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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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三国时期包括汉献帝建安时期（196-220）、魏蜀吴鼎立时期（220-263）和魏（晋）吴对立时期（263-280）。由于“建安”和“正始”分别是三国前期（196-233）和后期（233-280）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而三国前后期的诗歌面貌迥异，文学史上遂把三国前后期诗歌分别称为建安诗歌和正始诗歌。
正始诗人主要有阮籍（210-263）、嵇康（223-263）、何晏、应璩、刘劭、向秀、刘伶等十人左右，但除了阮籍和嵇康，其他诗人存诗极少，有的甚至只有诗人之名而无作品传世。因此，考察正始诗歌的思想艺术追求，主要就是考察阮籍和嵇康诗歌的思想艺术追求。通过对阮籍和嵇康诗歌作品的梳理，我们发现，正始诗歌的思想艺术特征深受当时变异了的时代思想和时局的影响，即：儒学思想的变异使正始诗歌在思想上非儒，玄学思想的成熟使正始诗歌在意境上求旷，政治生态的险恶使正始诗歌在风格上尚气。
一、儒学思想的变异使正始诗歌在思想上非儒
从汉武帝继位不久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正始时期，儒家思想一直是社会唯一指导思想，文人当然也以学习儒经、解读儒经和传授儒经为主要任务。但是，如果要求儒学去解释五花八门的社会现象，儒经研究就必然要不断吸取其他学说的观念来补充自己，儒学也就必然要逐渐非儒学化。
两汉交替之际战乱频仍，大量军民暴尸荒野，瘟疫横行，加之天灾连连，儒家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思想受到人们质疑。无助的人们把希望寄托于谶纬之学，希望靠天神来保佑自己，统治者遂把谶纬之学嫁接到儒学体系上，以适应社会治理需要。整个东汉时期，谶纬之学一直跟儒学如影相随。传统儒学走了样。
建安年间，军阀混战不休，靠仁义道德治理天下无异于痴人说梦。刘表认为，治理天下，没有狡诈的谋略和严苛的制度是不行的，于是以他为代表的“荆州学派”把术和法的思想嫁接到儒学的体系上。儒学进一步走样。
曹丕篡汉之后，魏蜀吴鼎立之势一时难以改变，加之战乱已使社会疲惫不堪，于是他采取了休养生息的国策。为了把自己包装成尧一样的“无为而治”的君主，曹丕把民间的道家思想嫁接到儒学体系上。儒学更不像儒学了。
正始时期，司马氏集团一方面大肆屠杀忠于曹魏的士子，加紧篡夺曹魏政权，另一方面又标榜儒学的“名教”，给自己拉一块遮羞布。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兴趣，同时又因司马氏对“名教”的态度而鄙视早已面目全非的儒学。于是，嘲笑和批判儒学成为阮籍和嵇康诗歌的主要思想内容。
阮籍《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其十）是这样的：
微微我徒。秩秩大猷。研精典素。思心淹留。
乃命仆夫。兴言出游。浩浩洪川。泛泛杨舟。
仰瞻景曜。俯视波流。日月东迁。景曜西幽。
寒往暑来。四节代周。繁华茂春。密叶殒秋。
盛年衰迈。忽焉若浮。逍遥逸豫。与世无尤。
诗的前四句，诗人说自己不仅从小潜心学习儒家经典，也算是饱读诗书了，而且长大之后，他的思想还老是在儒家学说中滞留。诗人想说的就是自己平生学儒的目的乃治国平天下。接着，诗人渲染了自己目前的所作、所为和所见，其所作、所为、所见与儒家教育是毫不相干的：或者驾着船游览大川，看艳阳在天，大河东流，看月亮东升，太阳西沉；或者独坐书斋，感受寒来暑往，四季更迭，感受花开叶落，春荣秋歇。诗人借描绘自己的现实生活状态，试图说明儒家经典对他是无用的，根本不能用来治理国家；诗人借描绘大自然井然有序的轮回，试图说明“大道”有自己的既定规律，根本不理会儒士们循章索句的解释。阮籍用这样的方式否定了儒学。
