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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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文如其人”，什么类型的作家写的就会是什么类型的作品，塑造的就会是什么类型的艺术形象。比如：高傲自负的李白塑造了一个浪漫主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嫉恶如仇的鲁迅塑造了敢于直刺黑暗天空的“枣树”的斗士形象；痛恨殖民主义的拜伦塑造了借旅行发现和鞭挞殖民罪恶的“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等等。古今中外，更是有不少获得巨大成功的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被称为作者的自传性作品，似乎作家依据自己的性格更容易塑造出优秀的艺术典型来。
我们不否认作家与其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在性格上有一定的趋同性，这是受“我手写我心”的文学创作规律决定的，也是文学来源于作家最熟悉生活的反映。但是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作家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在性格上与作家本人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大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形象性格是作家性格的增减，二是艺术形象性格与作家性格对立。
一、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格是作家性格的增减
文学是“人学”，是美的“人学”，塑造美的、更美的、最美的艺术形象是文学赋予作家的天职。但文学来源于生活，特别来源于作家的生活，而作家的生活包括两部分——自己喜爱的直接的生活和自己喜爱的以读书、参观等形式形成的间接的生活，这些生活虽然都是作家依据自己的性格所选取的，但是生活却往往是混沌的、复杂的、良莠不齐的，生活与作家所要塑造的艺术形象的美之间尚有一定的距离。为了塑造出超越生活的美的艺术形象，作家只好启动文学的虚构性机制或者叫做创造性机制，使艺术形象的性格与作家本人有所不同。作家对艺术形象性格的这种“改造”，存在着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截取作家性格的主要部分，使之成为艺术形象的性格。
既然是截取，那么就是少了一些，少了什么呢？当然是作家认为的自己性格中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或者不够成熟的地方。艺术形象“继承”了作家性格中的核心部分，“抛弃”了作家性格中拖泥带水的东西，形象自然就超越生活，就相对典型了。
前文提到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塑造了恰尔德·哈洛尔德的艺术形象，这一形象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拜伦的化身。其实，如果我们把恰尔德·哈洛尔德与拜伦作仔细对比，就会发现二人的性格是有区别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比拜伦要稳健一些、“成熟”一些。
拜伦痛恨资本主义国家对弱小民族的殖民统治和奴役，他多次在英国议会上抨击殖民政策，为被压迫民族代言。但是作为英国上层贵族，拜伦虽然能够以高贵的姿态、以高傲的眼光蔑视殖民主义分子，但是跟下层人民群众缺乏必要联系的拜伦同样看不起人民的力量。在无力扭转英国资产阶级奴役希腊民族的政策取向之际，拜伦独自离开英国，来到希腊，直接参加希腊民族解放战争，向自己的祖国开枪。当然，希腊民族解放战争是希腊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同样不能充分发动群众，战争最终失败了，而拜伦也在战争中病逝。
拜伦的这种单枪匹马的英雄行为后来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当时直到马克思主义兴起后还出现许多拜伦这样的脱离人民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这些英雄由此被称为“拜伦式英雄”。但是恰尔德·哈洛尔德却比拜伦少了一些冲动。固然恰尔德·哈洛尔德在早期也与拜伦一样痛恨欧洲列强的殖民制度，同情被压迫民族的悲惨命运，呼吁民主、自由和平等。但是，随着恰尔德·哈洛尔德旅程的延伸，他在途中所看到的社会现象固然有大量的拜伦所痛恨的资产阶级的凶残、狡诈、贪婪等嘴脸，同时也看到了被压迫民族的辗转的挣扎、无望的反抗，恰尔德·哈洛尔德逐渐感到前途的渺茫和人生的索然无味，他没有像拜伦那样拿起枪参加反殖民战争，而是自暴自弃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没有成为“拜伦式英雄”，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这部诗体小说的价值，但是，截去了拜伦个人逞强性格的恰尔德·哈洛尔德却是那个时代欧洲资产阶级贵族青年的典型，拜伦如此处理恰尔德·哈洛尔德的性格恰恰加强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社会历史认识意义。
一种情形是使艺术形象的性格得到补充。
鲁迅在1924年所写的散文《秋夜》塑造了“枣树”这一艺术形象。散文以象征主义手法塑造了毫不畏惧黑暗势力，敢于把匕首般的没有了叶子的直直的枝条刺向“奇怪而高”的夜空的虽是两棵却是各自为战的“枣树”的艺术形象，这正是1920年新文化运动转入低潮后的孤独的斗士鲁迅的人格写照。新文化运动转入低潮后的现实形势确实有太多的“枣树”式英雄，大批资产阶级民主人士脱离组织，以一己之力，对封建上层贵族秘密实施暗杀活动，不过这些活动大多功败垂成。
鲁迅也是这样的孤独斗士，鲁迅当然钟爱他所塑造的“枣树”形象，但是鲁迅也知道仅凭“枣树”的个人奋斗是不行的，所以在《秋夜》中鲁迅又塑造了扑向灯罩作无谓牺牲的“小飞虫”的艺术形象，用来反思“枣树”性格，鼓励“枣树”补充自己性格方面的盲目化、个人化缺欠，当然，鲁迅为此也在补充自己性格上的类似缺欠。
