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墨子《所染》

《墨子》共五十一篇，其第三篇是《所染》。文章写墨子观看匠人染布，他从“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这一习见的现象中悟出两个道理：一是君主治理国家，依靠贤人辅佐，他就能成为明君，如果亲近小人，他就会成为昏君，乃至暴君；二是普通人立身处世，如果交友不当，就会成为奸刁之徒。墨子在阐述自己的感悟时分别举了历史上的正反例子。最后他又引用《诗经》中的语言作总结，告诫人们要慎重选择染料，即所谓“必择所堪，必谨所堪”。

《太子少傅箴》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们不能否认墨子《所染》中的观点，但是墨子所说的只是一般现象，其实，在一定的条件下，如同用某种颜色染布，布未必就是那种颜色一样，君主使用什么样的臣子，未必就遇贤则明，遇奸则昏；个人交友，“物以类聚”也未必是一定的。　

从习以为常的现象阐发深刻的道理，是标准的小品文，《所染》可以被认为是明代才兴盛的小品文的滥觞。但是，话说回来，染布在墨子之前没有普及，历史上认为染布技术是墨子发明的，其实墨子自己都在《所染》中声称自己看到了别人在染布，所以我认为是墨子凭借自己的物理学、化学知识改进了染布技术，并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推广了染布技术。墨子的时代，布是粗布，老百姓所穿的衣服都是没经染过的，也就是白色的。有身份的人除了穿蚕丝织成的绮罗衣裳之外，就是穿用染过的粗布缝制的衣服。

而无论是墨子《所染》中看到的染布现象，还是墨子改进的染布技术，那时候所谓染过的布，也就是用一种颜色染了白布而已。根据近代的光谱知识，我们知道，如果布不是白色的，某种染料染了它之后，它就不会是那种染料的颜色。我不知墨子是不是试过，我知道墨子是为了通过染布写人事才有这篇《所染》的。

既然黄色的染料未必染出黄色的布，那么忠臣和奸臣真的就会影响到君主的明或者昏吗？答案是不。在正常情况下，天子选择储君会首先考虑到储君的智力问题，从小就对储君进行了系统教育，当储君即位后，他基本上已经学富五车了。一个学富五车的君主不会只亲近贤人，复杂的朝政将会使他注重“术”，驭人之术，他会综合使用忠臣和奸臣。奸臣使忠臣一点都不敢造次，否则忠臣会被君主猜忌，不仅功业难成，而且还会遭遇杀身之祸；忠臣使奸臣永远抬不起头来，除了君主，他不会为任何大臣卖命。当然，历史上能够做到这种平衡的君主不多。

汉武帝用人，武官中，既用忠勇的将军李广，也用骄纵的将军霍去病，更重用介于二者之间的卫青；文官中，既用忠贞的董仲舒、苏武等人，又用奸臣严助等人。汉武帝临终，把幼小的汉昭帝托付给三个大臣：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磾和左将军上官桀。这三个人，最忠厚的是金日磾，最奸滑的是上官桀，霍光就是那种可以被“染”的类型吧。如同大自然中的高山和河流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样，人也一样，汉武帝之所以是千古大帝，就在于他能够识别忠奸，量才录用，就算贤人和小人一直围绕着汉武帝又能怎么样呢？汉武帝需要的正是贤人和小人都以他为中心。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死对头，一个要变法，一个要复古，他们的集团相互厮杀，甚至置人于死地。但是，他们的主人宋神宗看他俩是一样的亲切。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但是却也保护保守派，不允许王安石对保守派打击过于残酷，他又安排司马光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把书局迁往洛邑，潜心编写《资治通鉴》，同时把保守派骨干集中到那里，形成所谓“洛阳九老”。王安石和司马光可以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宋神宗时期的国力却明显有所提升。我们固然不好评判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忠奸，但是宋神宗并没有被他们任何人所左右。

商纣王殿上倒是有忠臣比干、箕子，纣王能成为明君吗？楚灵王有死忠大夫申亥辅佐，他的王位能不失去吗？项羽有愿意为他肝脑涂地的智者范增辅佐，又能怎么样？

于君主如此，于臣子或普通人也是如此，所谓“龙生九子，各有所好”。管宁和华歆是同窗好友，朝夕相处多年，但品格迥异，《世说新语》：“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韩非子和李斯师出同门，多年同窗中情同手足，不料李斯却借秦王嬴政之手害死了君子韩非；害死了韩非的李斯算不算小人呢？李斯在跟赵高一同辅佐秦二世时，他却因为正义而不能为赵高所容，结果被满门抄斩。曹丕和曹植同为曹操之子，成长于同一片天空下，却一个不能容人，逼出个“七步诗”的典故，一个忍气吞声，苟且偷生，还把心爱的女人让了出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因此，《墨子》所谓之“必择所堪，必谨所堪”未必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所染》在行文中还偶然出现了这句话：“不知要者，所染不当也。”能不能染出色彩斑斓的布，就看你怎么调和七色；能不能做明君，关键看你怎么合理支配贤人和小人；能不能做好人，关键看你能不能识别身边的好人和坏人，并且能以好人的经验为经验，以坏人的“经验”为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