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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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崇祯年间（1628-1644），北方旱灾、水灾连年不断，大批百姓破产沦为流民；天灾又引发瘟疫，地方社会处于崩溃边缘。与此同时，昏昧的崇祯帝自毁长城冤杀了将军袁崇焕；朝廷内洪承畴、杨嗣昌等相继专权；满人陈兵山海关外，静待大明时局恶化以图中原。内忧外患的大明政局终于酿发了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
李自成起义风卷残云般推翻了明政府。不久，明朝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降清，清军入关，李自成战败西逃。而明朝旧贵族在南逃过程中成立南明小政权。清军出京南下，欲剿灭残明、张献忠部及李自成余部，统一全中国。
急剧变幻的时局在明朝遗民大儒们的心中留下了各不相同的投影，但是时代根本不给他们关于何去何从的长期思考，这些大儒遂分化、集结，形成三派。
一派以顾炎武（1613-1698）、黄宗羲（1610-1695）等为代表。他们追随南明政权，从事抗清斗争，失败后隐居各地，以余生检讨明亡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抗清派。
一派以钱谦益（1582-1664）、吴伟业（1609-1672）等为代表。他们先随南明政权抗清，后放弃抵抗投降清廷，但是他们此后一直生活于内疚之中。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降清派。
第三派以宋琬（1614-1674）、施润章（1618-1683）等为代表。他们在明亡前没有入仕，明亡后遂直接仕清，他们主张满汉和睦相处以图共创盛世。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仕清派。
虽然明朝遗民文人在选择人生道路上有以上抗清、降清和仕清之别，但是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对明朝的灭亡感到痛心，他们的诗文中自然也都流露出时代的感伤情绪。基于此，本文将从这三派的共性和区别出发，分三部分展开论述，即：抗清派——时代的感伤和历史的拷问；降清派——时代的感伤和心灵的忏悔；仕清派——时代的感伤和未来的期盼。
一、抗清派：时代的感伤和历史的拷问
顺治元年（1644），南逃的明朝旧贵族史可法拥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小政权。第二年，弘光帝被清军所俘，绍兴和福州遂分别建立朱以海的南明小政权和郑成功等人拥立的朱聿键的隆武小政权。崇祯三年（1646），郑成功等又拥戴继续南逃的朱由榔在肇庆建立永历政权。
在这些南明小政权的召唤下，明朝遗民士大夫纷纷南奔追随，加入到抗清复明的斗争中去。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阎尔梅、归庄、屈大均、陈恭尹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均是这样的士大夫。比如：顾炎武以兵部司务直接参加弘光政权的南京保卫战，后又参加抗清义军组织的苏州等城池保卫战；阎尔梅平毁自家祖坟，以示不复大明誓不回家，并散尽财产，组织义军拱卫弘光政权；屈大均自江北一路从事抗清活动，搜集重要情报奔赴肇庆投奔永历政权；陈恭尹继承父志，一边参加各地抗清义军，一边奔赴肇庆永历政权。
然而，清军势大，而南明各政权之间因争夺正统地位自我削弱实力，各政权内部官僚又争权夺利，农民起义军和地方大地主组织的义军跟南明政权或不共戴天，或缺乏联系，看似轰轰烈烈的抗清复明运动遂逐渐落潮。随着最后一支主要抗清武装郑成功部于顺治十八年（1661）渡海入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这些抗清学者遂隐居民间，从事学术活动。
