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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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0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上世纪以来最具权威的国际性文学奖，获奖作品基本上代表了世界文学特别是欧美文学的发展方向。任何一部伟大作品问世后都要先经历数年、十数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社会反馈才会被诺贝尔文学奖发现，诺贝尔文学奖对伟大作品的评奖行为总是滞后于伟大作品的问世，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初十一年却是“迷失的”，它刻意回避当时的主流文学——现实主义文学，脱离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或迷恋过去，或仅仅是翘首仰望未来。直到1912年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获奖，诺贝尔文学奖才开始关注现实主义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之所以能够在1912年快速跟进文学发展主流，根本原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帝国主义两大集团疯狂备战砸碎了诺贝尔文学奖十余年间相对忽视现实生活的文学观，紧绷着的一触可崩的国际局势迫使诺贝尔文学奖开始把文学跟现实的社会、现实的政治和现实的人生相联系，从而更准确的把握住了文学的内在本质和走向。
本文将分三个部分阐述诺贝尔文学奖审美方向1912年开始的伟大转变：诺贝尔文学奖在1912年之前的评奖方向；时局迫使诺贝尔文学奖直面现实主义；诺贝尔文学奖1912年对评奖方向的调整。
一、诺贝尔文学奖在1912年之前的评奖方向
诺贝尔文学奖前十一年共有十二位作家获奖（1904年两人获奖），这些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度都明显不足。他们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复古者蒙森、埃切加赖和显克维奇，获奖作品以历史学著作和历史小说、历史剧为主。
1902年获奖的德国人蒙森的最主要成就是对古罗马历史的研究，他的获奖作品是《罗马史》，此书深刻揭示了古罗马社会的民主思想、科学意识和艺术精神。1904年获奖的是西班牙戏剧家埃切加赖，他的戏剧作品既遵循欧洲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原则，矛盾冲突集中，又崇尚古希腊的悲剧精神，营造感伤气氛。1905年获奖的波兰小说家显克维奇的代表作是历史小说三部曲《火与剑》、《洪流》和《伏沃窦约夫斯基先生》。
第二类是浪漫主义作家，包括消极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米斯特拉尔、卡尔杜齐和积极浪漫主义童话作家拉格洛夫、海泽。
1904年获奖的法国诗人米斯特拉尔的诗歌主要描写自然景物，抒发乡土情怀，营造田园牧歌式的的生活情调。1906年获奖的意大利诗人卡尔杜齐的诗歌在内容上多追忆青春时期的爱情悲欢，艺术上则效仿古希腊、古罗马诗歌的体式。瑞典作家拉格洛夫和德国作家海泽分别是1909年和1910年的获奖者，他们的获奖作品《尼尔斯的奇遇》和《特雷皮姑娘》是童话小说，以“高贵的理想主义”、“丰饶的想象力”为典型特征。
第三类是唯艺术论者苏利·普吕多姆、奥伊肯、梅特林克，他们的作品以高冷的思辨性为主要特色。
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获奖者、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把科学精神和哲学思辨引入诗歌创作，反对诗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象征主义，要求“心灵与智慧的冷静结合”。1908年获奖的德国作家奥伊肯同样是唯艺术论者，主张用哲学的思辨使文学作品以唯美的方式主导读者“精神世界的发展过程”。1911年获奖的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作品大多宣扬生命的无常，艺术上把象征主义引入戏剧和诗歌创作，追求深邃的灵感。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机构把这三类作家统称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三类作家的获奖作品总体上都是脱离现实生活的，这些作家并不是不愿意走进现实社会，他们也是反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但是他们看不到现实社会的出路和未来。于是，复古主义者回到古代去寻找慰藉；消极浪漫主义者希望用田园生活的“唯美”冲淡现实社会的丑恶；“积极”浪漫主义者则以对未来的天真幻想麻痹自己。我们并不是说这些作家不够伟大，他们在自己的艺术追求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他们能够获奖，原因还在于诺贝尔文学奖并不太关注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在世的作家，那么，1901至1911年是不是没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世呢？当然有，易卜生1906年才去世，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欧·亨利都是1910去世的。此外，高尔基的代表作《母亲》早在1906年就发表了；1928年才去世的哈代的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更是早在1891年就发表了。上述这些未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的文学成就应该高于诺贝尔文学奖前十一年间多数获奖者。