嵇康的哥哥嵇喜（字公穆）曾任扬州刺史、徐州刺史，官至宗正卿，但是其入仕的起点是军功。嵇康早年有一组赠给刚刚从军的嵇喜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诗人与嵇喜对于儒家的入世观展开争论。
嵇康从汉初韩信的遭遇出发，认为士子为君主分忧最终却会落得“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的悲惨结局。接着，他以成对鸳鸯的生活习性为喻回忆自己跟嵇喜相依为命的手足之情，希望嵇喜能够珍视当初志同道合的兄弟友谊，所谓“朝游高原，夕宿兰渚，邕邕和鸣，顾眄俦侣”，所谓“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颈振翼，容与清流”。然后，诗人进一步提醒嵇喜，别把从军想象得那么美好，从军是有危险的，即“岁曰幽深，岂无颠沛？”诗人认为，嵇喜从军之后，兄弟俩劳燕分飞，且又有性命之忧，实在是不值得，他责备嵇喜道：“所亲安在？舍我远迈。”
虽然说服嵇喜比较困难，但是，诗人并没有死心。嵇康回顾了自己抛弃儒学，求仙学道的经历，对嵇喜说：“乘风高游，远登灵丘。托好松乔，携手俱游。朝发太华，夕宿神州。弹琴咏诗，聊以忘忧。”由于担忧嵇喜最终不会听自己的劝诫，嵇康又用严厉的口吻批判世间儒士的恶行：“流俗难悟，逐物不还。”他要求嵇喜要认清是非，一定要与儒士割裂，与贤人为伍，所谓“与彼共之，予何所惜！”
《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中的兄弟情谊虽然一目了然，但是诗用词犀利，嵇康否定儒学世界观毫不犹豫，比阮籍还要决绝。
二、玄学思想的成熟使正始诗歌在意境上求旷
正始时期占主流地位的社会思想是玄学思想。玄学思想建安时期就已经萌芽，到正始时期已趋于成熟。玄学思想对正始诗人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特别是在他们追求诗歌清远虚旷的意境方面。
玄学思想能够在正始时期广为传播，是有其特定原因的。
玄学思想首先是被儒学思想和道家思想催生的。在非儒的社会背景下，正始文人讨厌早前儒家对儒学经典中的字句不厌其烦的解释。由于黄初年间（220-226）曹丕已经把道家思想引入儒学体系，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哲学家遂不自觉的以老庄之学解释儒学“六经”，把“玄虚”、“空理”附会到儒学经典中，“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饰华言以翳实”（《晋纪·范宁论》）。
玄学思想还是正始时期文人崇尚清谈的产物。由于正始时期的文人在仕途上被边缘化，他们遂把东汉的“清议”之风发展成为“清谈”之风。这些文人常常聚集在一起，于品茶、饮酒、弹琴之间，谈论时政，辩说时学——何晏之学，品评时人。包括阮籍、嵇康在内的“竹林七贤”就是典型的正始清谈群体。阮籍、嵇康讥嘲儒学，推崇何晏、王弼之学，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此基础上，阮籍、嵇康主张脱离现实，在虚、空、远的哲学境界中体悟生命的存在。
在玄学和诗歌的关系上，阮籍、嵇康主张把玄学思想引入诗歌创作，让诗歌中的意象脱离儒学范畴，进入玄学虚、空、远的境界，从而创造诗的清远虚旷的意境。
阮籍有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每首诗往往可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写景，后一部分言志。言志部分抒情与议论相结合，目标明确，言语犀利，谈不上意境；而写景部分虽然有许多实实在在的意象，但是由于有玄学思想的介入，这些意象遂迷蒙起来，它们或飘逸在《庄子》名篇中的神仙世界里，或流连在道家修行的神秘山谷间。比如《咏怀诗》第四十三首的前半部分：