隐居期间，明朝遗民抗清派大儒带着对大明王朝深深的眷恋之情，在自己的诗词中反复吟唱着时代的哀歌。
王夫之（1619-1692）有一首词《点绛唇·牡丹》，词是这样写的：“不道人间，消得浓华如许色。有情无力，殢着人相识。阅尽兴亡，冷泪花前滴。真倾国，沉香亭北，此恨何时释。”
词中提到的沉香亭是唐都长安兴庆宫东北角的一个亭子。所谓“沉香”，是指这个亭子的周围栽了成片成片的牡丹，牡丹开花季节，亭子里迷漫着浓郁的花香。唐玄宗在那个时节常常携杨玉环过来赏花，饮酒，对诗。不过，亭子以及兴庆宫后来先有限毁于“安史之乱”，再彻底毁于两宋之际的金人铁蹄之下。
词人设想自己置身于沉香亭旁的牡丹丛中，这种硕大的牡丹花朵正如同以胖为美的大唐美人，昭示了大唐帝国的辉煌。但是，“安史之乱”的硝烟“熏黑”了牡丹园的同时，也宣布了大唐帝国繁荣时代的终结。
“安史之乱”是北方少数民族冲击汉族文明的一次成功尝试，它不仅是大唐由胜转衰的标志，也是汉族封建统治形态的分水岭。宋代文人无不明白这一点，所以王夫之此词中的“沉香亭北”四字当与辛弃疾有关。辛弃疾面对金人铁蹄践踏后的沉香亭曾禁不住“为呜咽”，并写有“沉香亭北繁华歇”的词句。著有《宋论》的词人王夫之当然比宋人更加明白沉香亭的兴衰所昭示的道理，他在这首词中借古咏今，借辛弃疾“呜咽”金人铁蹄下的沉香亭，写自己“呜咽”毁于清军铁蹄下的美如沉香亭，盛如盛唐的大明王朝。
陈恭尹（1631-1700）于抗清失败后隐居广州。有一次，在北上游览苏州虎丘时，他回忆起刚刚过去的抗清经历，感慨万分，写了一首七律《题虎丘壁》：“虎迹苍茫霸业沉，古时山色尚阴阴。半楼月影千家笛，万里天涯一夜砧。南国干戈征士泪，西风刀剪美人心。市中亦有吹篪客，乞食吴门秋又深。”
诗人置身于标志着春秋末期吴王霸业兴衰的虎丘，由历史的沧桑之变想到了改天换日的明清易代。虽然零零星星的抗清斗争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还有一些，但是他知道，恢复明帝国已经不可能了。
诗人似乎并不痛恨满人，他在诗中痛斥了早前南明小朝廷的权贵们在国破家亡之际仍然饮酒作乐的行为，这些人真的比当年的吴王还要无耻啊。而诗人再看看虎丘周边的苏州城，大清的江山还没稳固，苏州到处都已经麻木得笙歌燕舞了。诗人想到这些，看到这些，怎不潸然泪下呢！
抗清派遗民隐居期间还含泪思索着明亡的历史教训。这些大儒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儒，关键就在于他们在清初隐居期间通过总结历史教训，开辟了有清一代经世致用的儒学新道路。
顾炎武提出“明道救世”的理论主张。顾炎武认为，明朝的灭亡与贫富差距巨大以至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有关，为此，他要求执政当局“以富生为本”，士大夫救世要以“利民富民”为本。他进一步认为，明亡的主要原因更在于“郡县之弊端”和“其专在上”，这是对君权的怀疑，这种怀疑直接触及了封建君主专制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于天下之人”的民主口号。
黄宗羲批判封建君主“家天下”的现象。他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因而明亡就源于明朝皇帝的反客为主和昏庸。他在《原君》一文中对合格的皇帝提出了要求：“官者，分身之君也”，即君权要分给官员；“臣拜，君必答拜”，即君臣应该平等相待；“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自学校”，即强调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皇帝的喜好来选拔经国济世之才。
明朝遗民抗清派含泪的历史拷问，对清朝前期的统治者起到了警示作用，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中实行相对宽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从而促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最后一个盛世。
