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怎样重蹈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覆辙

重文轻武的北宋国策虽然使北宋前期出现了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局面，但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长期寅吃卯粮和穷奢极欲，以及来自契丹、西夏两大外患越来越大的战略压力，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宋仁宗于乾兴元年（1022）继位后即日益尖锐起来，要求改革以富国强兵的呼声在进步的士大夫中越来越高，宋仁宗终于于庆历四年（1044）任用以范仲淹（989-1052）为首，包括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名臣，实行“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项所谓“新政”。然而，“新政”推行了一年便因受到各种阻力而宣布废止。

虽然“庆历新政”并没有改变北宋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官僚机构臃肿，人民生活困苦，军队作战能力低下等状况，但是“新政”毕竟搅动了一潭死水，为后来熙宁、元丰年间的变法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宋仁宗嘉佑三年（1056），时任度支判官王安石（1021-1086）以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要求宋仁宗再次实行改革，还没有从“庆历新政”的惊惧中静下心来的宋仁宗没有理会王安石。治平四年（1067），久慕王安石之名的还不到二十岁的宋神宗刚继位就宣丁忧在家的王安石进京，于熙宁元年（1068）拜他为参知政事，次年再拜为宰相，开始实行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项目主要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并整顿太学，改革科举制度。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是“庆历新政”相关内容的强化，这是因应熙宁时期宋朝的社会危机进一步恶化的需要而作出的正确选择。

王安石变法虽然断断续续的持续了十多年，但变法同样以失败而告终，其失败的原因几乎跟“庆历新政”一样，而其失败的程度也就是其对此后北宋乃至南宋初期统治基础的破坏性却又远远超过“庆历新政”。这里，我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整顿吏治的天真性，富国措施的偏颇，强兵措施的政治风险以及变法领袖的性格弱点等四个方面，简要分析王安石变法怎样重蹈了“庆历新政”的覆辙。　

一、对封建体制动刀子必然引起守旧派阻挠

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动作都非常大。整顿吏治就是采取许多措施改变官僚机构臃肿，施政效率低下的状况。

“庆历新政”主要采取了五种措施来整顿吏治。一是明黜陟，也就是严格官吏升降制度，把早先的按照官吏的资历年限升官且只升不降的所谓“磨勘”制度改为依据政绩考核来决定官吏的升职或降职。二是抑侥幸，也就是限制官吏队伍的滥进，把早先的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凭荫恩使自己的儿孙们直接做官，限制为只允许高官的嫡子享受荫恩，且安排的职位也降低。三是精贡举，也就是改革科举取士制度，把早先科举取士重视诗赋改为重视策论，以选拔有缜密思维能力和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人才。四是择官长，也就是精选地方官吏，就是注重从州县属官中选拔德才兼备的人做主官。五是均公田，改变早先朝廷赐给各级官吏的“职田”不均的状况，把多赐的田地收归国有。

除了“精贡举”，以上这些措施严重损害了贵族们甚至皇室的切身利益。一大批政绩不显的官吏被裁撤下来，其中不乏皇家子弟和外戚；大量养尊处优等待荫恩做官的贵族子弟面临“无业”的威胁，惶惶不可终日；官员被降职或免职之后，其田产将会被相应没收一部分，更不用说早先就已经多占的那些田产了。即便是“择官长”，也面临怎么择的问题，变法派乘机把自己的大量亲信安插在地方上做主官，从而引起政敌的攻击。“新政”对吏治的整顿触动了包括皇族在内的几乎全部官吏的利益，引起中上层官员的普遍反对，北宋上层统治基础产生动摇，宋仁宗的所谓“仁君”的形象受到损害，惊慌失措的宋仁宗赶紧下诏停止“新政”。

王安石变法时不仅全部照搬并升级了“庆历新政”的以上措施，还追加了青苗法和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就是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农民分别于夏秋两季归还本息。青苗法严厉打击了高利贷者，使高利贷者失去谋利的市场，但是大高利贷者都是朝廷大员、州郡官员、豪强地主，其中包括皇亲国戚。方田均税法，就是在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由于大量的土地被贵族霸占，方田均税法基本上没有危害农民，却把大小官员长期瞒报的土地清理出来了，或者没收，或者课以重税。此外，王安石从朝廷到地方撤换了大批官员，许多早前被称为“名臣”、“能吏”的官员或被贬，或靠边，或勒令致仕，王安石自己的大批亲信粉墨登场，朝廷和地方长期形成的以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为支撑的政治“平衡”被打破，整个官场乱哄哄的，许多官员在观望中做事，许多州县在施政上出现无所适从的混乱局面。