作家了解自己的性格，他们通过对自己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作符合自己期待的截取或补充，从而使艺术形象更有时代的概括性，更有典型意义。
二、艺术形象的典型性格是作家性格的对立
一个作家的成长和成熟，既需要社会赋予他足够广阔的生活空间，也需要他自己具有敏锐的生活捕捉能力和概括能力，这两个方面相交织推动着作家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作家的生活阅历越来越多，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家本人跟上层社会的接触也就可能越来越多。
在古代乃至近代，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作家往往是不被上层社会所待见的，而作家除了写作还要生存，他难免会在现实生活中向上层社会妥协，而他的作品还要继续反映时代的亮色，继续塑造引领时代前进的艺术形象，这样，作品艺术形象的性格有时候就会跟作家本人有巨大反差。这种反差，有的作家本人认同的，有的是作家本人否定的。
作家认同的艺术形象与作家性格的对立。
李白是后世公认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性诗歌作品塑造了一个具有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一触即发的感情，向往自由生活并最终以上天入云的方式实现了自由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从“诗言志”出发，诗歌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一般来说就是作者本人，李白诗歌中的这个蔑视人间法则，向往天上人间的抒情主人公确实是李白的代言人，不过，这个抒情主人公带有李白的理想化塑造色彩，在实际生活中，李白固然痛恨现实社会，向往理想生活，但是他却比自己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实在”得多。
李白二十六岁出蜀，其东行乃至北上入京的目的是寻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并非是要拯救社会，同时那时候正是“开元盛世”的巅峰时期，没有人能够意识到三十年后会爆发“安史之乱”。而立前后那几年，李白向安陆裴长史、荆州朝长史、渝州李太守等人自荐谋职，入赘安陆豪门许府，因受安陆人欺负而在司马承祯引荐下北上京城寻求权贵庇护，都是他积极入世的反映。
后来李白迁居东鲁，许氏卒后他续娶了东鲁女子，前妻后妻的子女生活在一起，庞大的家庭经济压力和李白自己挥金如土的生活迫使年界中年的李白再度赴长安求职。李白滞留东鲁做个宅家男，固然有他崇尚隐逸生活的因素，但是他二度入长安确实还没有多少忧国忧民的考量。长安赐金放还，李白回东鲁扩建了宅院，携杜甫等人游历一番，金钱用完之后遂“重婚”开封贵族寡妇宗氏，此后他接下来的十年游历生活又有了资金保障，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李白的初婚、求职和“重婚”都是生存的需要，断断续续的游历生活固然有深入了解社会的效果，促进了李白对自由的向往，但是也是远远达不到他的诗歌作品中那位抒情主人公的高度的。不过，李白认同自己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理想，固然抒情主人公的性格跟李白本人有很大反差。
作家否定的艺术形象与作家性格的对立。
古代特别是近代，文化审查制度非常严格，作家稍不留神就会因一部书甚至一首诗获罪，因而有时候作家会用非常隐晦的方式写作；另一方面，文艺批评在近代异军突起，评论家常常能够从作家塑造的艺术形象的蛛丝马迹的进步性中提炼出时代前进所需要的思想，这时候，作家往往会非常难堪。
果戈里是沙俄时期的小说家，别林斯基是他同时代的文艺评论家。果戈里和别林斯基的时代正是俄国农奴制度消亡的前夜，也是农奴制度最疯狂的时期。果戈里出版了长篇小说《死魂灵》第一部之后，别林斯基迅速发现了这部小说对于批判农奴制度的重要价值，早已功成名就的别林斯基在报纸上分析了《死魂灵》主人公乞乞科夫的现实意义，赞扬《死魂灵》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把果戈里和普希金称为奠定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双星”。名声大噪的果戈里公开发表文章，宣称别林斯基误解了他。固然别林斯基后来找果戈里作了长谈，但果戈里坚持不接受别林斯基对《死魂灵》思想意义的界定。
果戈里与别林斯基的论争使果戈里没有受到统治当局的迫害。不过，由于《死魂灵》第一卷因别林斯基的解读而成为欧洲名著，果戈里后来便着手写第二卷，他试图使《死魂灵》和自己的时代价值进一步提升。然而，一位东正教神甫在果戈里家里看到果戈里已经完稿了的《死魂灵》第二卷，说该书不仅反对沙皇政府，更亵渎神灵，果戈里居然决定不再出版它，并在数年后临终前烧掉了手稿。可见，果戈里对于自己作品中所塑造的与自己性格不同的艺术形象基本上是否定的。
作家通过作品塑造了与自己的性格不一样的艺术形象，但是作家出于各种不能自已的现实考量，有时候认同自己的主人公，有时候不认同自己的主人公，但是，作家的态度并不会弱化自己作品主人公的典型性。
我们不要以“文如其人”的惯性思维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身在此山中”的作家未必能完全看透社会发展的方向，而具体的生存需要也会干扰作家对生活素材的取舍，对艺术形象高度的把握。但是，只要作家有自己的社会良知，有深入了解时代特别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勇气和行为，他就能够用恰当的方式塑造出具有时代价值的艺术典型。
“知人论世”既是我们研究作家个人生活和思想的原则，也是我们研究作品及其艺术形象典型性的原则。那就是说，在充分把握作家个人思想的前提下，在理解作家出于各种目的的取舍之际，用超越作家本人视线的艺术的也就是美的眼光，把艺术形象放到广阔的时代生活流变中去考察，这样，我们就能发现文学作品的价值，发现文学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典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