二、降清派：时代的感伤和心灵的忏悔
在现代语境中，“汉奸”是指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甚至叛国投敌的中国人，并不限于汉族人，而“汉奸”专指汉人则首次出现于明末崇祯十一年（1638）的官方文书（据《明经世文编》卷八十八）。因此，明清易代之际那些背叛明廷投靠清廷的士大夫在当时人们的眼里就是汉奸。
在清军大举南进的过程中，南明政权和其他抗清组织节节败退。为了尽快结束战争，稳定形势，清廷大力拉拢明朝遗民士大夫，于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动脱离南明政权，投降清廷。这些知识分子中，比较著名的有钱谦益、陈名夏、龚鼎孳、吴伟业、陈之遴等。钱谦益原是明朝礼部侍郎，后任弘光政权礼部尚书，清军攻陷南京后，他不听爱妾柳如是的劝阻，执意率领众大臣降清，被清廷拜为礼部右侍郎。陈名夏原为明朝兵户二科都给事中，降清后官至秘书院大学士。龚鼎孳原为明朝兵科给事中，“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后因巴结多尔衮被任为清廷刑部右侍郎。吴伟业原是明朝左中允，弘光政权少詹事，降清后任国子监祭酒。陈之遴原为明朝翰林院编修，在明朝尚未灭亡时因事被削职为民，后降清，竟然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
这些在民族危亡关头折节降敌的鸿儒大多做了高官，住上豪宅，有的还娶了著名的“秦淮八艳”，比如钱谦益娶了柳如是，龚鼎孳娶了顾横波。尽管如此，这些受到过明朝皇帝恩典的鸿儒仍然对渐渐走入历史的明朝存有怀念之情，在他们的诗词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大汉族政权灭亡的悲哀情绪。这里仅以吴伟业的长诗《永和宫词》为例来谈。
《永和宫词》通过崇祯帝和他的宠妃田贵妃的事反映明末时局。田贵妃本来没有受到妃嫔如云的崇祯帝的注意，直到有一天，崇祯帝与周皇后在永和宫赏花，周皇后派人叫田贵妃过来侍候崇祯帝，崇祯帝这才喜欢上了容貌娇美的田贵妃。这是这首长诗内容拓展和情绪转换的线索。
《永和宫词》仿照白居易的《长恨歌》，通过描写梦幻一般的宫中生活图景，烘托了最高统治者因荒淫误国致使繁华逝去的悲凉情形，也寄托了诗人对于永远消逝了的明朝的“美”、“富”以及崇祯帝与田贵妃之间的“爱”的态度，即深深的怀念和含泪的痛惜。
诗中的田贵妃是明代山水滋润出来的绝世美人。“雅步纤腰初召入，蹴鞠弹棋复第一”，“上林花鸟写生绡，禁本钟王点素毫。杨柳风微春试马，梧桐露冷暮吹箫”，田贵妃腰肢曼妙如赵飞燕，莲步生香，她还善于踢球、骑马、下棋和吹箫，可谓既貌美，又活泼，既有“红装”的聪明儒雅，又有“武装”的飒飒英姿。除此之外，田贵妃还善解人意，她针对崇祯帝不同时刻的情绪变化，忽而如西施般巧笑而不露齿，忽而如西施般把眉毛欲皱不皱逗弄皇帝，把崇祯帝侍候得服服帖帖，所谓“玉几金床少晏眠，陈娥卫艳谁频侍？贵妃明慧独承恩，宜笑宜愁慰至尊。皓齿不存微素问，蛾眉欲蹙又温存”，真如《诗经·桃夭》中那个“宜其室家”的周南地区的美人啊。
如此可人的田贵妃却在崇祯帝亡国前不久因病香消玉殒，而那时候李自成起义军正势如破竹杀向京师。《永和宫词》把田贵妇的美和崇祯帝与她的爱描绘到绝伦的地步了，但是这一切都只才持续了十年左右。美的消逝，帝国的灭亡，皇帝的自杀，我想，诗人写着写着就会落泪的。
落泪之余，诗人并未忘记批判崇祯帝。诗的后半部用汉元帝因宠爱赵飞燕而荒废国事，陈后主因宠爱杨丽华而亡国，唐明皇因宠爱杨贵妃而引发“安史之乱”等典故，揭示了崇祯帝丢掉江山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升了诗的主题。当然，诗人是带着对大明江山的怀念之情批判崇祯帝的，其批判当然是“怒其不争”，是含泪的批判。