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
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
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
大雁结群向偏远的地方飞去，它们扇动巨大的翅膀，翱翔在长风之上，万里之遥也就是一瞬的功夫。它们到达的那个地方真是仙境啊，早上可以吃到琅玕鲜果，晚上则在丹穴中休息。
诗中的鸿鹄正如《庄子·逍遥游》中的“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庄子的大鹏飞向“南冥”的“天池”，阮籍的鸿鹄飞向“荒裔”的“丹山”。“天池”和“丹山”都不是凡人所曾到过的地方，都是传说中的仙境。鸿鹄飞向万里之外的丹山，如同大鹏飞向万里之外的天池，鸿鹄和大鹏虽然是人间的鸟，但是丹山和天池却不是人间的，阮籍学到了道家的真谛，通过鸿鹄把人间和仙界连通起来，诗的意境无比辽阔深远。另外，万里之遥，鸿鹄一瞬间就飞到了，这样，鸿鹄不仅神仙化了，而且它简直就是时间的化身，诗人使鸿鹄把无限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融在一起，诗的意境就不仅在空间上辽远，而且在时间上无穷起来。
嵇康有一首《酒会诗》写的是诗人与曹魏王室的一次饮宴活动。诗人与这些酒肉之徒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并没有忘情的饮酒，却在思念远方幽隐的知己。诗人写道：“乐哉苑中游，周览无穷已。百卉吐芳华，崇基邈高跱。林木纷交错，玄池戏鲂鲤。轻丸毙翔禽，纤纶出鳣鲔。”
前四句写的是眼前之景。眼前之景是诗人和其他参与饮宴的王室成员所共有的，但是，诗人感受到的眼前之景却不是那些酒徒所能感受到的。在诗人的笔下，房舍密集的宫殿却是空阔广大的，这其实是遗世独立的诗人的心理境界，诗的清远意境初具形态。宫内虽然百花斗艳，但是宫墙外却见到遥远的高耸的群山。“崇基邈高跱”这句诗不仅衬托了皇宫的空旷，更把诗情引向宫外的远方，为后面四句的怀人做了准备。
后四句是诗人想象的知己隐居处的风物。高大的树林中生长着低矮的灌木，清澈的水池中嬉戏着鱼群，诗人的知己用弹丸打下高空的飞禽，用钓丝钓起硕大的鳇鱼。隐者生活的环境虽然不同于宫中酒徒们眼中的宫廷环境，但是却跟诗人眼中的宫廷一样空旷清幽。由于诗人引入了玄学思想，诗人的知己已经化身为成仙的道士了。
三、政治生态的险恶使正始诗歌在风格上尚气
在广义的八十余年的三国时期（196-280），短短的正始年间（240-249）是分裂的三国局面走向转折的时代。这十年，一方面早前曹丕及曹叡前期休养生息的国策已经见效，魏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超过吴国和蜀国的总和，改变早先的国策，转向积极进取以统一天下，成为正始时期魏国的战略选择；另一方面，由于曹丕、曹叡早卒，新继位的第三位皇帝曹芳年仅八岁，身受曹丕、曹叡两次托孤之重，大权独揽的司马懿萌生了取代魏国的念头，正始年间正是司马氏积极布局篡位和统一战争的十年。
从曹操于建安十一年（216）被封为魏王时候算起，到正始初年，魏国已经被曹氏经营了二十多年，北方文人士大夫大多接受了曹氏为天下正统的现实，司马氏要想成功篡魏，就必须除掉这些文人，而正始十年正是司马氏精心布局，以求一网打尽曹魏集团文人士大夫的十年。名士何晏、丁谧、李胜、毕轨于正始末被夷灭三族，史称天下名士去其半。一时间，魏国血雨腥风，政局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尚存的名士比如阮籍、嵇康、夏侯玄、李丰、山涛等或战战兢兢的躲避，或起而抗争，或投降司马氏。