王安石变法对各级官僚的打击甚于“庆历新政”，甚至宋神宗自己都被迫“吐出”了一些土地。王安石变法引起守旧派铺天盖地的反对，宋神宗每次上朝都会收到大臣们要求废止新法的折子，有的官员甚至直接要求处死王安石，这经常令宋神宗头疼，宋神宗对新法的支持力度也就一年不如一年。

总之，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都动了封建统治阶级自己的“奶酪”，这种试图改革封建体制的做法，必然引发来自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强力反弹，变法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富国的措施引起地主阶级和农民的普遍反对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宋仁宗和宋神宗允许变法的目的当然也是富国。按照当代的观念，所谓富国，既包括国家富裕即国库充足，也包括人民富裕即藏富于民，然而“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的富国只是想尽一切办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庆历新政”通过三种措施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是厚农桑。加强农桑立法，命令各路转运使及其所管辖的州县真正重农桑，奖农桑，以农业的好坏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内容。二是减徭役。合并户口稀少的县邑，以减轻其地人民的傜役。三是倡导节用、节俭，裁剪各级衙门的行政耗费。这些措施看起来很好，但是各路转运使为了自己的政绩，因厚农桑和减徭役所增加的经济收入并没有让广大农民得到，除了小部分被贪污之外，大部分上交给了国家，国库的收入提高了，皇帝自然高兴，而农民不仅没有改革利益的获得感，相反贫富悬殊被进一步拉大，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由于监管不到位，减少行政支出，造成许多州县相应的减少办公时间，从而使本来就低下的办公效率的问题更加突出。同时，均赋税也侵害了大土地所有者即大贵族的利益，自然也会受到大贵族的抵制。

由于“新政”的经济制度不仅没有消除农民起义频发的根源，反而使各地的农民起义更加多起来，特别是庆历四年（1044）秋天保州（今河北保定）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士兵哗变和农民起义，起义还差点引发驻扎在北边不远处边境上的辽国军队对北宋的趁火打劫，宋仁宗对推行“新政”深感自责。起义被残酷镇压下去之后，宋仁宗便对“新政”惧怕起来。

王安石变法更是如此。王安石变法在富国上的主要目的直接就是增加国家收入，既不考虑地主阶级的感受，更不会考虑农民的感受。

王安石变法在“筹款”上有如下一些措施。一是青苗法。青苗法只是把原来高利贷者盘剥农民的借贷利息转为由政府盘剥，国家财政多了一份来源，但是阶级矛盾不仅没有缓和，还增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二是免役法。免役法就是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不愿服差役的民户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来代替。农民哪有多余的钱来为自己免役呢？农民宁愿继续服差役；能够交钱免役的只能是大小地主，而大小地主不再服差役了，多出来的差役还要加到农民的身上。国家又多了一份收入，但是地主交了钱，地主不满，农民增加了差役量，农民也不满。三是上文提到的方田均税法。政府没收了大地主多占的土地，分给新兴的地主，拓宽了土地的税收渠道，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被“刮”得叫苦连天，大地主只能把部分“损失”转嫁给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加重，自然也是怨声载道。四是农田水利法。兴修水利设施当然是好事，可以增加并稳定农业收成，但是兴修水利的经费国家却不提供，王安石规定，这些经费由当地政府责成大小地主和农民根据所占有土地的多少，按照比例均摊。水利设施修好了，土地收成增加了，国家的税收自然也增加了，但是出钱兴修水利设施的地主和农民都觉得吃了亏，当然不满意。五是市易法。动用国家力量低价购买各地的滞销物资，然后再高价卖给缺少这些物资的其他州县。这一措施强化了物资流动，符合商业规律，但是措施只是增加了国家收入，各地民众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遭到了盘剥，当然会对官府不满。市易法还限制了大商人对市场的垄断，大商人一般都是大地主，这自然又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三、强兵措施的政治风险令皇帝都害怕

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强兵是仅次于富国的第二个重要目的，同时，强兵也是富国的自然延伸。

宋太祖通过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后，他担心类似的现象会发生在其他武将身上，于是作出了一系列客观上弱化武备的军事政策。其主要做法是：一是实行募兵制。国家招募军人，以精兵驻守在京城，由皇帝亲自监督，战斗力不强的军队则派驻各地，由皇帝派遣官员监督。二是实行将兵隔离制度。皇帝派往各地监督军队的官员没有军事指挥权，而各地统领军队的中上层将校每年都要在各地间轮换，地方部队也定期轮换驻守，这些措施使得将官永远不熟悉校官，将校们也永远都不熟悉他们的士兵，军事训练流于形式，皇帝试图以这种隔阂来避免军队成为将军们的“私人武装”。三是士兵终身制。士兵直到六十岁才退伍，一个士兵在军队里呆上几十年，自然成为“兵痞”，许多士兵要么以羸弱的身体呆在军队里，要么就直接老死在军队里。这样的军队怎么会有战斗力呢？所以北宋前期不仅老是吃契丹的败仗，连弹丸小国西夏都打不过，镇压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庆历新政”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范仲淹奏请宋仁宗实行府兵制，就近招募年轻的士兵，废除士兵终身制，士兵服兵役被限制年限，不允许老人和病人呆在军队里。此外，每年三个季度训练，一个季度种地，这样就既避免了将校跟士兵的“勾结”，又寓兵于民，可以增加士兵的家庭收入。但是，这一制度进一步把将校和士兵隔离开来，还引发原来士兵的“失业潮”，各地不断发生兵变，于是宋仁宗赶紧叫停这一项“新政”。

