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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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1899年的除夕还有一周，小年这一天，老舍诞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当时并没有接生婆，老舍纯粹属于“自然”分娩，而母亲因难产失血过多晕过去了，过了一个时辰，早已出嫁了的大姐碰巧回了娘家，才将几乎冻僵了的弟弟揣在怀里。这时候距离八国联军发动瓜分中国狂潮的侵略战争还有大半年时间，但是此前，帝国主义列强早已在中国大地上为非作歹好多年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正在津冀鲁地区如火如荼的展开。大姐的眼泪和时代的血雨为老舍做了人生的第一次洗礼。
老舍是个文学多面手，但小说和话剧是他最拿手的。解放前，老舍的长篇小说创作与巴金、赵树理、矛盾、钱钟书等人齐名，解放后以一批戏剧（话剧）作品与郭沫若、田汉等人齐名。无论是小说还是话剧，老舍的作品都关注时代，关注祖国的命运，关注人民的疾苦，从某种意义说，老舍是中国现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此外，老舍的作品以其鲜明的京味儿和思辨色彩感染了一代代国内外读者。探究老舍作品风格的成因是本文的主要创作动机。这里，我从三个方面来探讨。
一、丰富的人生经历
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二十六岁以前一直住在北京，解放后的人生最后十七年又回到北京生活，最后在北京逝世。
作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北京自然是老舍的写作源泉。老舍的中年时期四处漂泊，但是不论他走到那里，他都想念北京，都在写北京。老舍陶醉于北京文化特有的高贵和蕴藉，也为这种美的丧失而忧伤；老舍热爱北平文化中的谦让与温厚，也悲哀北京文化中的盲目自大和懒散。老舍有一篇散文《想北平》写的十分感人，其中有一段文字这样描写他对北京的心情：“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象小儿安睡在摇篮里。”老舍曾说，幼时所熟悉的一木一石，追想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最熟悉的，不管多平凡，总是最亲切的，亲切就可能产生出好的作品，老舍正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在老舍的心目中，北京永远是一张鲜活生动的文化地图，那里的风景与人物，那里的酸梅汤和杏儿茶的吆喝声，他全熟悉；他说：“北平就像一条清澈的溪流，只要我一探手，就能摸上一条活泼的鱼儿上来”（引自舒乙《我的思念》）。正是缘于对北京熟悉和深情，老舍笔下的北京才那么可爱、可亲，并足以让人愿意为她拼搏甚至献身。
在老舍的文学中，北京第一次得到历史上最完美、最全面的描述，这里面包括她的北海、小红枣、大白沙果，包括她的胡同、四合院，包括王掌柜、《我这一辈子》里的“我”和《月牙儿》里的“我”那样的市民、祥子那样的乡民，也包括她的风沙，真正是无所不包；甚至连北京的味儿，读者都能从老舍的文字里真切地闻出来呢。
老舍的一个重要文学主张就是作品中要有特定的背景，有具体的地点、社会、家庭、阶级、职业、时间。他对“有那么一回”“某地某人”式的写法，认为那像古代流传下来的故事，近代小说不应如此。老舍自己的实践是严格遵循了这一主张的。在老舍作品里，故事是编造的，人物是塑造的，但人物活动的地点和故事展开的环境却是真实存在的。据考证，老舍作品中，真实的山名、水名、胡同名、铺店名有240多个，如北海、小羊圈胡同、中山公园、护国寺、德胜门、护城河、龙须沟、天桥、积水潭、颐和园等。
作为北京人，老舍先生坚持用北京话写作。北京话素以轻快、幽默、生动闻名，老舍是个语言大师，他对原汁原味的北京口语的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俗中透出精致，既鲜活饱满，又雅趣横生。老舍作品鲜明强烈的“京味儿”就是在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的统一融合中获得了精湛自然的完善表达，这不是一般的运用方言土语的那种肤浅表层的追求所能达到的，它来源于“老北京”老舍对北京风土人情的深刻理解桓温准确把握。
这里，我以《骆驼祥子》为例试析老舍的“京味儿”特点。
“京味儿”首先表现在小说的环境上。在小说中，从开篇对于北平洋车夫“门派”的引言，到虎妞筹办婚礼的民俗的交待；从对于北平景物的情景交融的描写，到骆驼祥子拉车路线的详细叙述，小说中总是透出北平特有的地方色彩。祥子在混乱的军营中顺手牵走几匹骆驼，卖得了一些钱，而后走到北平城郊，这时候，小说对故都那种平和、安谧的景物描写，很好地衬托了祥子的心情。在烈日与暴雨下拉车的祥子对变化莫测的大自然的感受，既切合北平的自然地理情况，又与祥子这个特定人物的身份相一致。
“京味儿”还强烈地体现在小说的语言上。老舍采用经他加工提炼过了的北京口语，生动鲜明地描绘北京的自然景观和社会风情，准确地刻画北平下层社会民众的言谈心理，简洁朴实，自然明快。老舍善于选用北京土语以增加语言的地方风味。比如写祥子身体挺脱叫做“硬棒”，写刘四是个“放屁崩坑儿的人”，曹先生家的女佣称赞祥子“老实巴交”，都是取自北平人的口语，且符合人物的身份、个性、教养。虎妞引诱祥子的一番话泼辣、粗俗，又工于心计，不仅是北京的口语，而且符合虎妞的性格。作品在情节的交代和人物介绍时，注意减省笔墨，表现力很强。比如写无赖刘四时，老舍叙述道：“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设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账”，“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以结构相似而长短不一的句式，每句话里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又都平易俗白，人物形象活灵活现。此外，老舍把客观叙述与主观剖白相结合，使人物在平静的外界景物显示出内心世界。如老舍写祥子道：“他忽然想起来，今年二十二岁，因为父母死得早，他忘了生日是在哪天，自从到城里来，他没有过一次生日，好吧，今天买上了新车，就算是生日吧，人的也是车的……”，这段文字既是祥子的内心活动描写，又是作者作为叙述人的旁观式描述，二者结合得天衣无缝，如同叙述人直接钻进小说人物内心去说话。
