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语词的·文学的：《诗经》的阐释方法

《诗经》（《诗》）中的作品创作于西周初年到春秋后期。

在周礼文化的推动下，春秋时期的政治人物经常在政治特别是外交活动中使用《诗》，《诗》的传播渠道是畅通的，当然，在奴隶制下，包括《诗》在内的文化传播只限于上层社会。奴隶主贵族自幼就接受了系统教育，加之《诗》是他们的时代作品，他们理解《诗》是不成问题的。

到了战国时期，周礼崩溃，儒家又相对衰落，《诗》在上层社会失宠，传播受阻，《诗》逐渐变得高冷起来。秦统一天下后又搞了一次“焚书坑儒”运动，《诗》遂绝迹。

西汉初期开始恢复礼仪，隐匿民间已久的《诗》重新面市，但是这时候的《诗》相对于西汉人来说已经是古典文学了，于是，对《诗》的阐释成为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诗》就这样成为了“经”。

由于儒士对《诗经》的理解以及阐释的侧重点不同，《诗经》的阐释在西汉前期即形成了鲁、齐、韩、毛四家。此后直到近代，学界对《诗经》的争论和阐释从未中断，东汉郑玄、魏晋时期的杜预、宋代朱熹和王应麟、清代的方玉润和王先谦等都是《诗经》阐释领域的大家。

在长期的《诗经》阐释活动中，儒士们由早先五花八门的阐释侧重点逐渐集中到三个方面，或者说《诗经》逐渐形成三种阐释方法，即历史阐释法、语词阐释法、文学阐释法。

一、对《诗经》的历史阐释

《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它反映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不同地区的方方面面的社会生活，许多作品有其创作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搞清楚《诗经》作品的历史背景是理解《诗经》作品的关键，因此，历史阐释是阐释《诗经》的重要手段之一。

但是，除了《尚书》、《春秋》系列等史书，周朝特别是西周流传下来的历史资料本来就不多，判断《诗经》中的某一篇与某个历史事件有关联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历代学者对《诗经》作品的写作背景总是争论不休，而对《诗经》作品写作背景事件的不同认定，直接影响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影响了作品的价值观取向。

比如《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毛诗序》认为它是一篇“美后妃之德”的作品。《毛诗序》认为，西周前期是一个大治的时代，大治不仅是周王行开明政治的结果，也与王妃的美德有关。那么，这三节诗就分别赞美了周王妃子的品德象桃花一样美好，象桃子一样硕实，象桃叶一样丰茂。如果按照《毛诗序》的观点来确定这首诗的历史背景，那么，这首诗就是西周朝廷的某个大臣写的，诗属于宫廷应制作品，其思想价值自然是不高的。

清代诗歌评论家方玉润认为，西周时期的社会风俗活泼而丰富，像结婚这样的大喜事，婚礼的每个环节都会有令人开心的歌舞活动，所以这首诗是房中乐，诗以调侃的口气，夸赞新娘子的脸庞象桃花一样好看，身体象桃子一样丰满，头发象桃叶一样秀茂。既然如此，方玉润进一步认为，这首诗类似于后世的催妆词。如果按方玉润的观点确定这首诗的历史背景，那么，这首诗就是民间文人写的，反映的是民俗，诗的思想价值也就相对高起来了。

方玉润对这首诗历史背景的阐释比《毛诗序》更能为今天的人们所接受，但是，我觉得方玉润还没有把这首诗的历史背景阐释得透彻。这首诗归入“周南”，周南是周召分陕而治时周公所负责治理的周朝东半部的南方，就是说，这首诗反映的不仅是方玉润所谓的民间生活，而且是周南地区的民间生活。三节诗中出现的桃花、桃子、桃叶确实也如方玉润所说的是用来描绘民间新嫁娘的，是房中乐或催妆词，但是，我们仔细揣摩桃花、桃子、桃叶内涵的关联性，结合西周时期尚存的生殖崇拜思想，我们就会意识到，硕大的桃子是用来描述乳房的，强调女子的哺育能力，而茂盛的桃叶自然也就是祝福女子多子了。按照这样的历史背景理解这首诗，这首催妆诗就是通过桃树的生长轨迹来描述待嫁的女子从少女到新娘子，再到妇人的角色转化过程。

二、对《诗经》的语词阐释

同为散文作品，《史记》的语言较《尚书》、《论语》等先秦典籍通俗得多，这是因为《史记》的写作年代距离我们更近，难怪韩愈说《尚书》的语言“诘屈聱牙”。而《诗经》作为诗歌作品，它更注重语词的挑选和语言的锤炼，后人更会觉得难懂了。因此，对语词的阐释也就成为历代学者阐释《诗经》的一种手段。

对《诗经》语词的阐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语词的字面意义进行解释；二是对语词的诸多义项进行取舍。

先说对《诗经》语词字面意义的解释。

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发展变化着的，有的社会现象会消失，更多的社会现象在不断产生，词汇自然也会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着，同一个词汇，今天的涵义往往不同于过去。因此，阐释《诗经》，就要搞清楚《诗经》创作时代的语词的涵义。但是，由于时间相隔得太长，有的《诗经》语词的涵义无法准确认定，于是，后世解释《诗经》的学者就会产生争论。

