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小园赋》的三大审美文化信息

“落叶半床，狂花满屋”，“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这几组对偶却不呆板的句子出自南北朝时期的著名辞赋作家庾信（513-581）的抒情小赋《小园赋》。

相较于庾信最具代表性的赋作《哀江南赋》来说，《小园赋》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其所传达出来的审美文化信息却是与《哀江南赋》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婉媚香软的江南风情；刚劲清冷的北方格调；守节明志的儒家情怀。

一、婉媚香软的江南风情

辞赋最初兴起于南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虽然在作品中抒发带有狷介色彩的真情实感，但作品中少不了南国优美风光的描绘。最发达的辞赋是以司马相如、杨雄（早期）为代表的汉大赋，作品虽然“劝百讽一”，并不注重抒发作家的真情实感，但是却继承了楚辞对优美自然风光的描绘这一传统，只不过风光不再是南国的，而是北方的了，且夸饰的成分很重。东汉张衡开辟了抒情小赋，抒情小赋继承了屈原辞赋抒真情的传统，但是所抒的情不再是狷介之情，而是自得其乐的逸情；抒情小赋也继承了汉大赋的风光描绘，只不过不再是高大上的夸饰描绘，而是因应抒发逸情的需要而描绘一些清浅细腻的风光，并且风光与情感已经熔铸在一起了。这不仅是文学的发展轨迹，更是社会的发展轨迹。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从东晋时期开始，中国主流文化随着晋室迁往江南而南移，加之东晋和南朝时期的南方远较北方政治清平，经济繁荣，于是抒情小赋继续以抒发文人士大夫的逸情雅兴为方向，只不过江南旖旎的自然风光、冶艳的世态人情，加之斗富、清谈风习的盛行，士大夫的逸情开始颓废化，赋所熔铸的这种颓废逸情的风物描写也就从汉代的清浅细腻转化为婉媚香软。《小园赋》就有婉媚香软的这种江南风情。

《小园赋》是庾信的后期作品，那时候作家生活在北方，而且已经注定无法南归了，赋所要抒发的情感很复杂，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作家安贫乐道，打发残生的情怀。既然要表现安贫乐道的情怀，赋所选取的意象、所描绘的风物应该简单化、灰色化才对，但是《小园赋》中所描绘的一些风物虽然是北方的，但却是在演绎作家回忆中的江南风情。

北方干旱，南方湿润。南方是鱼米之乡，其鱼的品种远远丰富于北方，鱼的个头也远远大于北方；潮湿的地理环境更适宜竹子生长，所以江南的竹子远比北方粗壮而丰茂。《小园赋》在描写作家想象中的余生生活环境“小园”时写道：“一寸二寸之鱼，三杆两杆之竹”。地道的北方人不会太喜欢有鱼有竹的环境，因为那不是北方的优势，北方更喜欢的是雁、柳、松之类的风物，但是在庾信的眼里就不一样了，庾信怀念鱼虾满塘，竹树环绕的江南生活，这种生活在北方就变成了他笔下的“一寸二寸之鱼，三杆两杆之竹”了。风物是北方的，情调却是江南的，尴尬着呢。

本文文首提到“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即便这两句写的是“小园”，这在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笔下也是不一样的。南北朝时期的江南风月文化昌盛，“落叶半床，狂花满屋”正是江南风月文化在作家心里的反映，同时，“半床”、“落叶”又带有士大夫情场失意的惆怅，一个“狂”字更表达了士大夫对风月生活贪得无厌的心情，婉媚香软之态毕现。北方当然也会有小园落叶和落花，但是北方人笔下的落叶会是“落叶满阶尘满座”、“绿池落尽红蕖却，落叶又开最小钱”，落花会是“落花流水愁又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其他的诸如“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酸枣梨酢，桃榹李薁”、“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焦麦两瓮，寒菜一畦”、“聚空仓而雀噪，惊懒妇而蝉嘶”等等，无不是庾信以锯齿草（蓍）、甘菊（金精）、酸枣、山梨、山桃、山李、忘忧草、长乐花、陈麦、秋菜等这些北方习见之物在营造“名为野人之家，实为愚公之谷”的“逐酒”、“听琴”的具有江南婉媚香软风情的“小园”生活罢了。