王安石变法采取了更多的军事改革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兵法和保马法。

由于北宋失去了唐代所拥有的长城以北和河西走廊这些盛产名马的国土，宋军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制约，以至于长期没有像样的骑兵，保马法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难题。所谓保马法，就是国家通过贸易从辽国和西夏引进马匹，雇给农民饲养和繁殖，国家定期从农民手中购买成年马匹，以充实军队。但是，各地的农民起义军通过走私途径也获得了大量马匹，这给官府镇压这些起义军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同时，国家从经济收入角度出发，往往不能给足养马的钱，致使部分农民通过谎报马匹病死来残杀马匹，制度难以非常有效的推行。

而将兵法就是彻底改变早先的将校跟士兵隔离的做法，把将校和军队相对固定化，要求将校跟士兵朝夕相处，积极组织日常训练。将兵法当然能有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熙宁六年（1074），在王安石的部署下，将军王韶率领“新式”军队向吐蕃发动进攻，收复了早些年被吐蕃侵占的河、洮、岷等五州，这是北宋立国至此第一次主动向周边政权发动进攻，并取得了罕见的一次胜利，王韶所率领的这支军队被人们尊称为“王家军”。谁知，这次巨大的军事胜利不仅震慑了吐蕃、西夏和辽国，也震慑了宋神宗、太后和守旧派集团，他们担心武将坐大，担心将来“王家军”、“刘家军”、“李家军”会威胁到朝廷，于是宋神宗迅速采取措施，对将校和士兵适当予以隔离。

四、变法领袖的性格缺陷注定了变法的失败

“庆历新政”的领袖范仲淹和王安石，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员，他们的身上必然带有与生俱来的阶级烙印，即不敢放开手脚触动封建体制，因为那也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虽然他们愿意放弃一部分自己的利益。同时，二人还有自己特殊的性格缺陷，这也是“新政”和新法难以推行下去的重要原因。

对皇帝的盲目依赖，是“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范仲淹为了扩大“新政”执政集团，他仿效唐代后期的牛李党派做法，在朝廷广泛结党，把持要害部门，以减小守旧派对“新政”的抵制力度。在北宋国家机构的设置上，宰相（含参知政事）、枢密院和谏院地位最重要。宰相（含参知政事）主管政务，枢密院主管军事，谏院通过向皇帝直接进言从而左右皇帝的思想。在范仲淹的极力争取下，宋仁宗罢免了宰相吕夷简、参知政事王举正等，限制了兵部尚书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的权力，范仲淹得以与志同道合的韩琦、富弼共同执掌相权，并把持枢密院。范仲淹还提拔好友欧阳修、蔡襄、王素和余靖同为谏官，把持了谏院。为此，唯一的守旧派执政章得象指责范仲淹结党，从而引起宋仁宗对唐朝朋党之乱复苏的担忧。宋仁宗对范仲淹的信任迅速打了折扣。

“庆历新政”是结束了，但是朋党现象却愈演愈烈，王安石变法时期竟然公开宣称结党之志。王安石从不避讳自己是新党领袖，司马光也从不避讳自己是旧党领袖，朝廷官员和地方官吏也大都主动站队。这种现象是庆历时期朋党专政的发展，但是却发展的太快，以至于已经登峰造极了。或许是宋神宗年轻气盛甚至是年轻“无知”，他一直容忍甚至接受新旧两党争权的状态。由于两派的领袖都是鸿儒，他们都津津乐道于皇帝对自己的信任，互相“大打出手”，宋神宗基本上是“坐山观虎斗”，他既支持变法派锐意改革，又尽量保护守旧派。特别是宋神宗一方面把个别守旧派直接“掺进”变法阵营，名为协助王安石，其实是为了牵制王安石，另一方面又让守旧派首领司马光知西京留司御史台，允许司马光在洛阳组织一个由十二名前高官（宰相、参知政事级别）组成的“洛阳耆老会”的守旧派集团，令人惊讶的是，“耆老会”竟然还包括“庆历新政”时期的重要人物富弼、文彦博，这不仅说明了“庆历新政”时期代表性人物思想上的倒退，更说明熙宁年间守旧派的势力是何其的大，也说明作为王安石变法的倚重者宋神宗其实已经对变法动摇，转而通过大臣们的朋党之争来谋求政局的暂时平稳。

