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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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约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中期与中国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基本上处在同一历史时期，即从约公元前550年到约公元前300年。这一时期的东西方社会文化都处在历史上第一个大发展、大争鸣时期。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孙子，甚至庄子、孟子都生活在这一时期。
尽管如此，由于地理环境、外部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东西方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也就不尽相同。二者的根本区别是“理想国”（即城邦哲学）与“大一统”，由此出发就会有另外两方面区别：“理想国”要求御敌于城邦之外，“大一统”则能够做到融敌方于我方之中；御敌于城邦之外就要鼓励英雄主义，融敌方于我方之中自然也就更需要君子而不是斗勇的英雄。
一、“理想国”与“大一统”
古希腊中期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两大文明，但是二者的发展所仰仗的地理环境是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了古希腊出现“理想国”哲学而中国则奉行“大一统”哲学。
古希腊的地理范围最大的时期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以及小亚细亚沿海岛屿、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等殖民地，但是其主体是希腊半岛。希腊半岛三面环海，海岸线曲折，海湾众多，而半岛上遍布山岭，无数条小河在山岭间蜿蜒穿行，半岛上由此形成一个一个相对封闭的狭小河谷。
在爱琴海克里特岛早期文明的影响下，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半岛上的众多河谷中出现了上百个奴隶制城邦国家，其中最大的国家是雅典和斯巴达。这些城邦国家被山岭隔开，它们在陆上不方便建立起联系，但是海洋是为它们敞开的大道，各个城邦的船队从自己的小河流入海，就可以在海上进行贸易。
特殊的陆地环境保证了希腊半岛各个城邦能够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便利的海洋贸易则使这些城邦结成一个松散的有着共同语言、风俗和价值观的统一民族。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古希腊社会哲学自然就带有维护城邦制奴隶制的鲜明色彩。我们不妨以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柏拉图（前427-前347）和他的《理想国》为例来谈。
柏拉图出生前不久，以他的国家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于公元前404年以斯巴达的胜利而结束。这场持续近三十年的战争几乎把半岛上所有的城邦国家和所有的贵族与平民都卷入进去了。战争不仅摧毁了雅典集团的经济基础，也摧毁了斯巴达集团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希腊的奴隶制城邦文明岌岌可危，其典型表现就是广大平民要求城邦扩大民主制。在这个节骨眼上，柏拉图以他的《理想国》为奴隶主贵族代言。
柏拉图认为，战争使各个城邦之间以及城邦各阶层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如果实行甚至扩大民主制，城邦只会走向解体。为此，他主张完善“理想”的城邦制国家制度。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人分为三等：哲人是金子级别的统治者，武士是银子级别的卫国者，农夫和手艺人是铜铁级别的劳动者。哲人用智慧管理国家，武士用勇敢守卫国家，农夫和手艺人用节制服从管理并一门心思干活。柏拉图强调，这种等级是永恒的，一旦银子级别的或者铜铁级别的人掌握了政权，社会就要大乱，人人将失去一切。
柏拉图不仅仅是雅典的伟大哲人，他的弟子和影响力遍及古希腊各个城邦。在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下，希腊半岛上的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城邦制文明继续发展着。
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跟希腊半岛完全不同。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海洋把拥有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几大流域的“九州”包围起来。希腊半岛的面积只有大约10万余平方公里，中国先秦时期的“九州”面积则达350万平方公里左右。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不会有什么来自海上的威胁，陆上边疆少数民族的实力在总体上又远远弱于适宜农业文明发展的“九州”。
