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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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可谓人人尽知。“三顾”方请得诸葛亮（181-234），刘备求贤若渴的心情可想而知，同时，诸葛亮也并不是刻意要躲避刘备，他是待价而沽，让刘备多跑两趟是摆摆架子，以便增强自己的职业筹码。此后，诸葛亮辅佐刘备父子，鞠躬尽瘁，虽然没能匡复汉室，却总算报了刘备的“三顾”之恩。
历史上还有一个堪比“三顾茅庐”的典故，那就是“干木富义”，说的是魏文侯与战国初期的名士段木干（约前475-约前396）的事。据刘向《新序》介绍：魏国人段木干是一个饱学之士，魏文侯三次登门请他出来做官，段木干都翻墙逃跑了，后来，魏文侯每次路过段木干的家门都会手扶车栏板致敬，车夫不解，魏文侯解释道，“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段木干终于被感动，但是他只愿意做魏文侯的老师，居家接受魏文侯咨询政事。
魏文侯请段木干的诚心不弱于刘备，但是，段木干却并不像诸葛亮那样愿意出来做官，只是居家辅佐魏文侯。段木干建功立业的方式为什么不同于诸葛亮呢？
段干木和诸葛亮都是儒、道兼具的名士，儒家思想都主导了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模式，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一样，儒家情怀对他们所产生的作用也就不一样，当然，他们最终的政治命运也就会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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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兴起于汉末群雄镇压黄巾起义的乱局中，刘备与群雄一样，都看到了汉帝国将要覆亡的历史趋势，他们镇压黄巾起义，无非是要争夺天下而已，断然不是为了所谓匡扶汉室。诸葛亮可能是中了儒家的毒害太深，他对于匡扶汉室非常在意，虽然难度是如此之大。他遍观天下群雄，综合考虑了刘备的姓氏、志向和才能，决定投奔刘备。他投奔刘备，当然是为了辅佐刘备匡扶汉室。
儒家讲究“君君臣臣”的尊卑之礼，诸葛亮虽然有刘备“三顾”之荣，但是他对刘备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侍以君礼。官方史书《三国志·蜀志》用语虽然简略，行文中对刘备和诸葛亮的君臣关系自然把握精准，自不待言，即便《三国演义》渲染了刘备礼贤诸葛亮的“贤君”形象，刘备也时常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诸葛亮，比如《三国演义》第八十一回中，章武二年（222）春，刘备出师伐吴之际，学士秦宓谏刘备不必亲征，刘备怒，命将秦宓羁押候斩。“孔明闻之，即上表救秦宓，其略曰谏：‘……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功，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先主看毕，掷表于地曰：‘朕意已决，无得再谏！’”
但是，诸葛亮起初并没有看清刘备的真面目，那么他是什么时候才识得刘备的呢？也就是刘备伐吴前。刘备在蜀中刚刚立足，就亲率举国之兵讨伐东吴，违背了诸葛亮联吴拒曹的“隆中对”战略，我想，诸葛亮这时候应该明白，刘备与当时的其他割据者一样，绝没有诚心恢复汉室，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霸业。
好在刘备于章武三年（223）春战败病死，受命辅佐幼主的诸葛亮方才能够依据自己的儒家信仰，一门心思去恢复汉家的天下一统，短短十年间，他竟然组织了五六次北伐。当是时，魏、吴、蜀三国，以蜀国的国力最弱，诸葛亮并没有来得及很好的发展蜀国经济，战略物资匮乏，他只得以军屯的方式解决粮草问题，军队得不到系统训练。此外，诸葛亮几乎每一次北伐都不能得到东吴的有效协助，故而每次北伐均告失败。我们不能说诸葛亮的“隆中对”有错，但是，诸葛亮仅凭儒家统一天下的情怀和“兼济天下”的良好愿望，盲目用兵，严重动摇了扎根本就不稳的蜀国国本，最终使蜀国成为三国中最先灭亡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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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木干年轻的时候受学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是儒家“尊王”的大一统理想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显得很滑稽，注定是难以实现的，特别是段木干所在的晋国还发生了韩、赵、魏三大夫分晋自立为诸侯的“犯上”事件，这令段木干对“复礼”大业心灰意冷，他遂混迹于市井间，被时人称为“不务正业”的浪子。其实段木干这样做，是在践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观。
那么，后来他遇到了魏文侯的“三顾”，为什么不接受做官的邀请呢？在段木干的眼中，魏文侯属于大夫“犯上”，他不承认魏文侯为诸侯。但是，儒家的教义又要求他建功立业，于是他作出变通，不愿意做魏文侯的臣子，却愿意做魏文侯的老师。在段木干的“幕后”辅佐和吴起、李悝等人的“幕前”辅佐下，十多年后，魏国发展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此外，魏文侯对段木干的“迁就”还促进了战国时期贵族养士风习的形成。
魏文侯之所以能屈尊接受段木干，根源有两个：一是他自立为诸侯，确实违背了周礼，他只有尽可能谦卑才能取信于国人；二是他急需大量人才实行封建制度变法，以发展魏国国力，为他日后称雄各国的战略做准备。可以说，国家的需要迫使魏文侯放低身段，而儒家的情怀迫使段木干更改了建功立业的模式。
段木干适当活泛了自己的儒家情怀，所以他成功了；而诸葛亮坚持不走样的忠实于自己的儒家情怀，所以他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