丧失了。再如妇女教育，传统的湘西人对女孩子的教育不外是“二度梅”、“天花雨”这些才子佳人故事，或者是七仙女下凡之类的传统戏文，但如今妇女直接参与社会生活，参加识字班，学习种牛痘，破除封建迷信，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与《边城》相比，湘西的山水还是那样碧澄，但是湘西人早已不是传统的湘西人，湘西人正在把外界的新事物引入湘西，正在把湘西交给火热的中国新时代。
四、作家的特殊经历催生“湘西小说”
固然作家未必是大学培养出来的，但是作家很少不跟大学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沈从文却是个“土包子”，而且他还是“匪兵”出身。
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湘西凤凰县。虽然他的父亲是清末官军的低级军官，母亲也略识一些字，但是家庭对他的教育基本是“散养”的，所以沈从文读私塾经常逃学。不过沈从文逃学倒不是去掏鸟蛋，或捉知了，而是四处观光，或者是沿街看店铺做买卖，或者钻进小巷子里看人们打牌，或是到城外的庙里去看和尚念经。他看湘西风光，看湘西人的形形色色的事儿，这为他日后创作“湘西小说”积累了素材。辛亥革命期间，沈从文还会趁着逃学的机会跑去天王庙大殿前的草坪上看革命党杀人，看军阀杀革命党，被杀的人是对立的两派，但是刽子手却还是那几个人，杀人时，往往是由犯人自己投竹签然决定生死，投两根竹签下去，一俯一仰的就释放，两根全仰的就杀头。这种带有湘西人独特色彩的社会生活形式日后也成为“湘西小说”的精神来源之一。
辛亥革命数年后，靖国联军第二军第一支队进驻湘西。所谓靖国联军，其实就是地方军阀，这种军阀根本不听中央政府的，沈从文后来在自传中称他们为“匪兵”。沈从文初中毕业时就辍学参加了这支军阀队伍，还因为自己会写点文章而做了下层文书，他就这样开始了他的“从文”生涯。此后数年间，沈从文随军阀部队在湘西四处迁徙，目睹了军阀的种种恶迹：杀人如同儿戏，常常是不分罪大罪小的几十个人一块儿杀；所谓清乡，就是抢劫富人财物以充军费；所谓征伐，就是向附近的军阀抢夺物资；所谓军商，就是从事罪恶的鸦片贸易。“军旅”生活影响了沈从文日后许多“湘西小说”的创作。他随部队行军到龙潭，见识了用木头编制的渡筏，欣赏了龙潭的秀丽山水，感悟到了龙潭的淳朴民风，龙潭其实正是《边城》中故事情节的主要发生地。部队与邻县的军阀作战，捉住了一个漂亮的女俘虏，看押她的士兵趁机糟蹋了她，从而引起其他没能上手的士兵们的不满，大家要求根据军规枪毙这个士兵，但是后来经过军官做工作，事情不了了之了，《萧萧》中的部分情节就有这件事的痕迹。
沈从文不仅在军阀部队中学会了刻印章、写草书、做“四不像”的律诗，这些都提升了他的文艺素质；他还经历了自己的初恋，初恋的对象也是湘西人，这有助于他进一步了解自己同乡的纯真情感。更加重要的是，1922年，部队长官决定培养沈从文，以“公费”送他到北京读书，指望他从北大毕业后回部队做参谋长，当然后来沈从文不再回去了。“公费留学”为沈从文接触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文化提供了机会，使他能够近距离感受到鲁迅、周作人、胡适、朱自清等新文学巨匠的风采，并受到他们的感染。走出湘西也为他与富家才女张兆和的爱情和婚姻带来了机会，沈从文能够完成学业，张兆和的家境功不可没，沈从文能够能够在文学事业上有巨大成就，张兆和的才学功不可没。
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正是在北京酝酿的，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文学革命在北京已经进入新阶段，其典型标志之一就是由鲁迅推动，许钦文、台静农等作家努力创作的“乡土小说”的崛起。“乡土小说”作家们紧紧围绕批判国民性弱点这一主题，不断向国民性深处开掘，小说的思辨色彩越来越鲜明。但是随着“乡土小说”的作家队伍越来越庞大，许多小说写得越来越像批判稿了，沈从文在接受“乡土小说”批判国民性弱点的同时，敏锐的看到了“乡土小说”的弊端，他在创作“湘西小说”时就尽可能的克服了那些缺点，把社会功利意识均摊在小说的情节中，使之不露痕迹，重视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国民性，避免作家自己为小说中的人物代言。
1943年冬天，文学上功成名就的沈从文从北平回到湘西老家，亲身体会到了家乡的巨变。他说：“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沈从文惊讶于家乡的变化，并特意住了一段日子，作为其“湘西小说”代表作之一的《长河》就反映了湘西的这种变化。
“湘西小说”虽然发源于“乡土小说”，但是它不仅思想内容有别于后者，而且表现思想内容的笔法也有别于后者，这与沈从文在北京期间主动接受了周作人和朱自清散文笔法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周作人的散文意境空灵，语言清新淡雅，从容平和，能够化思想于舒缓的行文之中，这种艺术特征与湘西人的生活状态有异曲同工之妙；朱自清的散文融叙事、写景和抒情于一体，叙事声情并茂，景物描写缜密细致，情感真挚感人。“湘西小说”中湘西那万里无云的天，清澈见底的水，薄薄的雾霭，湘西人那散淡舒缓的生活方式，善恶“模糊”的世界观，都有周作人散文的影子；“湘西小说”那点点滴滴的故事，那美丽的风景，那形散而神不散的文法结构，那优美而睿智的语言，都有朱自清散文的影子。沈从文就这样把周作人和朱自清的散文笔法引入“湘西小说”创作，从而使他的“湘西小说”呈现出虚实相合、情景相融的诗意色彩和散文美。
总之，沈从文主动接受了鲁迅、台静农等人“乡土小说”的价值观取向，并对之作更加艺术化的处理；主动接受了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散文笔法，并对之作小说化处理；他以自己最熟悉的湘西的风土人情为载体，通过塑造一群集真善美于一身的湘西人的艺术形象，描绘了湘西人淳朴本真的“从容”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以及湘西和湘西人在近现代社会生态影响下的变化，构建了他自己的小说艺术世界，从而使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花园里开放了一朵淡雅堪比水仙的奇葩——“湘西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