当然，诺贝尔文学奖前十一年的获奖者中也不是没有具有现实主义思想倾向的作家，只是不太引人注意。1903年获奖的是挪威戏剧家比昂松，他跟易卜生是儿女亲家，也跟易卜生一样写社会问题剧，但是他的成就远不如易卜生，而且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于他的理由是他的作品具有“高贵的笔调”、“新鲜的灵感”和“纯洁的精神”等艺术层面的特征，这显示出诺贝尔文学奖即便对现实主义作品关注了也不能到位。而1907年英国诗人吉卜林获奖的原因是他的作品真实表现了英国军队在殖民印度过程中的征战业绩，这样的现实生活即便放在当时也是不宜获奖的，它起码讽刺了另一项诺贝尔奖——和平奖。
二、时局迫使诺贝尔文学奖直面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在1830年前后成为欧美文学的主流，根本原因在于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揭开了西方社会生活的新篇章。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三百多年的洗礼，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爆发了旨在推翻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资产阶级领导工人和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和教会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1638年，英国建立起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政权；1789年，法国召开三级会议，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分享了统治权；美国则通过独立战争于1783年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处于上升阶段的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朝气蓬勃，这一时期的主流文学先是古典主义，它批判封建主义、颂扬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精神，弥尔顿、莫里哀、布瓦洛等是代表作家；后是启蒙文学，它宣扬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引导下的追求财富的冒险进取精神、科学与理性精神、平等与博爱精神，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歌德等是代表作家。
随着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依旧相对强大的旧势力越来越起到妨碍作用，于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持续推进，发动了针对整个欧洲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大革命，这场革命从1792年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建立，到1830年“七月革命”推翻复辟的波旁王朝，持续约四十年，其间革命高潮是1799-1814年的拿破仑帝国。革命的前期也就是1814年前，革命呈现胶着状态，异常残酷，欧洲弥漫着恐怖气氛，这一时期的文学以怀旧的、崇尚田园牧歌的消极浪漫主义为主，代表作家是“耶拿派”、“湖畔派”。革命的后期，各国纷纷效仿拿破仑革命，欧洲封建势力土崩瓦解，资产阶级革命即将获得全面胜利，这时期人们激情四溢，对未来充满不切实际的狂想，消极浪漫主义发展成为积极浪漫主义，代表作家有雪莱、拜伦及早期的雨果、早期的普希金等。
浪漫主义文学往往忽视甚至逃避现实，把命运寄托于过去、乡村、所谓纯艺术世界或者虚无缥缈的未来，诺贝尔文学奖前十一年的三类获奖作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作家。其实，无论是消极浪漫主义还是积极浪漫主义，从1830年前后开始都不再成为欧美文学的主流了。早在拿破仑革命期间，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志得意满的资产阶级就开始排斥其同盟军——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并在打击欧洲其他国家的过程中奴役当地民族。1830年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权渐趋稳定，各国资产阶级彻底撕下了虚伪的面纱，疯狂压榨本国工人、农民，并相继走上争夺殖民地的扩张道路。配合社会生活的变化，1830年前后，欧美各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浪潮不约而同的转向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普希金分别以批判现实主义巨作《巴黎圣母院》（1831年）、《叶普盖尼·奥涅金》（1831）融入以巴尔扎克《朱安党人》（1829）、斯丹达尔《红与黑》（1830年）、希尔德烈斯《白奴》（1830）为代表的风起云涌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潮之中。
