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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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合成词，词义大家都明白；但是在古代汉语中，“坟”和“墓”是两个独立的单纯词，坟是坟，墓是墓，墓是埋葬人的坑，坟是封在坑上的土疙瘩，所谓掘土为墓，撮土为坟。
虽然墓葬改革已经进行了数十年，但是土葬现象至今还没有根绝，偏僻的中西部山区甚至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就不说了，即便是不太偏僻的东部平原地带的农村，你从公路上看那一望无际的田野，总会发现许多披着绿装的坟堆稀疏的散布着，像田野起了一些脓包，而部分坟前还矗立着石碑，如同黑不溜秋的守墓人。即便是火葬已经盛行的地区，如果允许土葬，有些人还会趋之若鹜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的”土葬文化观并没有彻底离开一部分人的心底，似乎当人们看到那个圆圆的土堆子，就觉得对得起死去的亲人了。
所谓传统文化，它的起源是西周时期的礼仪文化，我们判断当代的一种行为是不是符合传统，其实就是看它是不是符合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也就是看它是不是符合西周时期的礼仪文化。而西周时期的墓葬传统根本就没有那个叫做坟的土疙瘩，现代人向往的那个带有一个土疙瘩的坟墓并非正宗的传统墓葬形式。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西周时期没有土葬，只是土葬形式在周朝经历了一个演化过程，即从西周时期“传统的”墓而不坟，到东周时期“新兴的”封坟于墓。
一、西周时期的墓而不坟
我国远古时期的墓葬形式有好多种：火葬，即积薪焚烧，灰烬用作肥料；土葬，即深埋地下，不留一点痕迹；水葬，即随波飘流，如同浮萍入海；甚至野葬，即置于山谷，任由野兽吞噬；鸟葬，即弃之丛林，任由百鸟啄食。相比较而言，原始社会时期的火葬可能还要早于土葬，或者至少不晚于土葬，考古发现，新石器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辽东半岛等地就已经出现火葬，后来宋朝时期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基于农业生产的大发展的国情，曾一度大力推行火葬。就是说，火葬并非当代新型的丧葬形式，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的丧葬形式。
当然，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直到阶级社会，土葬最为普遍。无论是新石器时期后期简单的单体墓、群体墓，还是商朝天子及贵族庞大的中字形或亚字形的墓，其基本形式都是把死者放入深挖的形状规矩的穴中，然后用土掩埋。在漫长的历史时代里，地质变化使这些本来距离地皮只有数米的墓逐渐沉入厚厚的土层。近现代，商朝及其以前的许多墓被发掘出来之后，我们看不出墓上原来是否有土堆即是否有坟，但是西周的文献显示商朝墓上是有坟的。
《周礼》在回忆商朝丧葬形式时写道：“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意思是说，有功勋的臣子死后，可以埋在商王的陵墓区，并且会按照爵位的等级确定其墓上所起的坟的大小以及坟边所植树木的品种和数量。筑坟是为了做标识，但是坟丘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于是人们再在坟前植树，树木长成以后其形状会各不相同，更容易辨识，而且树木还可以减少坟土的自然流失。既然臣子都有坟的大小之别，那么商王的坟陵肯定就是用土堆成的一座山了。当然，功臣们的坟墓是密密麻麻的建在商王坟墓的坡上的，这客观上不仅起到保护商王坟墓的作用，而且也增大了商王坟陵的规模。
在西周取代商朝的战乱中，大量的商朝贵族墓被人盗掘，甚至连历代商王墓都不能幸免，于是，在西周的礼制中，墓是需要隐藏起来的。怎样隐藏呢？就是墓上不堆土，但是人们未必能接受这种墓上不筑坟的观念，于是《礼记·檀弓上》描述西周统治者对人们的教导：“古也，墓而不坟。”所谓“古也”，《礼记》指的是商朝以前即夏朝乃至三皇五帝时代。三皇五帝以及夏朝的天子们有没有自己的坟陵，历史太久了，我们不得而知，《史记》根据民间传说记载，舜在南巡途中驾崩于长江之滨，无人知道他被埋在了哪里，包括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都不知道，后来人们只好取“九疑”之义把那一代山区统称为九嶷山。此外，我国封建社会出现的所谓黄帝陵、大禹陵等都是后人自作主张造出来的，是封建皇帝标榜垂手之治、天平盛世的手段，是麻痹人民群众的手段，而这些大陵在当代甚至仅仅是发展旅游事业，振兴地方旅游经济的需要而已。