降清的这些鸿儒前半生受到的是正统的宋明理学教育，在大批抗清的文人士大夫或血洒沙场或遁迹山林行为的对照下，礼教所倡导的忠君爱国思想自然会撞击他们的心灵，他们“享清福”的后半生始终生活在身为“汉奸”的愧疚之中。龚鼎孳因先降李自成而后又降清，清初文人士大夫遂讥笑他为“明朝罪人，流贼御史”，为了赎罪，龚鼎孳以自己的高官之便保护、提携了一大批明朝遗民文人，也曾为汉族老百姓向清廷请命。吴伟业仕清仅仅一年就辞职隐居去了，他在小诗《自叹》中痛悔自己不经意间做了清廷的官，所谓“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崇祯十四年（1641），才貌双全，芳龄二十三岁的柳如是委身于已近六十岁的钱谦益，她看中钱谦益的地方是钱作为东林党领袖的反清义举，钱谦益降清后，柳如是非常鄙视他，经常奚落他，这让钱谦益十分痛苦，三年后，钱谦益弃官带着柳如是去常熟隐居，暗中支持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反清势力，他甚至不惜以年迈之躯亲赴金华策反清朝总兵马进宝。
明朝遗民降清派含泪的心灵忏悔丰富了明清之际文人的心理世界，为文学描写深刻的历史内容，表现历史当事人在历史巨变中深刻的心灵体验开拓了道路，明末清初的大部分诗歌作品由此都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内容，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
三、仕清派：时代的感伤和未来的期盼
为了扩大统治集团队伍，以暂时缓解腐败的吏治所带来的帝国统治危机，明朝后期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但是，由于官场人际关系盘根错节，大批举人甚至进士因为不愿意或者没机会贿赂当权者而迟迟不能获得一官半职，他们对朝廷有怨言，这相反进一步加剧了明朝政局的动荡。
明政府垮台后，遗民官员纷纷投奔南明，以求延续既得的荣华富贵，但是那些之前虽取得功名却没有做官的大儒犯不着跟风。随着清廷出台政策广招士子为官，这些文人中有一些人主动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做了清廷官员。宋琬、施润章、袁于令、方大猷等就是这类文人的代表。宋琬为明末国子监贡生，后参加清廷的科举考试并进士及第，晚年官至四川按察使。施润章是明末举人，后于顺治时期登进士第，官至翰林院侍读。袁于令是明末生员，入清进士及第后官至荆州知府。方大猷是是明末进士，入清后官至山东巡抚。
明朝的这类遗民大儒由于没有做过官明廷的官员，仕清后他们也就没有罪责感。即便如此，这些文人毕竟在明朝生活了半辈子，长期的儒家教育经历还是使他们对明朝怀有深厚的家国感情，明朝的灭亡同样震撼了他们的心，他们诗歌作品的字里行间依然可见痛惜明亡的斑斑泪迹。比如宋琬的绝句《初秋即事》：
病骨秋来强自支，愁中喜读晚唐诗。
孤灯寂寂阶虫寝，秋风秋雨总不知。
如果从这首诗的字面来看，它就是一首借景抒情的作品而已。诗人正在病中，他看世界总是别扭的，连常见的灯盏、石阶、虫鸣都笼罩上一层尴尬的色彩，他甚至怪罪秋风、秋雨不能体谅病中的他所流露出来的寂寞、烦恼的情绪。但是，实际情况或许不是这样。
宋琬的父亲及几个兄弟在效忠明朝，抵御清军攻打莱阳的守卫战中殉国，仕清的宋琬怎么可能忘记如此深重的国仇家恨呢？但是，宋琬是清廷中的汉人高官，那时候时常出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之类的“文字狱”事件，清廷的汉人官吏弄不好会因只言片语招致灭族之祸。宋琬不具备以诗歌直抒胸臆的权力，这首小诗因此就有了深深的寄托。
也许宋琬真的病了，也许他仅仅是以病作为抒情的掩饰，反正顺治年间某一天刮到诗人身上的秋风让诗人不寒而栗。正在中年的宋琬不会如此弱不经风，他应该是想起故国了。为什么我说宋琬想念故国了呢？是这首诗中“晚唐诗”三字告诉我们的。
明代中后期的主要文学流派是“后七子”、竟陵诗派和公安“三袁”的散文流派。这些派别有一个共同的理论追求，就是在复古的旗帜下描绘作家的心理图景。李商隐、杜牧通过典故、暗示等艺术手法追求蕴藉风格的晚唐诗歌尤其受到明末清初诗人的青睐。这一时期的文坛领袖钱谦益提倡学习晚唐及北宋诗歌，追求“力厚而沉思”的诗风，从而引领了时代诗歌风向。宋琬毕竟不是诗歌艺术上的“后七子”，也不是思想上“折节”的钱谦益，宋琬《初秋即事》这首诗中的“晚唐诗”三字在亮明了自己的艺术追求之余，又在思想上把病中的自己托付给如同晚唐一样的晚明那风雨飘摇的时代，因而他的病是心病，是针对晚明的心病。而所谓“喜读”，其实是“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诗人难以忘怀自己的祖国。