老舍出身于满族低级军官家庭。满族人入关的时候非常自满，后来就变得谦虚起来，他们乐于放弃自己民族文化中的野蛮成分，保留满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学习和继承汉文化，这使得满族最大聚集区的北京呈现出鲜明的满族优秀文化色彩和满汉文化充分融合的特征。清末满族人基本都会唱京腔、养鸟、种花，老舍同样如此。《正红旗下》是一篇充分展示满族风俗的优秀作品。作品从十九世纪末满族一个贫苦旗兵家庭中老儿子的诞生写起，充分反映了八旗人严重恶化的生计问题，也写出了八旗人们的精神危机，同时，作品把八旗问题放在义和团运动和清末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来写，思想意义尤为深刻，当然，描写满族风俗是《正红旗下》最主要的写作目的，八旗人的语言、心理、气质都在作品中有恰如其分的表现。
悲剧倾向和幽默风格是老舍作品的两大特点，这两大特点的形成都跟老舍的穷人出身有密切关系。先说悲剧倾向。老舍一岁多一点的时候，父亲死于和八国联军的战斗中，以后的日子完全靠不识字的母亲替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儿和帮佣过活。小时候的老舍，除了几个扣泥饽饽的小模子和涂了红颜色的羊拐之处，夏日老槐树上吐丝缀着自己身体的“吊死鬼”（学名为槐虫）就是他最好的玩具了。老舍和母亲相依为命，成年后，他一闭眼就能看见劳累的母亲和自己那贫寒的童年生活情景，心中会涌起悲凉感和激愤情怀。贫寒使老舍的身体非常瘦弱，但是贫寒使老舍拥有了坚韧不拔的性格和勤劳务实的生活态度。在中篇小说《月牙儿》的前六章，老舍如实地描写了自己的童年，描绘了他那因为终日劳作而手永远红肿的可怜的母亲。再说幽默问题。老舍曾说过他文字之所以幽默的原因：“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深受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介人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赶尽杀绝。我失去了讽刺，而得到了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俗”（引自李润新等主编《老舍研究论文集》）。老舍把幽默看成是一种心态，一种生命的润滑剂。他的幽默丰富多彩，具有几重性，既有温厚的同情，又有峻厉的讽刺。大体说来，对下层贫民与某些小人物如《二马》中的老马、《断魂枪》中的沙子龙等。，老舍嬉笑唾骂的笔墨中不无辛酸、苦涩，有作者的正义感，有时甚至使人觉得沉重。面对老张、张大哥、冠晓荷、大宗包这些市俗、无赖、汉奸，老舍的笔端则喷出了无情的怒火，在笑骂中充满释放的快意。如果说早期的两部长篇小说有点铺排，夸张也有失节制，还属于为幽默而幽默的那种，但是《二马》则有所控制了，作品的幽默透出了灵气，老舍幽默的风格也趋于成型。据说，《二马》发表后，老舍曾一度故意不使用幽默手法，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艺术个性有可能会因此而失落掉，于是才决意返回幽默，其实这不是老舍对幽默的讨厌，这是老舍对幽默爱到骨子里的表现。此后，老舍不再追求表面的笑料，而追求幽默所释放出来的爱与恨，《离婚》便标志着老舍的这种幽默风格的成熟，即悲喜剧交融的形式，讽刺与抒情的渗透，“笑中有所思”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没有北京，就没有老舍，也就没有老舍的作品；同时，没有老舍的作品，也就没有近现代艺术的北京。
当然，如果仅有北京，老舍也不会成为老舍。大革命时期及以后的十多年间，游历欧洲似乎是中国文人和政治家的“必修课”，老舍也是如此。英国之行对老舍的文学创作来说同样举足轻重，它不仅为老舍从事新文学创作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的是异质文化对他创作的滋润和情调的提升，这不仅没有弱化他的“京味儿”，相反却使他的“京味儿”更加迷人，因为，毕竟在老舍的时代，北京城里生活着许多欧洲人，北京文化早已溶解进去了一部分欧洲文化。
二、近现代中国政治史
老舍的生活时代，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即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抗日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时期。三个时期空缺了解放战争时期，因为那时期老舍赴国外讲学，没有参与国内的社会生活。老舍的作品，忠实的表现了这三个时期的中国面貌。
第一个时期，即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