从18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了谋求资本增值的最大化，各资本主义强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疯狂瓜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残酷压迫和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激起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资本主义列强内部也不平静，劳资矛盾时常激化为工人罢工甚至工人暴动。同时，各国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特别是法德争夺欧洲霸主的矛盾、英德平衡欧洲大陆的矛盾、俄奥争夺巴尔干半岛的矛盾。二十世纪初，在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发的最初几年，列强的诸多矛盾叠加在一起，各国疯狂制造军舰、飞机、坦克、大炮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强化战争机器，一场可怕的世界大战随时都将爆发。怀旧已经滑稽，田园牧歌无异于痴人说梦，童话般的未来难以想象，随时都要崩塌的现实世界迫使诺贝尔文学奖直面，直面现实，就要关注现实主义文学。
三、诺贝尔文学奖1912年对评奖方向的调整
时局迫使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现实主义作家，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方向开始调整了，奖金授给了德国剧作家、诗人豪普特曼。
豪普特曼出身于中下等家庭，他的早期创作深受法国左拉自然主义的影响，崇尚精雕细刻的细节描写，1889年他二十七岁时创作的《日出之前》使他赢得德国自然主义戏剧大师的称号；后来他又研究了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等高度关注并思辨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巨匠的作品，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相继创作了《织工》、《赖皮》、《弗洛里安·盖尔》等现实主义剧作，奠定了他的国际地位。豪普特曼的获奖作品是他于世纪之交所写的《沉钟》，这是一部带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综合色彩的诗剧。其现实主义表现在作品反映了基督教与科学社会的不协调，反映基督教与人们现实生活和当代情感的矛盾冲突；浪漫主义表现在作品对古希腊文明的向往，反映了一次大战将要爆发前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悲观情绪；象征主义则表现在作家使用了“山上”、“山下”、“女精灵”、“巫婆”、“老树”等许多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特别是作为引领全剧主题不断深化为基督教必然灭亡的象征性意象“沉钟”。
由豪普特曼的获奖可以看出，诺贝尔文学奖在关注现实主义的同时，依然兼顾传统评奖观念，诺贝尔文学奖1913年延续了这一立场。1913年的文学奖授给了印度诗人、小说家泰戈尔，泰戈尔的作品同样是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三种创作方法的杂糅。泰戈尔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了印度人民在殖民和封建种姓制度双重压迫下的悲惨命运，反映了印度人民逐渐觉醒的过程，这是其现实主义。泰戈尔作品的浪漫主义表现为作者的乐观主义，他从佛教观出发，相信善的巨大力量，认为只要印度全社会成员一心一意行善，印度精神文明就终将战胜西方物质文明。当然，源于甘地思想的泰戈尔的这种浪漫主义也是消极的，虽然他自己认为是积极的。泰戈尔的作品大量使用象征主义手法，象征意象都取自日常生活，而且他还用冥想的薄纱笼罩着他的象征性意象，这使得他的作品别具唯美色彩。
在关注了现实主义的同时，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还对怀旧情怀、浪漫主义、唯艺术论等所谓“理想主义”念念不忘呢？虽然兼容并蓄并非不好。
首先，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战争虽然已箭在弦上，但是毕竟尚未爆发。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专家在内的患得患失的资产阶级上层长期养成了傲慢的习性，他们怀着侥幸心理看着现实世界，他们认为战争也许不会爆发，这种情形就好像近来包括特朗普当局在内的欧美各国以所谓“新冠肺炎是黄种人病”的掩耳盗铃的方式对待新冠病毒一样，即便欧美各国纷纷被病毒“攻陷”了，特朗普还“天真”的认为复活节那天可以解除封城并复工，同时，他还认为中国疫情的解除存在虚假性。在授奖给泰戈尔时，诺贝尔文学奖给出的理由中有泰戈尔“那充满诗意的思想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蔑视印度人的意味十足。
其次，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真正领悟诺贝尔关于设立文学奖的遗嘱的精神。诺贝尔要求把文学奖授给“创作了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前十一年的获奖作品大多是怀旧的，有的甚至是带着感伤的情绪怀旧；即便是那些向往未来世界或艺术世界的作品，作者也并不相信那些世界存在，无非是逃避现实而已。这哪里是什么理想主义？这是颓废的理想主义！只有那些直面现实矛盾的作品，才能引起全社会人对现实不足之处的警醒，从而解决现实矛盾，而理想世界就是现实矛盾解决之后的世界。当然，理想世界还会有新的矛盾，因此，所谓理想主义是相对的，它永远走在人们解决现实矛盾的路上。
自从1912年调整了评奖方向，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了。1914年诺奖暂停，1915年及以后获奖的许许多多作家如罗曼·罗兰、汉姆生、法郎士、叶芝、萧伯纳、托马斯·曼、刘易斯、艾略特、罗素、海明威等等不可胜数，都是使用包括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后来的各种现代主义在内的多种创作方法进行文学创作的，这样，以多样化的艺术手法表现现实生活，浪漫的畅想才不会流于颓废，浪漫的畅想才“具有理想主义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