当然，古代中国之所以有“九州”这一概念，原因在于各州之间还是有山河之阻的，但是这些山河不足以隔断各州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即便如此，有阻隔就会有分裂，所以商周时期分封的诸侯国常常会趁王室衰落之际走向独立。但是，由于阻隔是相对的，王室实力一旦恢复，或者某个诸侯国的势力一旦足够强大，“九州”就会重新走向统一。
所以，跟古希腊中期的哲学思想维护分裂的城邦制文明不同的是，中国春秋后期、战国前期的哲学思想是维护大一统的王朝政治。我们这里以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集大成者孔子（前551-前479）为例作阐述。
如同古希腊伯罗奔尼撒战争破坏了古希腊城邦制文明的统治基础一样，孔子的时代，已经持续了二百多年的诸侯争霸战争也破坏了周朝大一统体制的政治基础，特别西周制定的宗法制被摧毁。在统治阶级层面，诸侯一旦做大就藐视周王，大夫一旦权重就蔑视诸侯。在中下层，各类身怀“奇技淫术”的士到处游走，寻找进身统治阶层的机遇；而连年的战争破坏了农业基础，社会贫富分化现象更加严重，平民对现实越来越不满。至于“不算人”的奴隶层面，奴隶常常怠工，破坏工具，逃跑，殴打甚至杀死奴隶主。
面对“大一统”局面分崩离析的社会现实，诸子百家争先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比如：墨子希望用手工业技术提高被侵略诸侯国的防御能力，从而制止侵略；孙子希望以正义战争制止非正义战争；老子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加强修行，把希望寄托于成仙得道的那一天。孔子则要求“克己复礼”。
所谓“克己复礼”，“克己”是手段，“复礼”是目的。通过“克己”在社会上广泛培养君子，君子可以是天子，可以是诸侯、大夫、卿、士。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君子，就是看他能不能“知书达礼”，即他能不能以“仁”为本，以“爱人”为宗，以“礼”为手段，切实维护传统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社会体系。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社会哲学能够被希腊半岛上的城邦制国家接受，但是孔子维护大一统的“克己复礼”的社会哲学却难以受到统治阶级青睐，虽然二者都维护传统制度，反对以下犯上。这是为什么呢？古希腊中期，虽然其奴隶制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作为西方封建制的“中世纪”还远远没有到来，古希腊仍然走在奴隶制的道路上。而同期的中国，以公元前530年前后郑国子产变法为标志的封建制生产关系已经萌芽，战国初期的法家更是先后在各国实行封建制度改革，孔子的“克己复礼”不合时宜。当然，虽然“克己复礼”不合时宜，但是那也只是孔子所倡导的走向“大一统”的路径不合时宜，而孔子所追求的“大一统”观念却是时代主流思想，春秋诸侯争霸战争也罢，战国七雄兼并战争也罢，目标都是“大一统”。
二、御敌于外与融敌于内
早在两百万年前，人类就诞生了，但是人类文明的出现相较于人类的诞生却是“近代”的事。尴尬的是，人类文明在诞生的时候却一点都不“文明”，——它是战争的产儿！不仅诞生时候如此，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每一次跃进几乎都要伴随着残酷的战争。
固然战争是文明演进的主要手段，但是西方和东方使用这一手段所形成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古希腊从“理想国”的城邦制哲学出发，其战争原则是御敌于外，结果是敌我双方结下不共戴天的世仇；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从“大一统”哲学出发，战争原则是融敌于内，结果是敌人被同化于我方之中。
古希腊中期的战争分两种：一是希腊半岛各城邦之间特别是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集团之间的战争，一是希腊半岛各城邦与临近的小亚细亚半岛上的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这两种战争的目的都是掠夺，掠夺奴隶或财物，这两种战争都是建立在城邦制社会哲学的基础之上的，自然都呈现出强烈的排外倾向。
古希腊各城邦之间虽然因山峦之隔而不便于战争的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能够和睦相处。各城邦通过海洋进行贸易，但是奴隶制的本质是贪婪和掠夺，它们时常在爱琴海上爆发掠夺与反掠夺的战争，有时候甚至通过对方的出海口逆流而上，试图攻打对方的城邦以掠夺更多的劳工、妇女和财物。所以，古希腊各城邦都宣扬战争文化。雅典依据城邦成员的私有资产多少分摊军费；武士阶层地位很高，其成员是统治集团的中上层子弟，队伍庞大而固定，这有利于集中训练。斯巴达则是全民皆兵，每家的男孩子出生时只要看着不健康就会被扔掉，男孩子成年之后就要进入军营过集体的军事生活。
我们中国古代有九州，古希腊却有上百个“州”，它们之间基于互相掠夺的战争持续了二百多年之后，小亚细亚半岛上的波斯奴隶制帝国兴起了。在古希腊的文史资料中，作为东方的波斯人都是傻大个，这或许也对，波斯的文明成果绝对是不能跟希腊相比的。波斯人虽然“傻”，但波斯帝国在掠夺方面并不比希腊各城邦逊色。更重要的是，从公元前499年波斯开始侵略希腊半岛时候起，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恩怨”却始终没有解决，在希波战争持续的五十年时间里，希波战争和希腊半岛内战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这些战争总的倾向是：一方面，希腊半岛雅典和斯巴达集团力避被对方统治；另一方面，希腊半岛全部城邦国家坚决把波斯侵略者逐出希腊半岛甚至爱琴海。