这个时期，北京两次成为废都。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时期，1912年春天，清政府垮台，本来享受优厚待遇的北京旗民，其粮饷大部分被断绝，许多满族家庭走向了赤贫化，他们大量涌入城市贫民队伍，他们拉洋车，当警察，卖艺，做小生意，甚至做娼妓。第二次是1927年春天，南京国民政府一成立，民国把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降格为北平，民国政府宣布北平的旗籍完全废除，政府不再给旗民任何俸禄，这使得又一批旗民沦为城市贫民。两次废都给北京留下的数量庞大的贫苦市民决定了老舍作品中市民世界的特点，那就是北京色彩和满族色彩。老舍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之初起，就始终非常深情地关注着这个社会阶层，关注他的这些苦同胞的命运。如果说《红楼梦》描写的是清朝盛世末期几个大家族的分崩离析和衰败，那么老舍解放后创作的《茶馆》第一幕和《正红旗下》描写的恰好是清朝晚期整个社会的衰亡。后面这两部作品中，老舍并不是要写一些单个人物，也不是要写一起离奇的故事，更不是要写满人的遭遇，他是以特殊的手笔，跳跃性地描写一些图景，描绘一个典型时代，他是在写史诗。在老舍的长篇小说里，这一章和那一章往往没有紧密的联系，作品多是由各个片断组成的，老舍不仅用这个手法写长篇小说《正红旗下》，而且也用写长篇小说的这种手法来写话剧《茶馆》。把几十个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人和事，拉到同一个舞台上，用重大的历史事件作背景，这正是自古以来史诗的标准写法。
第二个时期，即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老舍的民族意识被空前激活，他离开工作地济南，开始了流亡生活。在老舍的心目中，国事比家事重要，气节比生命重要。从老舍先生南下投入“文协”的抗日洪流中之后，他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口号的鼓动下，老舍先生放弃了纯文学创作，从事起俗文学的写作，他在当时写下了许多鼓词和京剧，随后，老舍先生又改写话剧以适应老百姓的需要。他先后创作了《张自忠》、《残雾》、《国家至上》等话剧，这些作品都是以表现抗战为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战斗精神。老舍从抗战时期直到解放后创作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以全景的方式描写了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小说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故事情节展开地，通过人与人之间复杂的矛盾描写，表现了北平沦陷区人们的不同状态，或抗争，或顺从，表现了在民族危亡时期普通人在处理民族大义和个人利益之间的不同取舍和内心纠葛，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北平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第三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间。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于1949年12月回到祖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扩展着老舍的视野，激发出他强烈的创作欲望。为贯彻当时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老舍创作了大量关注时政的话剧作品，《万珍珠》讲述曲艺艺人在解放前后的命运变化，《柳树井》宣传婚姻法，《龙须沟》是为配合北京市政府整治水沟河流而作，《无名地有了名》勾勒出志愿军的英雄群像。
老舍先生诞生在一个可以称作产生巨人的时代。郑振铎、王统照、周恩来都和老舍同年诞生，历史发展到他们那个时期突然加快了脚步，由几千年来缓慢和相对平静状态进入一个跃进和千变万化的状态，他们是旧时代的最后一批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批婴孩，在他们身上旧的传统留下了许多遗迹，可是新鲜的事情，外国的东西也同样对他们有很大影响。老舍先生在中学时期就受到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训练；三十岁前后他到英国居住了五年，讲一口地道的伦敦话，能阅读英文版世界名著，能用英文写作，期间也到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新加坡；1946年以后又在美国生活近四年。老舍的这些社会经历使他置身于两根坐标的交汇点上，纵坐标是民族传统文化，横坐标是近代世界文明，这两根坐标给了他对事物的犀利的鉴别能力，并使他看得远，这就是老舍作品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色彩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时代思想文化
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艺大众化的起点，恰好老舍先生的创作活动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的，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会有作为作家的老舍出现。许多年后，老舍反思这一运动对他的影响时说：“运动是反封建的，假若没有这一招，不管我怎么爱好文艺，我也不会想跟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有所不同的题材，也不敢对老人老事有任何批判，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作洋奴，感谢‘五四’，他叫我变成了作家”，他还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还给了我一个新文学语言”。