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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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南朝时期的《文选》，是东汉末年一些失名诗人传世五言诗的选辑。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古诗十九首”都是对春秋中期以来中国诗歌唯美性的总结和升华，为此后的诗歌文人化开辟了方向，奠定了六朝特别是隋唐时期诗歌创作大发展的基础。为此，本文也就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分析“古诗十九首”的唯美性，即：思想上使“诗言志”狭义化；艺术上使诗歌精致化。
一、“诗言志”的狭义化
孔子曰：“诗言志。”所谓志，是指诗人对客观世界的全面认识，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是非判断、个人价值取向和人生抱负。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社会生活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是好的，有的是坏的，有的是既不好也不坏的，诗人从其特殊的人生际遇、世界观、人生观和个人理想抱负等方面出发，会对社会作出自己的判断，有的要被赞扬和发扬光大，有的要被无情揭露和批判。
孔子编修《诗经》正反映了其“诗言志”的目的。
孔子的“志”是把自己和后学者塑造成为辅佐天子以恢复和维护天下大一统局面的君子。但是君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社会的影响，社会可以使他堕落，也可以使他积极向上，他只有正确认识社会中好的和坏的部分，并且能够批判坏的，礼赞好的，他才会逐渐向君子靠拢。所以《诗经》中既有下层人民抨击政治黑暗的诗，又有下层人民称颂统治者的诗；既有各级官吏对现实政治表达不满的诗，又有各级官吏抒发人生的各种忧伤的诗；既有下层人民开放、热烈、真挚、缠绵的婚姻爱情诗，又有政治绑架婚姻以及女子被无情遗弃的婚姻爱情诗。当然，还有追溯遥远历史，描写农桑活动，反映祭祀生活等其他方面的诗。
孔子编选了思想内容如此丰富的诗，就是为了帮助学人快速认识社会，及时作出判断，迅速实现“志”所确定的目标。可以这么说，孔子“诗言志”的主要方向是“治国平天下”，个人是要服从天下的需要的。
《诗经》之后的诗歌创作基本延续了孔子“诗言志”的原则。战国时期，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无情揭露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反映正直者遭受诬陷和人生迫害的情形，表达了诗人追求真理和人生抱负不屈不挠的意志。西汉时期的大赋礼赞盛世，表达了作者建功立业的人生情怀。东汉时期的乐府诗或批判战争，或反映下层人民的疾苦，或表现民间爱情的纯真，抒发诗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之情。以上这些都遵循了诗人心怀天下的“诗言志”原则。
孔子所确定的“诗言志”充满说教色彩，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写出的诗歌作品都是严肃的，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刚性需要，没有反映诗人个人的“小我”心理。“古诗十九首”就试图反映“小我”心理。《诗经》中有为数不多的描写士大夫感叹人生的艰难和忧伤的作品，楚辞中有为数不多的描写诗人内心苦闷的作品，汉乐府诗中有为数不多的描写诗人对自己无助人生忧思的作品，东汉末年的一些诗人从这些作品出发，注重用诗歌表现诗人在复杂的现实生活面前无奈、彷徨甚至悲观的情绪，使孔子的“诗言志”狭义化，从而创作了“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在表现诗人的无奈、彷徨及悲观情绪时往往忽略现实生活，无限渲染自己的情绪，即忽略叙事，着重抒情。近代象牙塔中那种自怜自哀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鸣往往没有人愿意去理解，但是“古诗十九首”不同，诗人的内心体验可以穿越时空被读者感同身受，产生心灵共鸣，因而具有凄婉的唯美色彩。