回到西周的“墓而不坟”。西周统治者声称其实行“墓而不坟”的丧葬制度是复古，是复商朝以前的优良传统，这样，“墓而不坟”作为一种打着复古旗号的殡葬改革制度，就变为批判商朝墓上筑坟的墓葬制度的一个口号和一项措施。既然“墓而不坟”有助于维护西周政权取代商朝政权的合法性，又有助于墓的防盗从而起到安定民心和社会维稳的作用，西周统治阶级何乐而不推行之呢？
此外，也是更重要的是，“墓而不坟”是西周成熟的奴隶制井田制文化的必然产物。
作为我国早期奴隶制时期的商朝，其统治制度极其残暴。商朝人基本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商王为核心的少量的奴隶主，另一部分是大量的奴隶，自耕农的数量极少。天下人的全部行为均围绕商王展开，所谓墓葬说到底几乎就是商王的墓葬，墓中陪葬了大量的珍宝、器皿。有功勋的臣子死后可以葬在商王的陵墓区，其墓中也会有可观的陪葬品。商朝朝廷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以商王墓为中心的墓葬群不受盗墓贼破坏，商朝统治者认为自己的江山是天授的，是永久的，他们自然也就想当然的认为那些陵墓也会是永久存在的。在商朝，奴隶耕种商王或大贵族的土地，主人死了，一部分奴隶就会“荣幸的”被选中用来陪葬，活着的时候不曾拥有自己的屋子，陪葬好歹还拥有了自己的墓穴；那些没有被选为人殉者的奴隶如果在日常劳动中死了，那就直接喂狗，或用火烧掉作为农业用肥，真是死无葬身之地啊。
西周是以相对开明的“敬天保民”的革命口号推翻商朝的，其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比起商朝来要“温和”得多。西周实行井田制，依山傍水的井田在西周统治区有很多块，每块井田的面积有数千亩甚至上万亩，都被处理的平平坦坦的，都有自成系统的收种道路——阡陌和灌溉设施——沟渠，阡陌和沟渠都是横平竖直的，井田与井田之间往往是一些不适于耕作的山丘或荒地。名义上，井田是属于周王或大贵族的，商朝时期的奴隶变成一家一户的耕种者，这些耕种者以村庄的形式聚居在井田中央，由井田所有者委派基层官员统一管理，进行集体耕作，劳动成果归井田的所有者即周王或大贵族所有，耕种者分得必要的生活资料，甚至拥有少量的私有财产。这些耕种者虽然在待遇上超过商朝奴隶，而且还能够婚娶并拥有自己的简陋住房，他们或者可以被称为农奴，但是他们也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他们不能离开自己所属的井田。西周的井田制文化其实就是奴隶制下的“国有”的农村公社文化，它在西周时期被称为“籍田制”。
每一块井田上都有层级分明的官员队伍和庞大的劳动者队伍，这些官员和劳动者都是一家一户。生老病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井田上的农奴不像商朝时期的奴隶，他们拥有埋葬自己亲人的权力。于是，当人死了之后，其亲人会把死者深埋在井田的某一个地方，埋下去之后，墓上不做任何标识。为什么不做标识呢？这有好多种原因。
首先，由于井田有规规矩矩的阡陌，这些阡陌不仅编有号码，而且横平竖直，形成一个坐标系，死者亲人根据阡陌的坐标能够准确的记住死者墓穴的位置。做标识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要占据井田的土地，也不利于大面积耕种作业。
其次，在西周的礼乐文化中，入土为安是死者的幸运，另一方面，一个人也是不愿意被另一个人指指戳戳的，即所谓不吉利的“千夫所指”。因此，死者亲人不愿意让死者的墓被外人看到，因为，他们担心路过的外人会指着死者的墓对死者评头品足，这既会让死者不得安宁，也危害死者后人的命运。
再次，固然西周时期的陪葬品比起商朝时期大大减少了，但是死者的墓中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陪葬品，如果让墓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那就无异于死者亲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墓肯定是会被盗墓贼盗掘的。
还有，西周的礼乐文化不支持人们到死者墓前祭祀，死者的牌位是供奉在家里的，亲人祭祀死者只在家里进行。这种祭祀先人的形式至今在我国许多地方仍然存在。
由此可见，西周“墓而不坟”的丧葬制度不仅是西周统治者推翻商朝的思想武器，有助于维护西周政权的合法性，它更是配合以井田制为生产关系基础的奴隶制统治制度的手段，有利于井田制的耕作和劳动者劳作秩序的稳定。所谓“古也墓而不坟”，如前所述，“五帝”和夏朝时期的文化早就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了，西周统治者缺乏现代科学的考古知识和先进的考古手段，即便现代人都还没有把夏朝的面貌给“考”清楚，西周初期的统治者是不可能了解距离他们八百年乃至更早时期的先人们的文化面貌的，他们无非是以“复古”之说哄骗人民群众而已，“墓而不坟”的丧葬形式应该就是西周首创的。总之，相较于商朝来说，西周的墓葬制度确实是非常“新潮”的，开明的，更是非常有用的。