“五四”以前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文化垄断，人们脑子里形成了文言雅贵而白话通俗的观念，到了“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狂飙兴起了，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化、旧文学受到了狠狠的打击，新文化、白话文字争得了地位，老舍是携带他的文学创作实绩——白话文学作品参加到文化新军的队伍中来的。请看老舍先生用白话给人们描绘的一幅生动的图画吧：泰晤士河上的重天大雾，朝夕变幻着奇异色调；二十年代北京饭馆的那种烹、炒、煎、炸的乌烟瘴气同食客间的虚礼客套相混杂的猪圈般的场面；旧北京端午节的响晴天，同护国寺一带市集的混乱腥臭的对比；北京的暴雨，那云脚、风姿、雨态、浑茫的大宇宙使老舍创造了第二自然艺术中的自然，用它的壮观，惊心动魄来衬托祥子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苦难。这一切场景都是一色的白话，他用白话写尽了世态的炎凉，勾画了人间的种种模样。在他的笔下细到桃花尖上的一点红，大到弥天盖地的暴风雨，都能各尽其妙。青蝇逐着羊肠子，一团恶臭；柳丝挂着嫩黄，满街春色。写闹市，叫你头脑发胀；写孤女，伴着冷月，叫你潸然泪下。一色白话负起描写的一切责任。
老舍用白话写出了《月牙儿》里的诗境；用白话写出了警策动人的格言似的语句。“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老”，“穷人的命，他似乎看明白了，是枣核两头尖，幼小的时候，不饿死，万幸；到老来能不饿死，很难”，“该动脑子的时候，他动了感情”，“哭与笑，原是事的两头儿，而含泪微笑却两头都不是。”这些都是“五四”新文化精神在老舍身上和创作中留下的痕迹。
从某种意义上说，老舍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精神，老舍自己也曾说过：像阿Q那样的作品，后起的作家们没法不受他的影响，即使在文字和思想上不便去模仿，可是至少也要得到一些启示与灵感。鲁迅的思想比较深刻，从传统上去挖中华民族的老根子，从现实来看，鲁迅重视在现实社会怎么争取人的自由、解放和平等。对于老舍来说主要是文化批判，老舍的文化批判，我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批判我们国民精神里面奴性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自卑妥协，第二点，就是批判我们国民性里面的人身依附状态，即没有独立性，第三就是人的文化习惯、社会习性，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世故。
《老张的哲学》嘲讽了老张钱本位哲学，《赵子曰》通过一群大学生的生活态度的批判剖析国民性，《二马》在中英文化比较的视点上揭示民族性格的弱点和传统文化的弊病，《猫城记》将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文化批判结合在一起，探讨古老民族性格的重塑和民族精神的复苏，《离婚》剖析了国民性格在传统文化负面影响下的蜕变历程，《骆驼祥子》批判城市畸形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和侵蚀，《四世同堂》对整个封建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与批判。在这些作品中，老舍对文化积习和国民劣根性的挖掘与批判可谓不遗余力。
老舍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有着对市民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生活知识，这使他能够以独特艺术视野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一幅市民社会的全景图。在老舍所贡献的这个市民圈里，可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从文化内涵和精神为内涵上看，可以分为老派市民、洋派市民、理想市民、底层市民等几大系列，像老马、牛老者、牛老太、祁老人、张大哥等老中国儿女，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到人生态度，都打上封建宗法思想的印记，老舍通过他们的形象刻画，集中批判了传统文化巨大惰性和负面效应。理想市民的塑造则寄托了老舍的某种人格理想，他们是钱默吟、李景纯、曹先生等，他们或具传统的道德力量，或派儒雅风度，或坚守民族气节，表现了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洋派市民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撞击时产生的病态人物，如赵子明、张天真等。《骆驼祥子》虎妞难产时还装神弄鬼地驱邪的表演，《四世同堂》中亡国的北平人参加滑冰比赛的场景，在老舍文化批判的眼光中都具有哀愤沉痛的情调和复杂多样的审美内涵。
老舍的创作属于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个民族历史与文化反思型的文学潮流，但他并不是鲁迅的影子，他以自身的艺术创作丰富了鲁迅所开创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主题，从而显示了他独特的创作个性。
总之，老舍作品的“京味儿”和探索国民性格的思辨色彩等风格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受到了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时代和前辈作家的思想的影响。我在本文中对这些作了简单的探讨，遗珠之憾在所难免，今后将继续这方面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