依赖皇帝，使范仲淹和王安石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范仲淹患得患失，对政敌的朋党指责担惊受怕。范仲淹知道宋仁宗讨厌朋党，因而他竭力否认自己有结党之嫌。但是，太子中允尹洙上书宋仁宗直言自己跟范仲淹是朋党关系，主动要求随范仲淹一起贬职；而欧阳修上宋仁宗一篇名作《朋党论》，在驳斥保守派阻挠“新政”的同时，光明正大的承认自己跟范仲淹是朋党关系的事实，这令宋仁宗忍无可忍。总之，范仲淹的懦弱使他的“新政”助手们一一遭到清算，他自己也被贬出朝廷，“新政”只能流产。王安石倒并不患得患失，他的胆量比范仲淹大了许多。王安石抓住自己被宋神宗信任的良机，快速组建自己的团队，他试图赶在宋神宗“后悔”之前把守旧派彻底挤下政坛，这就使得他只顾眼前利益，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有时候甚至仗势欺人。在这种情形下，王安石招徕的“同志”在能力上必然良莠不齐，有些“同志”则效仿王安石，对下属和守旧派同僚盛气凌人，造成行政效率的进一步降低，新法推行起来步履维艰。

由于受到守旧势力的大力抵制，范仲淹和王安石被迫盲目依靠自己的“同志”，甚至无原则的提拔新人，其中不乏野心家进入了他们的团队，他们的这种“书生意气”使变法派内部不能实现团结，从而使“新政”和新法不能被有效的推行。范仲淹“庆历新政”的得力助手富弼、欧阳修晚年似乎都“知错”了，大力阻挠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特别信任并大力提携的吴充、张璪、钱公辅等人后来都成为反对新法的“干将”。熙宁七年（1074）春，王安石第一次被迫辞去相职前，向宋神宗推荐变法派骨干吕惠卿代替自己执政，吕惠卿大权在握后，遂对新法阴奉阳违，与守旧派眉来眼去，逐渐调守旧派官员入朝取代变法派官员，还直接迫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试图清理王安石的势力。次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遂对吕惠卿团伙打击报复，从而引起变法派内部的更大分裂，新法的推行更加困难，宋神宗也对王安石自己都沦落到吕惠卿的地步感到非常失望，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只得再次辞职，从此隐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半山园，再也没有回朝。

王安石的性格弱点远多于范仲淹。王安石跟司马光有过一次关于变法的论文“答辩”，两篇辩论文章特别是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堪称千古名作，从王文可以看出王安石光明磊落的性格，针锋相对的斗争艺术和不屈不挠的变法意志。但是在实际变法过程中，王安石的缺点很多，比如：他越级重用自己的儿子王雱，被守旧派指责为任人唯亲；他打击守旧派的时候毫不手软，甚至采用株连的做法，成千上万名官员被贬职、免职，甚至被迫害致死；他改革科举制度时居然用自己的著作代替过去使用的四书五经读本作为“教材”，从而引起守旧派的攻击，以至于有的太学生拒绝参加科举考试；他在落实新法过程中又使用强制性、“一刀切”等极端手段，引起社会诟病；以“拗公”著称的王安石熙宁九年却因儿子王雱的突然病逝而万念俱灭，王雱之死成为压垮王安石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那时候宋神宗已经对变法心灰意冷，但是这也显示出王安石的性格中有如同范仲淹那样的怯弱的一面。还有，王安石借年轻的宋神宗的信任在许多方面越职，俨然取代了宋神宗对人事的任免和变法进度的把控，这不仅使宋神宗害怕变法会断送赵家基业，还使得大批投机分子进入变法阵营，为新法培养了掘墓人。　

王安石变法和“庆历新政”是北宋前中期一批先进的士大夫试图挽救社会危机的两次改革。虽然两次改革的社会环境有所差别，但是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然而令我们震惊和需要深思的是，这两次改革的失败原因却大同小异，王安石在整顿吏治、推行富国强兵措施等方面都重蹈了范仲淹的覆辙！王安石重蹈范仲淹的覆辙，显示出王安石刚愎自用以及跟范仲淹一样的“外强中干”的性格特点，他盲目自信，不善于其实也没有非常积极的去吸取“庆历新政”失败的教训，急于求成，矫枉过正，以至于到处树敌，使变法始终在艰难中推进并最终失败。当然，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都是封建社会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的必然结果。无论王安石怎么高度评价范仲淹为“一世之师”，无论列宁怎么高度评价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作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一员，并且把改革的胜利寄希望于最高统治者，范仲淹、王安石的这种阶级局限性使他们不可能获得改革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