如同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希波战争以波斯的失败而结束，波斯被迫签订条约，把自己西海岸的众多岛屿划归希腊各国，爱琴海成为希腊“内海”，这种状态至今都基本上没怎么变。
抵抗波斯的侵略，斯巴达是被雅典“拖”上战场的，战后，雅典成为希腊半岛的霸主。斯巴达不接受雅典的霸主地位，向雅典发起挑战，于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战争以斯巴达胜利而结束，如同我们上一段所聊的，雅典（包括整个希腊半岛）开始了柏拉图倡导的巩固摇摇欲坠的各自为政的城邦奴隶制时期。
与古希腊中期不一样的是，中国春秋后期到战国前期，虽然“九州”在表面上呈现分崩离析的状态，但是，任何一股分裂势力都是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罢，所谓“五行轮回”也罢。这种政治思维决定了诸侯之间的战争以及它们对少数民族的战争都不会以掠夺人口和财产为主要目的，而是以争取人心和安抚战争创伤以便实现长治久安为终极目标。“士”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特殊阶层，这是一个身怀绝技却地位低下的阶层，但是却是各国因争霸战争和兼并战争需要所要争夺的一个群体。“士”从来都没有自己的国家概念，只有天下的概念，他们的人生抱负不是为自己的诸侯国谋利益，而是为天下的统一效力。
春秋后期，建立在保留周王室前提下的诸侯争霸战争已经发展到晋、楚、秦、齐并驾齐驱的局面，后来又加上越国，而众多的小诸侯国则无所适从。这时候的诸侯战争出现一个以往没有的现象，就是大国开始肆无忌惮的吞并小国。春秋后期乃至战国时期的大国吞并小国的战争不同于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古希腊那是以杀人、掠夺、拒之城门外为目的的，东方这边是以“惩办”小国首恶，争取小国民心，宣扬华夏回归一统为目的的。所以，春秋后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进展得很快，不久华夏大地基本上就由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来主宰统一进程了。
在春秋战国的诸侯纷争中，少数民族武装时常介入其中，他们或独立行动，或追随某个诸侯国。无论是北边的胡人还是西边的戎人、羌人，他们侵入中原的目的起初都是抢劫，但是代表着中原先进文明的国家制度吸引了他们，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时常有少数民族武装占领华夏诸侯国城池，效仿华夏建立起“城邦”制政权。比如胡人于战国初期在赵国北边建立的中山国，面积达三万多平方公里，该国仿照中原诸国制度，建立起基于宗法制的政治、经济、军事体制，其鼎盛时期军队规模达战车九千乘。中山国长期追随赵国参与中原诸侯国的兼并战争，吴起也曾经指挥魏国军队讨伐过中山国，如同讨伐赵国一样。不过，中山国最终于公元前296年被赵国所灭。中山国虽然灭亡了，但是其“国民”早已汉化，因而他们自然而然成为赵国的国民，华夏族的成员。
古希腊中期的对内、对外战争说到底都是对外战争，其目的是掠夺人财，其结局是御敌于外，以保证柏拉图《理想国》中所描绘的城邦制奴隶制国家的纯粹性。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对内、对外战争，其目的是征服人心，其最终结局是“大一统”。西方与东方发动战争的手段、目的和结局之所以如此不一样，根源在于社会哲学不一样：西方崇尚城邦哲学，东方崇尚“大一统”哲学。
三、崇尚英雄和呼唤君子
“英雄”和“君子”看起来像是一对近义词，因为它们都有一个义项“好人”，即相对于某个社会集团的主流价值观的好人。但是，在古希腊时代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东西方，英雄和君子的涵义是大相径庭的。古希腊人崇拜舍生忘死的英雄，也努力创造英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则礼赞遵纪守法的君子，也努力打造这样的君子。
希腊神话在古希腊中期逐渐世俗化，其典型标志就是：神话大量进入文艺作品，并经由文艺作品实现自身的丰满，并得到广泛传播。古希腊中期文学领域的伟大成就就是出现了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前406）和欧里庇得斯（约前485-前406）。这三个文学巨匠的作品几乎都是英雄的赞歌：埃斯库罗斯的代表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歌颂不畏艰险，不惧牺牲，盗火拯救人类的英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代表作《俄狄浦斯王》塑造了敢于与命运搏击的英雄俄狄浦斯的悲剧形象；欧里庇得斯的代表作《美狄亚》写的是一个有勇有谋，敢于向非正义复仇的英雄妇女的故事。古希腊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常常是放在民族战争和民族命运的大背景下表现的，人物的结局一般都是悲剧，因而对读者有超乎寻常的感染力。
