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网站用户
《水浒传》成书以来，不仅每个时代的读者都会读出每个时代的《水浒传》，而且每个读者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也会读出不同时期的《水浒传》，这说明《水浒传》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特莱”。
笔者少年时代就通读过《水浒传》，青年时期也读过一两遍，因年龄、阅历、知识储备等各方面情况的不同，数次阅读之后的认识是不一样的。而今，人在中年的笔者再读《水浒传》，认识跟以往又不一样，具体说来，笔者有三个方面的认识：《水浒传》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分化；《水浒传》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变质；《水浒传》反映了君主专制的衰落。
一、《水浒传》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分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就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道、佛等其他社会思想都不能撼动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但是，中国地域的广阔性、民族关系的复杂性、社会变化的多端性等，并不是儒家思想能完美的予以解释的，因此，儒家思想不得不吸收其他社会思想中的可用因素，如此一来，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便会出现分裂。《水浒传》正反映了这种状况。
招安不仅是《水浒传》的重要情节，甚至是《水浒传》带有归宿意义的情节。招安图的是什么？按照宋江的说法，上是“顺天”、“护国”，下是“封妻荫子”，总的来说就是忠和孝，这是从北宋延续到《水浒传》成书时代即明初的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招安是宋江尚未入伙梁山之前就有的思想，按照他的意思，他入伙就是要给弟兄们找一条金光大道。梁山赞同招安的要么原来就是官吏或以做官为人生理想的人，要么是被梁山英雄以“逼”、“骗”的方式到梁山落草的人，这些人就是宋江、吴用、卢俊义、王英、扈三娘、呼延灼等人，像李逵、燕青等人虽然也赞同招安，但是他们仅仅是死忠他们的主人，并不是要忠君。另外有一批坚决反对招安的英雄，比如林冲、武松、鲁智深、张青夫妇、阮氏三雄、刘唐等。这些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对宋朝有深仇大恨的人，一类是只想过自由自在生活的人。当然，更多的梁山英雄是随大流的。
在招安问题上，随大流的梁山英雄是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意识的反映，与儒家思想牵扯不大，但是，对招安的态度截然不同的两派英雄则显示了元末明初儒家思想的分化形态，即理学思想及其分支心学思潮。
早在起义军攻城略地推翻元朝统治的过程中，起义领袖朱元璋就已经开始考虑新的封建皇朝所要提倡的主流社会思想，他不假思索的就选择了他的“老祖宗”朱熹的理学。其实朱元璋选择朱熹理学思想并非出于“私心”，因为，其一，朱熹理学宣扬包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内的所谓“三纲五常”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朱元璋没有道理不提倡；其二呢，朱熹理学在整个元朝时期本来就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赵复、许衡等是元代朱熹理学思想最重要的继承人，朱元璋只不过从国家大政方针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朱熹理学的地位而已，特别是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出发强调国家安定层面的“忠”和社会最基层组织家庭安定层面的“孝”。明初大儒宋濂、刘基都是朱熹理学的鼓吹者，认为忠孝是全民必须无条件遵循的“天理”、“天道”，任何个人的欲望都必须服从于这种“天理”、“天道”。
宋江、吴用、卢俊义等人对招安的态度如此坚决，不仅在梁山上扯起“替天行道”的大旗，赴京招安途中也打着“顺天”的旗帜，这正是朱熹理学思想“忠”“孝”观念的反映。
可以说，朱熹理学作为施耐庵所处的元末明初的社会主流思想，其地位是巩固的。但是，早在元朝后期，严谨的理学思想体系已经出现了松动，那就是吴澄的“心性论”。吴澄认为朱熹理学所倡导的通过“灭人欲”的方式实现“天理”是天真的，荒谬的。吴澄认为，人不可能没有欲望，人遵循“天理”本身就是一种欲望，同时，任何人都没办法强迫一个人遵循“天理”，“天理”只能依赖人的心，通过人的意识活动和能动精神才能实现。因此，吴澄鼓吹顺人心，循人意以达理，反对朱熹理学钳制人的自由的做法。吴澄的学说其实就是明朝中期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渊源。