具体说，“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上的这种唯美色彩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游子怀乡的离愁别绪。常年漂泊在外的游子，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情感常常让他们忧思难眠。比如在《明月何皎皎》中，一个月圆之夜，游子因思乡而心情烦躁，他不断的在屋里屋外徘徊，他忧伤的写道：“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无计可施的他只得再度回屋，他难过的掉下泪来：“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
二是闺妇念远的离愁别绪。闺妇念远与游子怀乡是相辅相成的，游子一事无成，却还在外挣扎，撇下闺妇独守空房，闺妇难免愁苦不堪。比如在《行行重行行》中，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游子还没有回来，妇人因思念他而逐渐消瘦并衰老下去，她悲叹道：“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她并不需要丈夫成就什么功业，她只是想跟他长相厮守，他不回来，而她一个女流之辈又不能千里去寻他，除了希望他多多保重身体，并“努力加餐饭”，她又能怎么做呢？
三是游子对生存状态的新思考。游子出门本欲衣锦还乡，封妻荫子，但如今求取功名却如此艰难，到底是继续下去还是放弃呢？《明月皎夜光》的作者似乎参透了人生。诗人跟他的同门好友一起在外闯荡，结果社会并没有接纳他，蹉跎岁月之际，他没有像《诗经》中的游子那样抨击现实社会，也抛弃了屈原那样的狷介性格，什么雄心壮志？什么为君分忧？什么光宗耀祖？他都看得不重要了，他只是想家，想他的爱人，他写道：“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除了上面这三类，“古诗十九首”中还有的作品写游子对人情冷暖的感受，写闺妇对游子长期在外会不会变心的怀疑，写人生在世如同朝露的忧伤，等等。这些诗歌不再崇尚“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壮志，把孔子的“诗言志”压缩为以诗歌吟咏自己私生活方面的悲愁，从而使诗歌的思想内容由原来的或严肃或悲壮变得凄美。
“古诗十九首”对“诗言志”的这种狭义化唯美处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比如曹操吟咏人生短促的苦闷，陶潜吟咏官场功名的羁绊，李白吟咏人生离别的况味，孟郊吟咏人的生存的凄凉，李商隐吟咏世态炎凉的难料，不胜枚举，而像“古诗十九首”中的离愁、明月、高楼、浮云、牵牛星等等后来都成为诗歌创作中长期沿袭的母题或意象。
二、诗歌艺术的精致化
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是唐诗，宋元明清的诗歌创作即便有所开拓，也是在唐诗基础上“别出心裁”的开拓。之所以说唐诗是古代诗歌的高峰，是因为唐诗在诗歌艺术上达到了唯美，也就是实现了诗歌艺术的精致化，而这是从“古诗十九首”开始的。
首先，“古诗十九首”使句式上走向唯美。
“古诗十九首”之前的中国诗歌始终存在着句式散体化倾向，但总体上是逐渐从四言句式向五言句式过渡。
《诗经》中的作品以四言为主，但往往于四言中夹杂着其他句式，比如“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楚辞从赋的叙事要求出发，四言不足以达到目的，于是把《诗经》的四言句式发展为不规矩的五言句式，比如“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将其暮”（《离骚》），如果把这些句子中的虚词去掉，句子就是五言了，但是这些虚词是诗人强化音乐性的手段，这是诗赋跟文章在形式上的重要区别。当然，楚辞在使用这种不规则的五言句式时还会夹杂着不规则的六言、七言乃至其他句式。汉乐府开始有意识的把楚辞的五言句式实词化，出现了像“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江南》）这样的五言诗，但是诗的语言太粗疏。
