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背景出发探究《鹑之奔奔》的主旨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鹑之彊彊，鹊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

由于《毛诗序》的作者坚持认为宣姜跟卫宣公和卫宣公庶子昭伯的两端婚姻都属于乱伦，因此该书认为这首《鹑之奔奔》也是讽刺宣姜的，并且认为诗是宣姜的亲生儿子卫惠公所作，是卫惠公讽刺宣姜与惠公同父异母哥哥昭伯之间的乱伦行为。

        《诗经》中的绝大部分作品的题旨有争论，但是，古往今来的《诗经》重要论家诸如司马迁、戴圣、刘向、郑玄、朱熹、梁寅、王守仁、王先谦、陈寅恪等对这首《鹑之奔奔》题旨的看法都跟《毛诗序》一样，可谓罕见的“英雄所见略同”！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注译本《诗经》录存了当代《诗经》研究大家对这首诗的译诗：“鹌鹑双双飞，喜鹊对对配。这人没德性，反称为长辈！/喜鹊对对配，鹌鹑双双飞。这人没德性，反居国君位！”这样的译诗显然非常形象的概括了两千多年来诗论家对《鹑之奔奔》题旨的一致性认识。《诗经》中的作品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如果只从字面上理解《鹑之奔奔》，那么这首诗就太肤浅了，甚至没有流传下来的必要。我们说，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探究《鹑之奔奔》的主旨，我们必须从该诗的写作背景出发。

我们知道，卫惠公继位前后的卫国政局非常混乱，而卫惠公能够做国君，得益于生母宣姜。首先，宣姜利用卫宣公对自己的宠幸，借卫宣公之手杀掉太子伋，为她的儿子卫惠公继位创造了必要条件。其次，太子伋的同母兄弟公子黔牟发动叛乱，推翻了卫惠公，宣姜则接受齐襄公之命跟卫宣公别的妃子所生的庶子昭伯婚配，一方面获得了齐国援助实现卫惠公十年后的复位，一方面宣姜又为卫惠公增添三名同母兄弟巩固了卫惠公的地位。卫惠公复位后，怨恨周惠王容留逃亡的公子黔牟，宣姜和昭伯协助卫惠公组织对周王室的军事进攻，并取得了胜利。卫惠公病死的时候，宣姜是否还健在，不得而知，但是昭伯还健在，昭伯带领他跟宣姜所生的三个儿子，尽心辅佐卫惠公的儿子卫懿公。从这些史实可以看出，宣姜和昭伯对卫惠公有再造之恩，是卫惠公安全执政和顺利把政权交给儿子的最重要的依赖力量，他怎么会写《鹑之奔奔》这首诗把宣姜和昭伯的婚姻污蔑为乱伦呢？

此外，卫国和齐国世代联姻，齐国是卫国能够生存于晋、郑、宋等国之间的坚强的外交依靠者，也是卫国抵御北方狄人侵扰的重要帮手，卫惠公生母宣姜跟昭伯的婚姻是卫惠公的舅舅齐襄公亲自指定的，而且宣姜跟昭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们的婚姻符合当时的法律要求和道德标准。卫惠公难道会冒着得罪亲舅舅和齐国的风险，讽刺自己母亲的一桩本来就合法的婚姻吗？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认识这首《鹑之奔奔》的主旨呢？我想，对这首诗的正确理解，关键在“人之无良”上。古今《诗经》论家都把“人之无良”理解为是卫惠公讽刺昭伯，即昭伯是一个“无良”的人。其实，当我们仔细想想卫惠公国君之位失而复得的跌宕过程，就能够感觉到，卫惠公想骂的是包括公子黔牟、公子左、公子右甚至周王室的那些政治对手。由于宣姜跟昭伯的婚姻打碎了卫惠公政治对手们的梦，卫惠公的政治对手们必将对宣姜跟昭伯的婚姻恨之入骨，这“人之无良”应该是卫惠公的政治对手们辱骂宣姜和昭伯的。还有，诗中的鹌鹑、喜鹊都是吉利的动物，卫惠公用这两种动物的双双对对来比拟宣姜跟昭伯的婚姻，哪里有讽刺之意呢？从以上这些认识出发，我们不妨这样翻译《鹑之奔奔》：“相互偎依是鹌鹑，双双配对喜鹊欢。你们骂的无良者，对我关爱不一般！/双双配对喜鹊欢，相互偎依是鹌鹑。你们骂的无良者，我看其实是贤人！”从写作背景出发，我们探究到的《鹑之奔奔》的主旨与传统看法竟是相反的。

《诗经》中的作品反映的是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孔子以“思无邪”三字准确的概括了《诗经》作品的思想本质，现存的《诗经》研究著作都是西汉及其以后时代的，这些著作总是以越来越腐朽的时代礼教思想来分析《诗经》，也就越来越偏离了《诗经》“思无邪”的主题。溯本清源，回到《诗经》中每一首作品的时代去分析作品，我们才能正确把握《诗经》的主题。