二、东周时期的封坟于墓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东迁洛邑，西周灭亡，东周开始，中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五百五十年的东周大略可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两个阶段（战国时期在东周灭亡后又持续三十余年），从大方向上看，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瓦解，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步萌芽的阶段，但是奴隶制生产关系一直还处于主导地位；战国时期是封建制生产关系迅速发展，奴隶制生产关系迅速解体，封建制生产关系逐步处于主导地位。东周时期的墓葬制度与奴隶制生产关系向封建制生产关系的转换密不可分。
奴隶制生产关系的瓦解，其最典型的标志就是井田制的瓦解。井田制的瓦解是墓葬制度由“墓而不坟”转向封坟于墓的根本原因。
早在西周后期，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周宣王北伐姜戎部落失败，并且全军覆没，其中包括从他的井田上抽出来参加战斗的农奴。战后，井田上的农业收成又因农奴怠工和逃亡而一直低下，“籍田制”难以继续有效推行。于是，周宣王试行土地改革——“料民于太原”，就是在“太原”即井田所在的广阔的高原上，周宣王清查自己井田上尚存农奴的户数和人口，把大部分井田作为“私田”分给他们，让他们以户为单位自行耕种，周宣王收取人头税和地租；小部分土质最肥沃的井田仍为周宣王的“公田”。个体劳动者必须首先耕种公田，然后才可以耕种私田。拥有私田的个体劳动者实际上已经由农奴转化为早期农民，这其实就是一次封建地主阶级生产关系的土地改革，客观上讲，年迈的周宣王并不昏庸，他的这次改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最初萌芽。
为了扩大改革成果，周宣王要求奴隶主大贵族们仿照自己的做法，但是各大贵族井田上的劳动秩序相较于周宣王来说要稳定得多，改革因而受到大贵族们的坚决抵制。数年后，周宣王驾崩，周幽王继位，改革遂不了了之。周幽王在位十余年西周就灭亡了，西周灭亡的原因当然不是周宣王的“料民”改革和周幽王的昏庸，——周幽王也未必昏庸。周宣王的井田中有一部分是早先周宣王的父亲周厉王从各大贵族手中巧取豪夺过来的，各大贵族与周王室的矛盾由来已久；而普及“料民”改革又会进一步损害大贵族的利益，于是各大贵族与周王室更加离心离德，以至于周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在国都遭到叛军及犬戎武装进攻时，周幽王因烽火招不来大贵族们的救兵而导致西周灭亡。
尽管周宣王的改革失败了，但是这种新兴的土地制度代表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它有利于促进耕种者的劳动积极性从而可以提高生产力水平，因而后来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周宣王的土地改革。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鲁国推行“初税亩”，在全境废除井田制，全部土地均按田亩数收税。初税亩制度的实行，促进了鲁国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此后，各国纷纷效仿鲁国。
井田制的瓦解，使原来的“墓而不坟”的墓葬形式受到了严峻挑战。
首先，井田按照家庭人口数、耕种能力等因素分给不同的耕种者，不同的耕种者所耕种的田地在面积上是不一样的，于是原来的阡陌便成为桎梏，必须予以废除，而重新设置的地界不仅不再整齐划一了，而且还可能是弯弯曲曲的。而春秋时期的农田水利灌溉技术得到了极大发展，开沟挖渠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这些原因，人们失去了辨识自己先人墓的坐标。
其次，春秋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一部分土地耕种者能够脱离土地专门从事商业活动或手工业生产，土地买卖现象开始出现。土地可以买卖了，不同人家土地的边界便会经常变动，人们识别自己祖先墓的位置就更加困难了。
再者，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天子”大权旁落，人们开始怀疑天帝和鬼神的存在。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战国时期的荀子更直言“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对鬼神的怀疑，使人们不再愿意傻傻的用财物给死去的亲人陪葬，或者至多象征性的用一些简单的日常用品及木偶、泥偶陪葬，这样，他们也就不担心盗墓贼了。
于是，从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尝试给亲人的墓做标记，也就是效仿传说中的商朝人在墓上筑坟，在坟旁植树。