“古诗十九首”对楚辞的五言句式进行了精致化处理，其方式主要有三个：
一是去掉楚辞中的虚词，通过句子节拍的合理搭配来强化诗句的音乐感，诗人还把《诗经》中的叠词用法引入以加强诗的音乐感。比如《迢迢牵牛星草》中的几句：“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轧轧/弄/机杼。”四句诗清一色的五言句式，节拍搭配既做到了统一性，又为了避免呆板而出现规律性的变化，加之每句都以叠词开头，读来抑扬顿挫。
二是避免同一个词语在句中重复使用，诗句在表达诗意时力求两句一组，规避汉乐府中的随意性。比如“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青青河畔草》），四句诗中，每一个词语都只出现一次，每两句表达一个意思，前两句描写室外环境的优美，后两句描写室内女子的落寞。
三是开始尝试使用对仗手法。对仗通过上下句词语在词义上的相对和语音上的相反，是把诗进一步与文拉开距离的手段，从而使诗歌继续走向精致化。对仗在《诗经》中是没有的，楚辞在铺叙过程中虽然时而有词语相对的现象，却并不追求语音的相反，“古诗十九首”则有意使用对仗。比如前文《迢迢牵牛星》中的那四句诗：平声组合“迢迢”应对仄声组合“皎皎”，平声组合“纤纤”应对仄声组合“轧轧”。
五言句式的唯美，即用词的实词化，节拍的规律化，诗句意群的规律化，以及对仗的尝试都为南北朝时期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而南朝永明体乃至隋唐五七言近体诗的出现和成熟也与“古诗十九首”的这种五言精致化努力密不可分。
其次，“古诗十九首”使格调走向唯美。
诗的格调是否唯美，即是否优美、独特或有意味，关键在于构思过程中能否把词语提纯成有意味的意象，把意象熔铸成有意味的意境。在“古诗十九首”之前，《诗经》通过比的手法赋予词汇以特别的意义，但是《诗经》过于重视叙事，词汇的特别意义往往只起到开个头的作用，《诗经》并不注重词汇向意象的转化，进而营造诗歌意境。楚辞常常把香草、夕暮、流水等熔铸成别有意味的意象，但是诗人的目的只是为了直抒胸臆，而旨在让读者慢慢体味诗人情怀的意境构筑并不是楚辞所长。而“古诗十九首”在提纯词语使之意象化，熔铸意象使之意境化方面已经非常自觉了。
一是把口语提纯成有意味的意象。《诗经》和楚辞都是通过比兴手法赋予平凡的生活语词以美的特质来表达情感，那样的词汇虽然来自口语，但是由于它们被诗人用艺术手法改造了，别说老百姓读起来费解，就连许多大师都得琢磨多年。“古诗十九首”不然，它直接使用日常生活中的词语就能准确表达作者的情感，于浅近的自然中散发隽永的意味。比如“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明月皎夜光》）中，“明月”、“促织”、“白露”、“野草”、“秋蝉”、“玄鸟”这些语言虽然是原汁原味的口语，但是由于经过了诗人的精心挑选，这些口语所形成的诗的意象不再具有词语的本来意义而是别有一种哀伤的意味了。
二是把意象熔铸成有意味的意境。意象如果不构筑成意境，即便它们有意味，其一个个孤立的存在也会妨碍诗人感情的升华。“古诗十九首”是从营造诗的意境的需要为出发点来选择意象性词语的。还如上文《明月皎夜光》中的几句诗，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营造了一个秋夜的环境。明月照着女子的窗子，墙根有蟋蟀叫个不停；而窗外呢，野草上粘着露珠，将死的秋蝉在声嘶力竭的叫着。这种意境既有岁月流逝，人生老去的意味，又有闺妇与游子虽共有一轮明月却天各一方的意味，它们结合在一起准确表达了诗中的女子在岁月更迭中思念游子的心情。
“古诗十九首”在提纯意象性口语和以意象构筑艺术意境方面的努力使五言诗在唯美的路子上继续前进，这是唐诗能够登上艺术高峰所不能缺少的艺术手段。
“古诗十九首”通过思想上使“诗言志”狭义化，艺术上使诗歌精致化，诗歌由此呈现出唯美主义倾向。“古诗十九首”是通过走进《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然后再走出来的方式实现自己唯美的目的的。当然，“古诗十九首”在思想主题上还显得过于单一，取材过于狭窄；其对仗手法不仅尚不严谨，而且还未普遍使用；由于其意象性词语不够丰富，其构筑的意境尚不够深邃。这些是“古诗十九首”把先秦两汉诗歌发展到六朝隋唐诗歌时必然要带有的过渡性烙印，这些缺点恰恰给六朝隋唐诗歌继续走向完美指明了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