“竹林七贤”正是在这种高压政治环境下形成的。“七贤”中虽然既有惊惧者，又有抗争者，也有投降派，但是“七贤”聚会竹林的最初目的是一边清谈玄理，一边在避祸中等待时局的转圜。但是，令“七贤”失望的是，时局不仅一直没能转圜，相反，随着名士夏侯玄、李丰等被杀，曹魏集团的势力持续衰落，“司马昭之心”已经“路人皆知”。
在“竹林七贤”中，阮籍和嵇康属于抗争派，他们抗争的手段是置身家性命和宗族安全于不顾，坚决不跟司马氏集团合作。阮籍、嵇康的这种政治态度反映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中，诗歌就具有了慷慨悲壮的情怀，即所谓“尚气”。“尚气”本来是建安诗歌的风格，也就是壮怀激烈的报国情怀；对于阮籍、嵇康所代表的正始诗人，报国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他们诗歌中的“气”虽然继承了建安诗歌的慷慨激昂，却失去了建安诗歌的报国之志，而代之以悲怆之情了。
阮籍《咏怀诗》第七十八首写道：
昔有神仙士，乃处射山阿。
乘云御飞龙，嘘噏叽琼华。
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
自伤非俦类，愁苦来相加。
下学而上达，忽忽将如何。
阮籍对司马氏集团排斥异己，屠杀名士的行为深恶痛绝，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做遮羞布拉拢一些名士的做法非常鄙视。为了躲避司马氏集团对他的拉拢或迫害，他一直隐居山林，或清谈时事，或炼丹修道，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寻求精神寄托。但是，险恶的时局跟他如影相随，这令他无比苦闷。这首诗就反映了阮籍隐居期间的复杂心情。
诗人向往传闻中的住在“射山”脚下的古代“神仙士”，驾着青龙腾云出雾，呼吸清露，品尝琼花。诗人对这种妙不可言的理想境界的描绘正是他慷慨向上的情怀的写照。但是，“可闻不可见，慷慨叹咨嗟”两句诗突然把诗人拉到现实中来，诗人知道，所谓神仙世界是不存在的。接着四句诗描绘了诗人的现实苦恼。他意识到自己不被司马氏待见的前途是凶险的，他当然有“自伤”心理；而更令他难过的是，自己学仙求道的结局，一样是渺茫的。诗的后四句当然仍然有慷慨之气存在，只是慷慨中又透出悲壮之气来。诗引用孔子于鲁哀公十四年获麟后所说的“下学而上达”这句话，颇有孔子搁笔《春秋》的悲壮意味。
嵇康诗歌中多“峻切之语”，其慷慨悲壮之气比阮籍更加鲜明。比如嵇康的《五言诗三首》之三写道：
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
何为秽浊间，动摇增垢尘。
慷慨之远游，整驾俟良辰。
轻举翔区外，濯翼扶桑津。
徘徊戏灵岳，弹琴咏泰真。
沧水澡五藏，变化忽若神。
恒娥进妙药，毛羽翕光新。
一纵发开阳，俯视当路人。
哀哉世间人，何足久托身。
诗人鄙视世间的“俗人”，希望与“松乔”那样的仙人为伍，他立志“慷慨”“远游”，以便遨游于世外，徘徊于灵山之间。他用“扶桑”之水清洗自己的翅膀，服用嫦娥的仙丹以使自己的羽毛“光新”；他用“沧浪”之水清洗自己的五脏，以琴曲歌咏自己内心的“泰真”之情。
诗人的这些渲染透露出他郁结已久的慷慨之气，然而他却躲不开那些“俗人”、“路人”、“世间人”，因而他痛苦，绝望，于是其慷慨之气中遂灌注了悲怆之气。
稍早于正始诗歌的建安诗歌，崇儒，求实，尚慷慨激昂，“骨气奇高”（《诗品》之语）；略晚于正始诗歌的太康诗歌，则随波逐流，搜艳索安，是颓废的儒者之音，无聊的无病呻吟之音，是“儿女情多，风云气少”（《诗品》之语）之音。正始诗风上承建安诗风，下启太康诗风，在思想艺术追求上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儒学思想的变异使正始诗歌在思想上非儒，玄学思想的成熟使正始诗歌在意境上求旷，政治生态的险恶使正始诗歌在风格上尚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