二、刚劲清冷的北方格调

《西洲曲》和《木兰诗》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双璧”。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政治统治相对开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蓬勃发展，加之四季如春的气候，山水相依的环境，开放浪漫的民风，民歌遂以情歌为多，且格调柔美，《西洲曲》就是代表。同一时期的北方战乱不断，政治统治残酷，民不聊生，加之气候干旱寒冷，崇山峻岭连绵，民歌遂充满着尚武色彩，格调刚劲清冷，《木兰诗》就是代表。“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花木兰脱下红妆换武装，代父出征，迅速实现了角色转换，江南的女子群永远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面对遥远的征途，严寒的天气和残酷的战争，花木兰气定若闲的将军形象在这种刚劲清冷的艺术格调中熠熠生辉。

《小园赋》虽然抒发的是庾信意欲得过且过的士大夫情怀，但是由于它是作家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北方生活之后的作品，北方文化刚劲清冷的格调不可能不在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力的庾信的笔下显现出来。

“小园”毕竟是北方的小园，无论作家怎样把小园中北方的风物演绎成江南的风物，其一草一木包括作家本人都只能在北方清冷的环境中生存，所以它们必然要打上北方固有的刚劲的烙印。

庾信这样描绘自己“小园”中的棠梨和酸枣：“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作家以两个典故描写“小园”里的棠梨和酸枣。棠梨固然有，但是却没有汉武帝在甘泉苑所设的棠梨馆；酸枣固然有，但是却没有战国时期韩王在酸枣寺所设的听政台。“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人是世界的美，任何自然风光或人造景观只有跟人的情感需求联系在一起，它们才会拥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庾信无法回到故国，固然他可以依据江南的样子营造自己的“小园”，但是这里的棠梨、酸枣只有它们的自然属性，却没有它们的社会属性。棠梨、酸枣的社会属性是什么？庾信认为是棠梨馆、听政台。庾信怀念自己在江南为国事操劳的荣耀，身在江南的那些岁月，观赏棠梨和酸枣是庾信政务之余调节身心的行为，那时候的棠梨和酸枣是令人赏心悦目的；而此时身在这北方“小园”里的棠梨和酸枣怎么可能会给庾信带来同样的心理享受呢？

汉高帝刘邦为了对父亲行孝而在长安复制了老家的村庄，其实那是没有用的，他可以复制丰邑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甚至还可以把一些老乡接到长安来，但是他营造不了刘太公故土难移的情怀。庾信“小园”的尴尬之处与此相似。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小园”里的风物在庾信的眼里无不显得刚劲峭拔，孤僻清冷。园中虽然有“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但是它们歪斜不整即所谓“欹侧”。园中固然有山有水，但是“山为簣覆，地有塘坳”，挖塘取土，然后用筐担土堆起来的就是山，挖出来的塘就是“湖”了，这跟江南怎么可比呢？园中固然有房舍，但是那哪里是江南的那些宫殿啊，只是一些类似野人居住的所谓“崎岖兮狭室，穿漏兮茅茨”而已，以至于庾信在这样房舍的屋檐下站直了的时候会“妨帽”，与人并行出入房门时会“碍眉”。

庾信苦心积虑依照江南的情调营造的“小园”竟然如此不堪，北方风物固有的刚劲清冷的生活，格调化为了庾信《小园赋》中的艺术审美状态，庾信以这样几句话总结他对“小园”的总体感受：“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

三、守节明志的儒家情怀

庾信所生活的南北朝后期，南朝统治者满足于偏安的现实和丰厚的物质基础，通过跟北朝签订一纸和平协议，就依旧整日醉生梦死，疏于军事；而北朝无论是西魏还是接替西魏的北周，统治者都奋发有为，积极发展军力，他们所觊觎的不仅是南朝的物质财富，更是天下统一的政治局面和历史功业。