吴澄思想中的“心学”灵光，在读书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元末明初老百姓的意识中，就是个性自由，至于顺应个性自由要达到什么样的“理”却不是老百姓懂得的，这在反对招安的那部分水浒英雄身上有鲜明的反映。张青、孙二娘、鲁智深、阮氏三雄等人无论是早先过惯了自由自在的日子，还是到梁山去的目的就是维持早先的率性生活；林冲、武松等人已经对梁山“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纵情生活感到惬意了，自然不愿意放弃梁山还算爽性的生活而接受凶多吉少的招安。
总之，从水浒英雄对待招安的不同态度，我们就能感受到元末明初在推崇理学思想的背景下理学思想的心性论分化。
二、《水浒传》反映了农民运动的变质
《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为素材创作的，书中的宋江起义已经不同于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了。史载，宋江于宣和元年（1119）在郓州、济州边界的梁山泺发动农民起义，起义军先后攻陷青州、齐州、蒲州等十余座城池。宣和三年（1121）初夏，宋江起义军在海州战役中遭到官军伏击，宋江被俘就义，起义失败。
根据历史记载，方腊起义是在宋江起义的第二年爆发的，被官军平息的时间跟宋江起义几乎同时。方腊起义的活动区域在今浙江北部，与宋江起义的活动区今山东半岛相聚遥远，不存在宋江招安征方腊的事。但是在《水浒传》中，宋江征方腊是极其重要的情节，它是宋江接受招安的目的所在，是宋江带领水浒英雄履行“顺天”、“忠君”意愿的实际行动，也是水浒英雄悲剧价值的依托。《水浒传》如此改动宋江起义的性质，作者以艺术的手段揭示了历代农民起义的演化规律和必然结局。
自从秦始皇在中国建立起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权，两千多年中，从陈胜吴广起义开始，反抗地主阶级专政的农民起义就从未断绝过，其中影响重大的也要有数十起。农民起义的根源很多，大多数农民起义都是“官逼民反”。或是官府不顾民生疾苦，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或是官府垄断实体经济，与民夺利，致民难以生存；或是官府吏治腐败，各级官吏巧取豪夺，农民无生存空间；等等。农民起义的结局一律是失败。
虽然历代农民起义都失败了，但是它们失败的方式却不同，大抵有两类失败方式：一是被地主阶级武装镇压，一是被地主阶级利用并转化为地主阶级的帮凶。以前一种方式失败的农民起义太多了，比如：有“首义”之称的陈胜吴广起义被秦朝章邯部镇压，声势浩大的黄巢起义被董卓、袁绍、曹操等封建军阀武装镇压，同样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被明朝吴三桂的官军和满族地主阶级武装联合绞杀。农民起义以前一种方式失败，似乎与本文所要探讨的水浒英雄关系不大，我们重点谈以后一种方式失败的农民起义，即农民起义被地主阶级利用，并转化为地主阶级专政的帮凶。
王莽时期的绿林赤眉起义，最初是典型的农民起义。绿林起义起义领袖王匡、王凤和赤眉起义领袖樊崇都是农民，起义军更是清一色的由赤贫的农民组成。随着绿林赤眉起义严重动摇了王莽政权的统治基础，不能再得到王莽政权庇护了的一部分大地主跟刘氏宗族联合，加入绿林农民起义阵营，农民起义的领导权遂逐步转入地主阶级代表刘秀手中，绿林农民起义成为刘秀推翻王莽政权，镇压赤眉等其他农民起义军，建立东汉政权的工具。隋末爆发了农民起义，形成了河南的瓦岗军、河北的窦建德军和江淮的杜伏威、辅公袥军是三支强大的起义军。在这三支起义军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摧毁隋朝统治的过程中，各地地主阶级纷纷起事，其中最重要的是隋朝太原留守李渊。李渊父子收拢杜伏威部和瓦岗军一部，依靠这些农民起义军相继镇压了江淮辅公袥军、瓦岗李密军，以及陇右恶薛仁臬、幽州的罗艺、洛阳的王世充等农民起义军或地主阶级割据政权，建立起唐朝。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绿林起义军和隋末被李渊招安的部分起义军的归宿跟《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相似，都在协助地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同盟军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性质。
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他的《水浒传》不可能不打上元末明初的时代烙印，施耐庵如此改动宋江起义的性质不是其心血来潮，水浒聚义不仅揭示了历代农民起义的演化规律和必然结局，它还是元末明初农民起义的真实写照。元末爆发了红巾军农民起义，声势最大的是河南刘福通、韩山童，其次是浙东的徐寿辉（含陈友谅）、泰州的张士诚、濠州的郭子兴等。朱元璋加入郭子兴部参加起义，并逐渐成为这支起义军的领袖。在起义形势大好的情形下，朱元璋迅速蜕化成地主阶级代言人，起义军转化为地主阶级武装，相继消灭了各地农民起义，建立起明朝。水浒英雄接受招安，协助官方镇压方腊起义，正是元末朱元璋蜕化为地主阶级代言人后所渴望的和正在做的，施耐庵的《水浒传》正反映了元末明初农民起义相似于历史上西汉末年和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演化规律和最终结局。
三、《水浒传》反映了君主专制的衰落