此外，春秋时期东周的统治区域更加广阔，南方已经越过长江，到达湘江中下游地区、赣江中下游地区，东南则到达钱塘江流域。虽然周朝的礼仪制度不可能不作用于南方，但是南方大部分地区实在难以执行周礼中“墓而不坟”的制度。鄱阳湖灌区、洞庭湖灌区、钱塘江流域的土地大多低洼潮湿，人们如果掘墓埋葬亲人，墓穴在挖的过程中就已经积了半坑泥水，把亲人埋在这样的墓中，棺材会很快腐烂，死者的肉身也会很快直接被泥水浸泡，这是大逆不道的，也是违背周礼的孝道的。于是，许多地方的人们便把死者的棺材直接放在陆地上，为了防止棺材受到风吹日晒和雨淋，人们用掺杂着稻草的土墩子把棺材给封起来。可以说，不同于北方实行了数百年的“墓而不坟”，南方人则是坟而不墓。
历史上商朝人筑坟植树的做法和现实中南方人封土为坟的做法影响了北方的墓葬形式改革，因井田制瓦解而对埋葬亲人的方式一筹莫展的北方人逐渐开始在亲人的墓上筑坟，在坟旁植树。
中小贵族或地主有能力在自家的田地里掘墓筑坟，而土地很少的农民舍不得在田地里筑坟，加之土地又可以买卖，无论是贵族、地主和农民都有既有的土地不可能被自家世世代代拥有的担忧，于是，许多贵族、地主和几乎全部农民把死者埋在无主的荒地上，然后筑坟植树以作标识，坟墓中放少量的陪葬品或不放陪葬品。大家跟风，于是一处一处的坟冈便出现了。当然，天子、诸侯、大贵族会为死去的亲人放置相对多的陪葬品（当然也是少于西周时期更少于商朝时期的），为了防止盗墓贼，他们便把坟筑的很高，坟墓中还设置了一些伤人的机关。历史已经证明，东周特大贵族、大贵族们永久保护亲人坟墓的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由于墓上筑坟、坟前植树是违背周礼的，对死者是不敬的，春秋时候，有些人对此还有所顾忌，连大思想家孔子都是如此。孔子奉行“父母在不远游”的孝道，父母相继去世后，孔子准备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以兜售其“克己复礼”思想。此去山高路远，“复礼”任务又异常艰巨，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孔子担心以后回来会找不到父母的墓，于是弟子们便劝孔子仿效当时已经实行了二百余年的做法，即在墓上筑坟。孔子认为这是不孝的，他说：“古也，墓而不坟。”但是又没什么好法子，在弟子们的一再进劝下，他叹口气道：“今丘也，东南西北之人，不可以弗识也。”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他所说的“古也墓而不坟”不仅是指商朝以前，更是指数百年前的西周时期，因此，在墓上筑坟是不利于他宣扬“复礼”的。然而，既然要做“东南西北之人”了，父母的墓又“不可以弗识”，孔子最终还是给父母的墓封了一个四尺高的坟，坟前栽了一棵树。
随着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复礼”事业的失败，以法家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战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封建社会逐渐形成。战国时期，不仅农民筑小坟，地主筑大坟，大地主乃至公卿、国君筑巨坟，而且人们年年清明还要为亲人的坟添一次土，西周“墓而不坟”的传统墓葬制度被彻底打碎。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之后，随着刻石技术的提高和文字的普及，坟前植树陆续改为立碑，碑上可以记载死者的名讳甚至生平，其标识意义大大超过树木。魏晋时期精美的魏碑体书法就是借助大量的墓碑流传下来的，这可能是筑坟立碑留给后人的一份意外的文化遗产吧。
我国人口多，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以“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为原则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以废除土葬为措施的殡葬制度改革，是我国解决人口与耕地矛盾的主要措施。如今，在新的世界形势和新的国情下，计划生育政策已相对放开，殡葬改革在解决人口与耕地矛盾中的地位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殡葬管理制度，2018年9月出台的《殡葬管理条例（修正案）》再次强调在人口相对稠密的省、市、自治区推行少占耕地乃至不占耕地的火葬形式，严禁私自建造坟墓，条例并制定了相关移风易俗的宣传和教育措施。
人来到世上，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人死了，又为什么不愿意从有到无，非要占着一块土地不可呢？当前，殡葬改革不断向前推进，各地平坟去碑的行动逐渐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以火葬为主要形式的无污染殡葬形式持续得到推广。那些抱残守缺，总是渴望着把亲人的完整尸骨埋到土里并筑坟立碑的人们需要转变思想了。须知，不以坟丘占有任何土地资源，恰恰是西周宗法制社会的传统做法，即“墓而不坟”，而东周时期因礼崩乐坏而出现的的墓上封坟、坟前植树的做法才是违背“传统”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