梁武帝（502-549年在位）后期爆发了“侯景之乱”，八十六岁的梁武帝被害，继位的梁元帝依靠军阀陈霸先等人平定了侯景叛乱。为了专心整顿内政，梁元帝承圣三年（554）春派时任右卫将军、散骑常侍庾信出使西魏，欲稳定南北朝之间的关系。庾信抵达西魏都城长安不久，西魏联合梁朝宗室反对派攻克了江陵，梁元帝被杀。梁太平二年（557）陈霸先废梁称帝，建立陈朝；同在这一年，西魏权臣宇文觉废魏帝自立，建立北周。

在这几年中，因时局动荡，庾信一直滞留北方。作为敌国的使臣，他不仅没有受到西魏和北周的虐待，反而因为自己的名望而受到重用。西魏先拜庾信为抚军将军、大都督，后更是拜他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北周立国后，进一步重用庾信，他被拜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兼领洛州刺史，其权势真是炙手可热了。

陈朝和北周由于都刚刚立国，内政优先，南北二朝实现了和解，于是陈霸先请求北周放还包括庾信在内的南朝人，但是北周不愿放庾信南归。庾信无以改变北周皇帝的意向，他只能以南朝臣子在北朝为官，这对于庾信来说是一种精神折磨。

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主流文化南移，作为主流文化中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在南朝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儒教与道教、佛教的合流，推动者就是梁武帝。三教合流的典型标志是梁武帝通过亲身事佛，并问政于“山中宰相”、道教大师陶弘景。三教合流对于士大夫的影响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忠君和修身的关系，强化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早期信条对儒士的约束力。

庾信身陷北朝，不能归国，理应进山修道或者居家向佛，接受北朝爵位就意味着身事二主，这是文人士大夫人格修养上的大耻辱。固然庾信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他毕竟接受了北朝官职，而且兢兢业业，以至于滕王宇文逌称赞庾信“德藏褰帷，才膺刺举，吏不敢贿，人不忍欺。上洛童儿，如迎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刘弘”。怎样表明自己依然忠于南朝，是庾信必须向自己和后人所要交待的，不然的话，他会永远生活在自责之中，后人也会把他钉在耻辱柱上，那将令他死后都不能释怀。庾信在这篇《小园赋》中就宣誓了自己守节明志的儒家情怀。

庾信身居北朝高位，却试图以江南风格营造“小园”，这本身就是他怀念故国的表现；而他在“小园”中感受不到故国的感情，感受到的的只是北方的峭拔冷峻，这当然是他故国情感的深化。

更重要的是，庾信从流变的历史出发，从更高的层面表达了自己的心迹。庾信首先回顾了门阀制度，发现了门阀制度发展到南朝时期的不公正状态：“章草滥于吹嘘，藉文言之庆余”，这句话的自我否定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那时候的北周已经开始酝酿包括科举制度在内的旨在扩大统治集团以打败南朝的措施，庾信看到了历史发展的积极方向，即门阀制度阻碍历史前进。接着庾信列举了郑玄、贾谊等儒家先贤的故事和侯景之乱以来的梁朝统治阶级集团的乱象，说明儒教的发展虽然在梁武帝时期呈现出好的态势，但是那在偏安政权那里是不能落实的。庾信以“大盗潜移，长离永灭”揭露梁陈政权偏安政策的荒谬和必然腐败的结果。

庾信以自己对自己的辩解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那就是北朝取代南朝以统一天下的大势是不可阻挡的，这应该是《小园赋》的最大思想意义所在。

《小园赋》并非庾信的代表作，但是它写于作者后期在北朝为官期间，短短的赋如同《哀江南赋》一样寄托了庾信的追求和苦恼，这既包括他对江南婉媚香软风情的追忆，又有他对北方刚劲清冷格调的无法抗拒的接受，还有他对自己儒家情结已经被时人而且可能还会被后人误解的苦恼和辩解。庾信以这篇《小园赋》折射出其三大审美文化信息。但是，庾信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是站在分裂的南北朝中国和大一统的隋唐盛世的中国分界线上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