诗的最后一句是“秋风秋雨总不知”，其实我敢断定，宋琬是想说“清风细雨总不知”的，只是他没那个胆儿，当然也没有必要，——鲁迅在散文《秋夜》中最看不起“小青虫”之类的不爱惜自己的生命的无谓的牺牲者了。
随着清朝在中原的统治基础越来越稳固，未曾仕明而直接仕清的文人士大夫越来越能够接受现实了。一方面他们怀念故国，伤悼汉族政权；另一方面他们践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立身处世原则。两者结合，他们愿意恪尽职守，把爱明朝转化为爱清朝。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在为满族贵族效力，而是要促成满汉和睦，从而为占清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效力，他们希望协助看起来比明朝皇族“和善”得多的满清皇族创建明朝所未曾出现的盛世。
宋琬是这样想的，其他仕清的明朝遗民文人也都是用这个念头固守着他们的心理防线，——他们的心理防线稍不注意就会被周围的汉人给贴上“汉奸”标签从而被摧毁。施润章入清时已近而立之年，他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很少有涉及政治的，无论是谈明还是论清，但是却有很多描写祖国各地大好河山的作品，这是他热爱故国的任何一寸山河的表现，也是他对清帝国不仅没有破坏他的故国山河而且山河还得到了更好保护的礼赞，他愿意成为致力于清帝国宣扬的满汉共创辉煌的大清帝国的一员。方大猷（1597-1660）是清朝的封疆大吏，他能诗善画，他的诗除了反映明末的社会悲惨现实之外，就是反映自己辖区内淳朴的风土人情，以及自己与老朋友的饮宴之欢，其实江山还是那个江山，清也罢，明也罢，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好。
明朝遗民仕清派含泪的未来期盼，既有对刚刚逝去的大明的依恋，又有对清初超越明末的清明政治的信赖。基于这种信赖，他们才会有满汉携手创盛世的期盼。当然，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期盼并没有落空。
清朝取代明朝，比元朝取代宋朝在汉族士大夫心中留下的创伤大得多。宋朝亡国固然有自身原因，但是主要原因还是辽、金、夏、蒙元等外部威胁过于强大和持久。明朝被清朝取代，却只是短短十数年间的事，而且主要根源是明朝内部的阶级矛盾和上层官僚的尔虞我诈。
享有国祚近三百年的大明政权的垮台，打乱了明末大儒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他们感慨时事的变幻，感怀时代的伤痛。在滚滚向前的现实面前，他们从自己各不相同的处境出发，在对明、对清的思想倾向和具体行为上形成三大不同派别，即：以顾炎武、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抗清派，以钱谦益、吴伟业等为代表的降清派和以宋琬、施润章等为代表的仕清派。
当然，明清易代之际还有些大儒比如冒辟疆（1611-1693）主动脱离明朝官场，也决不仕清。虽然不仕清，但是他们却也如本文所谈的三派遗民文人一样感伤时代，也如仕清派一样含泪祈祷满汉和睦。这类大儒数量上不是很多。
无论明朝还是清朝，都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无须对明末遗民大儒们的人生取舍作是非评价。因为，历史的发展是遵循其自身客观规律的，它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历史演进中的任何个人的人生选择都是其人生成长规律与既定的历史演进规律相结合的结果，这依然是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