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均实行秦始皇所开创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特点是皇帝通过“三公”掌握行政权、监察权和军队，通过“九卿”或“六部”管理各项事务，皇帝在这一体制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这种体制在实行过程中经常以“外力”干扰而呈现出摇摆不定的状态。西汉、东汉和唐朝，君主专制体制在前期都很稳固，中后期却总是被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动摇基础；西晋、东晋的君主专制始终收到豪强地主势力的制约。但是不管怎样，从汉到唐中期，君主是各种政治势力中最大的一方，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经过“安史之乱”打击的中晚唐时期，宦官专权现象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严重，宦官不仅操持后宫的一切，而且直接在中枢权力机构把持朝政，有的还兼任多个藩镇，宦官甚至还左右太子的废立、皇帝的废立，更甚者，中晚唐有的皇帝惨遭宦官杀害。
北宋立国后，鉴于中晚唐君主专制体制被破坏的状况，赵匡胤兄弟把军权牢牢的抓在手里，弱化相权，贬抑宦官，确实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但是，君权的过分集中一方面使北宋皇帝难以兼顾各方，另一方面使官僚集团因无所事事而拉帮结伙，勾心斗角，或贪赃枉法，北宋时刻面临来自北方、西北方和西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略压力。宋神宗被迫实行熙宁变法，倡导“君臣共治天下”，弱化君权，强化相权。但是，由于北宋积弊太深，朋党之争早已陷入白热化状态，君权是弱化了，相权是强化了，不仅富国强兵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大权在握的宰相相反却更加便利于打击异己和贪赃枉法，皇帝虽然明知却无力驾驭时局。到宋徽宗时期，奸臣当道，皇帝大权旁落的现象更加严重，这在《水浒传》中有鲜明的反映。
历史上的宋徽宗在施政上忽而重用守旧派，忽而重用变法派，忽而两派都重用，最后还是无法理顺朝纲，只好在金兵南下时把烂摊子甩给太子赵恒，其实宋徽宗所选的这个太子赵恒也是一个无能之人。总之，宋徽宗既不识人，又无驭人之术，在政治上是北宋最昏庸的一个皇帝。但是在《水浒传》中，宋徽宗却并不昏庸。
宋徽宗识人。比如第一百二十回：宋江平方腊后，蔡京等人诬告宋江、卢俊义谋反，宋徽宗说：“朕想宋江、卢俊义征讨四方，手握十万兵权，尚且不生歹心，今已去邪归正，焉肯背反？”后来蔡京向宋徽宗请求御酒以送到宋江任所表其忠义，宋徽宗“沉吟良久，欲道不准”。宋江死后，宋徽宗心中有数，他在上朝时问宿太尉道：“卿知楚州安抚宋江消息否？”宋江之死真相大白，“次日早朝，天子大怒，……蔡京、童贯向前奏道：’人之生死，皆由注定’。”所以，后来宋高宗害死岳飞后的那句话更适宜宋徽宗告慰宋江之灵：“非卿不忠，非朕不明。”宋徽宗明知自己被奸臣左右，但是他因皇权被奸臣架空而失去了发号施令的能力。
至于驭人，宋徽宗也是有些手段的。满朝都是忠臣，或者满朝都是奸臣，皇帝是会被架空的，只有让奸臣掣肘忠臣，忠臣监督奸臣，皇帝才能实现君权最大化。宋徽宗深知这种驭臣之理，所以他重用了忠臣宿太尉。但是忠臣太少，不足以制衡遮天蔽日的奸臣势力，宋徽宗才想招安梁山这一帮忠臣。
可以说，《水浒传》通过拔高历史上的宋徽宗所塑造的宋徽宗这一艺术形象更符合北宋末期特定时代的皇帝特征，虽然真正的宋徽宗并非如此。
《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炮火中诞生的，我不知道朱元璋是否读了《水浒传》，但是辅佐朱元璋的那些大儒肯定是读过的。朱元璋深知宋代“君臣共治天下”的恶劣后果，明初，他通过“火烧庆功楼”、废除丞相制度、制定包括文字狱在内的高压政策、设立禁卫军和特务组织锦衣卫等手段，建立起极端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不过，朱元璋所不明白的是，宋代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的衰落是封建社会自然演化的结果，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必将继续衰落下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违背历史规律的“强人”作派只能逞一时，却不能扭转历史规律，因此，作为中国封建帝制最后的回光返照的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体制在总体上呈现出一路衰落的趋势。
《水浒传》虽然取材于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但是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元末明初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这是受时代背景和作者生活经历决定的。因此，在本文中，笔者主要从《水浒传》文本、元末明初的时代生活出发，结合相关社会现象的历史演化，谈了自己对《水浒传》思想性的认识，那就是：《水浒传》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分化；反映了农民运动的变质；反映了君主专制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