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崇尚英雄，这是受到城邦制文明御敌于外的特点决定的。在一个城邦中，如果缺少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城邦将不仅要遭受邻近城邦的侵犯，还会成为外族的第一批奴役对象。同时，城邦要想发展，还需要去抢夺别的城邦甚至外民族的财物，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头人是不可想象的。古希腊英雄在日常生活特别是重大作战行动中是要“记分”的，根据他杀死野兽和敌人的数量评定他的英雄等级，这种荣誉对古希腊男人来说是命根子。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武士这一等级目的就是创造英雄。在柏拉图的哲学中，武士（英雄）只需要拥有力气、武艺，只需要勇敢，只需要执行哲人的指示，却不需要智慧。当然，柏拉图并不反对超级英雄成为哲人组成的最高执政集团的一员，但是英雄无论地位多么高，他的勇猛、拼命的本质特征绝不可以丧失，只有那样，城邦才能长治久安。
同一时期的中国尚无重要的文学作品，如果说有，那就是孔子编订的《诗经》，但是《诗经》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春秋中期以前的。不过，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常常引用《诗经》中的作品，从“用诗”这个角度来说，《诗经》算是春秋战国之际的最重要的文学作品。
《诗经》305篇，除了歌颂周始祖、周公、曹共公、秦襄公的少数作品外，没有多少英雄赞歌。固然有一些篇幅是描写下层人民反抗奴隶制度的，但是反抗者是群像，不具备古希腊文艺作品中那些“高、大、上”英雄的感染力。《诗经》中最多的，也是最精彩的，最为后人称道的是那些爱情作品，特别是描写平民爱情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中的平民女子敢爱敢恨，当然算那个时代的英雄，但是她们无名无姓，而且身处下层社会，影响不了社会历史的进程，感人归感人，却不能跟古希腊文学作品中的那些改天换日的英雄相提并论。
是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不需要英雄呢？当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斗争如此频繁，难道打仗不需要拼死冲杀的英雄吗？
看看《左传》中描写的春秋中后期的那些战争，我们就会发现，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诸侯国发动战争，其取得战争胜利的条件往往不仅仅是战场上的拼杀；战争物资的筹备、选将练兵、侦查敌情、拉拢敌方要人、瓦解敌方同盟等手段早在士兵拼杀前就开始实施了，等到击鼓出击时，胜负结局其实已经明朗了。比如晋楚城濮之战。战前，晋国首先从“国际”形势出发制定自己的作战方针：“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晋国不直接攻打实力大于自己的楚国，而是攻击楚国的盟国、齐国的敌国——弱小的卫国，为晋齐之盟奠定了基础，这样，晋国在壮大了自己力量的同时又削弱了楚国的力量。接着，晋国包围楚国的弱小盟国曹国，迫使楚国出面相救，于是晋楚大战爆发。到这时候，楚国孤军奋战，晋国却有来自楚国“前盟国”的帮忙，胜负之态已经明晰了。就是说，古希腊人打的是武夫（英雄）的战争，古代中国人打的是儒士（君子）的战争。
春秋后期《孙子兵法》的战争原则并不是专心进攻敌人，而是如何通过战争制止战争。孙武本人在帮助吴王打败了侵略吴国的楚国、越国之后，就反对吴王北上侵略齐国，他正是践行了君子战争的原则。吴王不遵循孙武的原则，结果兵败亡国。
古希腊崇尚英雄主义，早在其城邦制文明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希腊神话中的任何一个大神都是主宰一项“事务”的英雄，都具有予取予夺的能力。正是诞生在希腊半岛群山中的希腊神话孕育了古希腊城邦制文明和指导城邦制文明的“理想国”哲学。
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更需要君子而不是拼命三郎，这与古希腊一样，是传统文化基因中就有的。虽然中国神话传说中也有以力量著称的大英雄，比如逐日的夸父、射日的后羿，但是这些英雄的形象总是那么单薄，远不像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些经历复杂的英雄有血有肉并有人情味儿。到了夏商两朝，华夏文明就不再吹捧英雄了，连天子都要接受相的监督，天子甚至还会因为犯错而被流放或勒令闭门思过数年。西周更是用牢固的血缘关系把英雄牢牢拴在宗法制的绳索上，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有多大的蛮力，都不能离开宗法体系去逞能，弄不好他会给宗族带来灭族之灾。所以，孔子所在的春秋战国之际是不崇尚英雄的。
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以及指导这种文明的不同的社会文化，即古希腊的“理想国”哲学和中国的“大一统”哲学。“理想国”使中期古希腊实行御敌于外的政策，这一政策必然推崇以勇敢为特征的英雄；“大一统”使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国奉行融敌于内的政策，这一政策更加崇尚善于治理天下的君子而不是只会拼命的英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方面强根固本，不断加强“九州”内华夏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一方面接纳周边少数民族，并把少数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溶解进中华文明之中，这应该是中华文明长久不衰而古希腊文明只存在了六百多年的根本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