比如《邶风》中的第一首诗《柏舟》中有这么一句：“威仪棣棣，不可巺也。”对于“棣棣”一词的涵义，《礼·孔子闲居》把这句诗改为“威仪逮逮，不可巺也”，“棣棣”就是“逮逮”，逮是及、达到的意思，那么这句诗的意思就是：威仪达到一定程度，人就不会对别人退让了。清代王念孙《广雅疏证》认为“棣棣”是“翼翼”，即安和貌，那么这句诗的意思就是：威仪能够雍容娴雅，人就不会对别人退让了。子思《中庸》在解释“威仪棣棣”时说：“优优大哉，仪礼三百，威仪三千。”东汉许慎《说文》说：“优，饶也。”饶即盛，这句诗的意思就是：威仪盛大的人是不会对别人退让的。

再说对《诗经》语词诸多义项的取舍。

词汇最初出现的时候，其义项往往是单一的，在对词汇的长期使用中，后人常常会通过引申、比喻等手段，用一个词汇描述与该词汇义项相近或相关的事物或现象，于是，词汇的义项就会多起来。解释《诗经》，我们常常会遇到多义语词，见仁见智，选择不同的义项关乎历代学者对《诗经》作品的理解。

比如《周南·螽斯》，螽斯（蝗虫）是全诗的主导性意象。诗共三节，意义相似，第一节写道：“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蝗虫繁殖能力强，它有多子的比喻义，于是《毛诗序》说这首诗祝颂周王的“后妃子孙众多”。蝗虫之所以繁殖快，是因为多只雌蝗虫共用一只雄蝗虫，雌蝗虫之间不会争斗，于是蝗虫便有和睦、不妒忌的比喻义，所以《韩诗》认为这首诗的主题是赞美周王的“后妃不妒忌”。其实，从当代中国人主流的世界观出发，我觉得，蝗虫是专吃农作物的害虫，有不劳而获剥削劳动人民的统治者的比喻义，那么这首诗的主题就又变了。

三、对《诗经》的文学阐释

文学作品的特点很多，但是再多的特点也只是分为两大方面：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人们把《诗》作为日常交往中用礼的手段，作品的思想主题当然会被人们关注。战国中期以后，文学创作活动越来越有自觉性，人们常常效法《诗经》进行诗歌创作，便又关注《诗经》的艺术手法。西汉初期，风、雅、颂、赋、比、兴等所谓“六义”成为《毛诗序》关于《诗经》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的经典分类法。

在“六义”理论的提示下，后世学者常常从思想内容特点和艺术形式特点方面阐释《诗经》。但由于“六义”只是对《诗经》作品特点的笼统界定，不同学者用“六义”解释《诗经》，有时候会有不同结果。

孔子编修《诗》时，已按内容的不同把全部作品分为风、雅、颂三个方面。风是不同地区的民歌，雅是周人所谓的“正声”即朝廷之音，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孔子的内容分类使后世学者在解释《诗经》的思想内容特点时少走了弯路，但是，这样的分类不够详细，《诗经》中还是有些作品的思想内容无法被准确界定。

比如《周颂·清庙》是祭祀周人祖先的，但它到底是专门祭祀文王还是祭祀周人全部祖先的，历代学者有分歧。分歧的产生源于人们对“清”的不同理解。郑玄《郑笺》认为“清”字的意思是“天德清明”，“清庙”是指“有清明之德者之宫”，郑玄认为周文王是这样的君主，《清庙》便是祭祀文王的。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周武王也有清明的德行，诗应该是祭祀文武二王的。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认为“清”是“肃然清净”，指庙的环境，那么，该诗就是祭祀全部周人祖先的。

相较于风、雅、颂的内容分类，艺术形式方面的赋、比、兴分类不仅更加不清晰，而且历代学者甚至对“赋”、“比”、“兴”这三个词语的解释都有争论。比如：南宋朱熹认为赋是“敷陈其事”，比是“以彼物比此物”，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同是南宋的胡寅认为赋是“叙物以言情”，比是“索物以托情”，兴是“触物以起情”。固然后人多采用朱熹的观点阐释《诗经》，但即便如此，《诗经》作品还是有许多地方在艺术特点上难以清晰的用赋、比、兴去分辨。

比如《鄘风·相鼠》第一节：“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诗用老鼠起兴，以引起所要讽刺的歹人，但是歹人确实也像老鼠一样令人讨厌，于是兴和比纠缠到了一起。再如长诗《卫风·氓》以全部的四言句式所创造出来的急迫语调，叙述了女主人公与“氓”从恋爱、结婚，到被虐待和遗弃的过程，通篇都是赋，但是诗中又出现以比喻女子前后容貌特点的“桑之未落”、“桑之落矣”的句子起兴的现象，比和兴结合在一起成为赋的手法了。

《诗经》是薄薄的一本书，历代阐释《诗经》的著作却汗牛充栋，《诗经》阐释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或学问。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激烈争论的《诗经》阐释活动中，学界逐渐形成三种阐释方法：历史阐释法、语词阐释法和文学阐释法。在这三种方法的综合使用下，《诗经》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同时，人们还把《诗经》阐释方法用来阐释其他一些古代典籍，历史的、语词的、文学的《诗经》阐释法越来越具有广泛的应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